唐憲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的成都，秋意剛染透錦江兩岸的蘆葦，有個消息在文人圈子裏炸了鍋：“長安來的元稹大人，要專程去見薛濤姑娘！”
    那會兒的薛濤，已不是剛入樂籍時的青澀丫頭了。四十出頭的年紀，頭發挽成素雅的螺髻，穿件淡青的襦裙，不施粉黛卻自帶風韻——常年浸在詩裏，又見過太多世麵，讓她身上既有女子的溫婉，又有文人的通透。加上“女校書”的名號早就傳開，蜀中的官員見她要客氣三分，外地來的文人更是以能和她聊詩為榮，妥妥的“蜀中詩壇社交頂流”。
    即便如此，聽說元稹要見她，薛濤心裏犯了點嘀咕。她聽過元稹的名頭：這小子比她小十一歲，卻是長安城裏紅得發紫的才子，寫的“曾經滄海難為水”傳遍天下，還跟白居易搭夥搞“新樂府運動”，脾氣裏帶著點文人的傲氣。“他會不會覺得，我一個樂籍女子，就算會寫詩也登不了大雅之堂？”薛濤對著鏡子理了理衣襟，心裏打了個小鼓。
    沒等她琢磨完，院門外就傳來了腳步聲。開門一看，見個身材清瘦的男子站在那兒，穿著件洗得發白的青布官袍，手裏攥著本卷邊的詩集，眼睛亮得像藏了星光——正是元稹。
    “在下元稹，久聞薛姑娘詩名，今日特意登門，想跟姑娘討教幾句。”元稹的聲音帶著長安口音，客氣卻不疏離。
    薛濤趕緊請他進屋，院裏的枇杷樹剛結了青果，她泡了杯曬的茉莉花茶，遞到元稹麵前：“元大人客氣了，您的詩我也常讀，‘曾經滄海難為水’這一句，我還抄在箋紙上反複琢磨呢。”
    這話一出口，元稹眼睛立馬亮了：“哦？姑娘覺得這詩哪裏好？”
    “好就好在‘真’，”薛濤端起茶杯，輕輕吹了吹熱氣，“思念亡妻的心思，沒藏著掖著，直白又戳心。不像有些詩人，寫情詩滿是辭藻，倒沒了真心。”
    元稹愣了愣，隨即大笑起來：“薛姑娘這話，說到我心坎裏了！我見慣了那些端著架子的文人，要麽覺得女子寫詩不值一提，要麽就想跟我套近乎求推薦，還是跟姑娘聊天痛快！”
    那天兩人一聊就聊到了日落。從《詩經》裏的“蒹葭蒼蒼”，聊到李白的“蜀道之難”；從寫詩的押韻技巧，聊到蜀中的風土人情。元稹說起在長安的趣事，薛濤講她早年在樂營的經曆；元稹感慨官場複雜，薛濤就勸他“守好初心便好”。臨走時，元稹握著薛濤送他的詩稿，說：“明日我休沐，想請姑娘遊錦江，不知姑娘願不願賞光？”
    薛濤看著他眼裏的真誠，笑著點了頭：“好啊，正好讓元大人看看，我們蜀中的錦江，比長安的曲江池差不差。”
    第二天一大早，元稹就雇了艘烏篷船，在錦江碼頭等薛濤。那天的天氣格外好，陽光灑在江麵上，像撒了滿河的碎金子，岸邊的蘆葦隨風晃，偶爾有白鷺掠過水麵。薛濤穿了件藕荷色的襦裙，坐在船頭，手裏拿著支筆，隨時準備記下靈感；元稹坐在她對麵，手裏拿著酒壺，時不時給她倒杯酒。
    船行到江心，元稹看著薛濤的側臉，說道：“我之前聽人說，蜀中有個‘女校書’，詩寫得比男人好，我還不信，今日見了姑娘，才知傳言半點不假——你這才華，要是生在男子家，怕是早就中了進士，當上官了！”
    薛濤被他誇得臉紅，低頭看著江水，輕聲說：“女子又如何？能把心裏的話寫出來，被人懂，就夠了。”說著，她拿起筆，在隨身帶的箋紙上寫了兩句：
    “雙棲綠池上，朝暮共飛還。”
    寫完遞給元稹，“元大人，見笑了，這是我剛才看江麵上的水鳥，想到的。”
    元稹接過一看，心裏立馬暖了——這詩裏的意思，他懂，是想跟他像水鳥一樣，雙宿雙飛啊。他趕緊拿起筆，在旁邊和了一句：
    “錦江滑膩蛾眉秀，幻出文君與薛濤。”
    寫完遞給薛濤，“我把你比作卓文君，她是蜀中才女，你比她更勝一籌。”
    薛濤看著那句詩，眼睛裏泛起了光。四十多年了，她見多了對她圖謀不軌的官員，見多了把她當“陪襯”的文人，還是第一次有人把她當成平等的知己，當成值得尊重的才女。那天的錦江之上，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寫了好幾首詩，船靠岸時，夕陽都快落到西山上了。
    從那以後，元稹隻要有空，就會找薛濤。有時候是在薛濤的小院裏，就著枇杷樹的影子聊詩；有時候是去城外的草堂，踩著青苔看古跡；有時候是在江邊的酒肆，點兩碟小菜，喝著酒聊人生。薛濤雖然比元稹大十一歲，可兩人在一起時，根本沒覺得有年齡差——他懂她的才華，她懂他的抱負；他疼她的過往，她惜他的真誠。
    那段日子，薛濤的詩裏滿是甜意。她寫“芙蓉新落蜀山秋，錦字開緘到是愁”；
    哪怕隻是短暫分別，也會牽掛；她寫“今日相逢瘴海頭，共驚爛漫開正月”。
    把和元稹的相遇，比作寒冬裏開的爛漫花朵。元稹也把薛濤當成了知己，連處理公務時遇到的煩心事，都會跟她念叨——他說官場裏的爾虞我詐，說自己想改革卻處處受阻，薛濤從不打斷，安靜聽著，偶爾遞杯茶，說句“慢慢來，總會好的”。
    快樂的日子，總像錦江裏的流水，跑得飛快。沒過多久，元稹就收到了朝廷的調令——要他回長安任職。
    接到調令那天，兩人坐在薛濤的小院裏，枇杷樹的葉子落了一地，氣氛靜得能聽見風吹葉子的聲音。元稹拉著薛濤的手，聲音嘶啞：“阿濤，我……我得走了。”
    薛濤沒哭，低著頭，輕輕撫摸著他手背上的紋路，過了好一會兒才說：“我知道，你的抱負在長安，不能總困在蜀中。”她起身走進屋，拿出一張染的紅色箋紙，提筆寫了首《送友人》：
    “水國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蒼蒼。
    誰言千裏自今夕，離夢杳如關塞長。”
    寫完遞給元稹，她輕聲解釋：“晚上的錦江有霜，月色和山色都是灰蒙蒙的，就像我現在的心情。別人說千裏之別從今晚開始，可我覺得，連我的夢，都會像邊關一樣漫長，見不到你。”
    元稹接過箋紙，眼眶瞬間紅了。他把薛濤摟進懷裏，說：“阿濤，你等我，我回長安站穩腳跟，就來接你，咱們再也不分開。”
    薛濤靠在他懷裏，點了點頭，沒說話——她心裏其實有點慌，她見過太多男人的承諾，真正能兌現的，沒幾個。可她還是願意信他，願意等他。
    送元稹去碼頭那天，下了點小雨。薛濤站在岸邊，看著元稹乘坐的船慢慢駛遠，直到變成江麵上的一個小黑點，才轉身離開。她沒哭，隻是把手裏的油紙傘握得緊緊的，傘柄都被她攥出了印子。
    回到小院，她把元稹送她的詩集放在桌上，每天都拿出來翻一翻，盼著長安來的信。一開始，元稹還會寄信來，說他在長安的情況，說他還記得她的承諾；可過了半年，信就越來越少了，最後幹脆沒了音訊。
    後來，薛濤從一個路過成都的長安商人嘴裏聽說，元稹回長安後，很快就娶了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女兒韋叢——韋家是名門望族，能幫他在官場上走得更遠。
    那天晚上，薛濤坐在燈下，把元稹寫的詩和寄來的信，一張張攤在桌上。她沒哭，拿起筆，在一張白色箋紙上寫了句
    “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
    寫完又揉了揉，扔進了紙簍。她不是怪元稹，她懂，在那個年代，男人的仕途比什麽都重要，她一個樂籍女子，終究是他人生裏的“過客”。
    可這段感情，也沒白過。至少她曾擁有過那樣熱烈的愛戀，曾被人當成知己一樣珍惜，這就夠了。
    除了讓她動心的元稹，薛濤在詩壇的朋友，可不止這一個。遠在長安的白居易，跟她隔空“聊”得火熱了。
    白居易比薛濤小六歲，兩人從沒見過麵，卻靠著詩句成了“神交”。白居易早就聽說了薛濤的才華，特意寫了首詩寄給她：
    “若似剡中容易到，春風猶隔武陵溪。”
    意思是“要是去蜀中的路像去剡中那麽容易，我早就去見你了，可惜咱們之間，就像隔著武陵溪一樣遠”。
    薛濤收到詩，趕緊回了首《寄白二十二舍人》：
    “已報微官供夙願，免教辛苦下龍門。”
    她知道白居易當年考進士有多難，特意恭喜他得償所願，不用再辛苦“闖龍門”了。
    後來白居易又給她寫詩，誇她“蜀女多才俊，薛濤尤絕倫”——說蜀中女子裏有才的多，薛濤是最拔尖的那個。薛濤看了，心裏暖暖的，又回了首詩，說“不謂殘生能至此，始知林下有閑人”，跟白居易調侃現在的日子，倒也清閑自在。
    兩人就這麽靠著書信唱和，雖然沒見過麵，卻成了彼此最懂詩的朋友。白居易後來被貶江州，還寫信跟薛濤吐槽：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
    薛濤看了，趕緊回詩安慰他：
    “莫言炙手手可熱，須臾火盡灰亦滅”，勸他看開點，官場的繁華都是暫時的，不如多寫點好詩。
    除了白居易，薛濤跟張籍、王建這些詩人，也處得像朋友一樣。
    張籍是個出了名的“詩癡”，為了讀好詩，能把別人的詩燒了拌著蜂蜜吃（傳說“張籍焚詩”）。他路過成都時，特意去見薛濤，兩人在錦江邊上的酒肆裏，聊了一下午詩。張籍被薛濤的才華折服，回去後寫了首《寄蜀客》：
    “萬裏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
    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
    這首詩一傳開，“女校書”這個稱呼就釘在了薛濤身上。本來“校書郎”是朝廷裏負責校對典籍的九品官，從來沒給女子當過，可因為薛濤，大家覺得“校書”這兩個字，配她正好；後來甚至連其他樂籍女子，都被人客氣地叫做“校書”——這都是薛濤用才華掙來的尊重。
    王建跟薛濤也很熟，他寫過首《寄蜀中薛濤校書》，把薛濤的日常寫得活靈活現：
    “萬裏橋邊女校書，枇杷花裏閉門居。
    浣花溪裏花多處，為憶先生在蜀都。”
    詩裏的“先生”，指的就是薛濤——在那個年代，能被人稱為“先生”的女子，可沒幾個。
    薛濤跟這些詩人交往，從來不是靠奉承討好，而是靠實打實的才華。他們聊詩時，她敢指出對方詩句裏的不足；對方誇她時，她也不謙虛，會笑著說“這句我確實寫得好”。她從不因為是樂籍女子就自卑，也不因為對方是大詩人就恭維——這種平等又真誠的相處方式，讓她在詩壇裏收獲了一堆真心朋友。
    那段日子，薛濤的小院總是很熱鬧。有時候是張籍路過，來喝杯茶聊詩；有時候是王建寄信來，跟她討教詩句；有時候是白居易托人帶禮物，送她長安的新茶。雖然元稹的離開讓她心裏有點空，但這些朋友的陪伴，讓她的日子依舊過得有滋有味。
    她還是會每天寫詩，用自己染的彩箋，寫蜀中的山水，寫身邊的趣事，寫心裏的感觸。她的詩裏，沒有了年輕時的青澀，也沒有了失戀後的傷感，多了幾分通透和從容。就像她寫的“老去不知花有態，亂來唯覺酒多情”，雖然經曆了那麽多，可她依然愛著詩，愛著生活。
    後來有人問薛濤：“你跟這麽多大詩人交朋友，最難忘的是誰？”
    薛濤笑著說：“每個朋友都難忘。元稹讓我懂了什麽是愛戀，白居易讓我懂了什麽是知己，張籍、王建讓我懂了什麽是真誠。他們都是我人生裏的光，照亮過我走過的路。”
    薛濤這一輩子，雖然命運坎坷，從長安神童落到樂籍，她憑著自己的才華，在詩壇裏闖出了一片天。她不是依附男詩人的“紅顏禍水”，也不是故作清高的“世外高人”——她就是薛濤，一個敢愛敢恨、能寫能聊的蜀中才女，一個在詩酒風流的唐朝裏，靠著自己活成“頂流”的獨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