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重文的目光掃過全場，看到不少人，包括之前一些持中立態度的同誌，都露出了深思和認同的表情。他知道，火候到了。
    他稍微放緩了語速，但分量更重，話語中充滿了對陳朝陽毫無保留的信任與支持：
    “朝陽同誌這個人，我是了解的。
    從他在華北獨當一麵，到朝鮮戰場帶著暫編裝甲師打出威風，再到如今在學院搞教學。
    他有時候說話是衝，是直接，可能不那麽‘好聽’。但是，”
    “他每一次的判斷，都是基於大量調查研究，基於對敵我態勢的深刻洞察。
    他敢說真話，敢於提出不同意見，這正是我們軍隊需要的寶貴品質。
    我們要保護的，就是這種敢於直麵殘酷現實的清醒。
    我們要堅決防止和糾正的，是那種因為和平空氣而滋生的麻痹思想，是那種‘右’的傾向！”
    他最後站起身，一錘定音：
    “總參的意見很明確：朝陽同誌的報告，核心觀點是正確的，是及時的，是對全軍的有力提醒。
    各部隊，必須以此為鑒，統一思想。
    要明確告訴所有指揮員：談判越是深入，戰備越要加強。
    誰敢因和談鬆懈戰備，導致部隊受損，就是瀆職，就是犯罪，嚴懲不貸。”
    決議已下，塵埃落定。
    會場內先前緊張對峙的氣氛為之一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凝聚起來的決心。
    羅重文的這番表態，不僅幹淨利落地撇清了加在陳朝陽身上“極左”的汙名，更以雷霆之勢統一了高層思想，為他所賞識的這位年輕將星的未來之路，掃清了一道關鍵障礙。
    七月的蘇北，天地間像個巨大的蒸籠。
    毒辣的日頭毫無遮攔地炙烤著大片泛著白霜的鹽堿地。
    在桃源縣境內新規劃的一條主幹渠工段上，焦躁的情緒正在數千民工中蔓延。
    渠道的雛形已經挖開，但關鍵的“精平”階段卻卡了殼。
    現場指揮、副縣長馮大勇看著眼前幾份相互矛盾的數據，頭皮一陣發麻。
    他手下幾個年輕技術員，正為了一段不到五百米渠道的坡降吵得麵紅耳赤。
    “紹文同誌，按你昨天測的這個標高往下挖，水流到前麵那個窪地絕對就停住。
    這不成死水潭了嗎？”
    年輕的技術員王清新指著圖紙，額角的青筋都微微凸起。
    他剛從省水利學校畢業不久，滿腦子都是書本上精準的水力學公式，無法容忍任何可能影響工程效果的誤差。
    他對麵，年紀稍長、戴著厚重眼鏡的徐紹文技術員扶了扶鏡框，臉色同樣漲得通紅，指著另一組數據據理力爭：
    “清新同誌，你測的那條線更危險。
    照你那陡峭的坡度，水衝下來比脫韁的野馬還快。
    這新夯的土堤根本經不住衝刷，不出三天就得垮塌，這個責任誰負？”
    兩人各執一詞，互不相讓，爭吵聲引來了更多技術員和民工的圍觀。
    問題的核心，直指工地上那幾台命根子似的測量儀器。
    整個桃源縣工段，就指著這三台“老爺兵”：
    一台是民國時期遺留下來的老古董“滬光牌”，鏡筒裏的水準泡渾濁不堪，調焦螺旋鬆得打滑，用它觀測，遠處的標尺刻度都帶著重影。
    另外兩台是從省水利局倉庫角落裏翻修出來的鬼子造水準儀，精度本就有限，更糟糕的是，在蘇北晝夜溫差和彌漫性風沙的折磨下，
    它們的轉向軸套磨損嚴重，稍微一動就發出“嘎吱”聲。
    技術組長周明理，一位頭發半白的老資格技術員，被夾在中間，一臉愁苦地對著匆匆趕來的馮大勇指揮解釋：
    “馮指揮，真不是紹文和清新他們工作不細致，也不是我們內部不團結。”
    他無奈地拍著手裏那台鬼子水準儀的木質支架，
    “是這些儀器本身的係統誤差就太大了，滬光牌老了，鬼子也快散架了。
    您看這大太陽底下一曬，金屬脹縮，讀數能飄出去一截；
    早上涼快時測一次，中午最熱時再測一次，結果能差出十幾公分去！
    這……這根本不是人力能統一的，沒法給施工提供準確的依據………”
    馮大勇何嚐不知這些情況。
    他早就向蘇北專區打了緊急報告，請求協調幾台精度可靠的儀器，或者派個水平更高的技術小隊來支援校準。
    但專區後勤科科長的回複讓他心裏涼了半截：
    “大勇同誌，我理解你們的困難，可你也要體諒專區的難處啊。
    全專區幾十個縣，幾百萬民工同時開工，哪個工地不在喊缺儀器、缺技術員？
    咱們倉庫裏那幾台備用的‘寶貝’，上個星期就被南邊的幾個縣給‘搶’走了。
    我現在是兩手空空，隻能給你們打報告，向省裏緊急求援，可這批複、調配，總需要時間……”
    時間，恰恰是馮大勇最耗不起的。
    他望著眼前這段因為測量爭議而被迫停工的五百米渠道，又回頭看了看身後那些因為無事可做而開始顯得焦躁不安的數千民工，隻覺得一股巨大的壓力如山般壓來。
    停工一天，浪費的人力、延誤的工期、對士氣的打擊，都是他無法承受之重。
    精密儀器的缺失，成了卡住整個工程咽喉的骨鯁。
    他也想過從鄰縣調劑。
    他親自給相鄰的幾個縣指揮打了電話，得到的回應幾乎一樣：
    “老馮啊，不是不幫你，我們這兒就兩台破的，自己都打起來了。”
    “我們這段渠正好卡在分水嶺，比你還緊張，儀器真是一台都挪不動。”
    現實的困境赤裸裸地擺在麵前：
    沒有精確統一的測量基準，下遊各縣的渠道就無法準確對接，整個排灌係統就會失靈。
    更嚴峻的是，工期不等人。
    夏季汛期說到就到，如果不能在汛前完成主幹渠的土方工程，一場大雨就可能讓之前的努力全部付諸東流。
    “指揮，好幾個大隊長都來問了，他們的人力和家夥事都準備好了，就等我們這兒的‘準話’了。”通信員小聲匯報。
    馮大勇看著眼前已經集結起來、卻無處下手的幾千精壯勞力，又想到專區下達、近乎嚴苛的工期節點，壓力如山般襲來。
    這種因技術瓶頸導致的大規模窩工，最為消耗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