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這種過於激進、否定一切談判可能性的思想，才是真正的‘驕兵’，驕於我們暫時的陣地防禦成果，而輕視了政治鬥爭和外交鬥爭的複雜性。”
    他的話音剛落，便有不少人麵露憂色。這番批判，確實觸及了更深層次的戰略路線問題。
    而對麵一位氣質更顯沉穩的中年人，總參二部政委趙剛則開口反駁。
    他的聲音平和穩重，清晰地傳入每個人耳中：
    “我理解渴望和平的心情，我們都希望戰士們早日歸來。
    但將保持高度警惕、準備敵人撕毀協議的行為，指斥為‘左’傾冒險，我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危險。”
    他看向那位負責同誌：“您提到統一戰線，提到利用矛盾。
    請問，如果我們因為害怕被汙蔑為‘好戰’而放鬆警惕，導致前線將士在敵人的突然襲擊下血流成河，我們還能團結誰？
    我們還配談什麽戰略主動？
    那時，我們失去的將不僅是陣地，更是人心和國際信譽。”
    “回顧一下抗戰後期，日本帝國主義在窮途末路時，也曾玩弄過‘和談’陰謀，企圖瓦解我們的鬥誌，為他們調動兵力爭取時間。”
    他拿起報告，翻到相關章節：“美帝國主義者，比起當年的日本，其戰略欺騙性更強，手段也更加狡猾。
    他們此刻提出和談，恰恰可能是因為他們正在醞釀規模更大的進攻，或者是在全球戰略上遇到了其他麻煩，需要在這裏暫時穩住局麵。
    這就是一種戰略欺騙和戰術調整。
    如果我們因為和談而鬆懈了備戰，一旦敵人準備好了，重新發起猛攻，我們前線的將士將會付出何等慘重的代價？這個責任，誰來負？”
    這難道就是我們所要‘利用’的矛盾，所要‘爭取’的和平誠意嗎？
    陳朝陽同誌的判斷，或許用語尖銳，但他指出的方向，是基於冷酷的現實和對敵人本質的深刻洞察。
    在敵我生死較量中，寧可估計得嚴重一些，也絕不能有絲毫僥幸心理。”
    他最後沉聲道：“政治鬥爭固然重要，但絕不能以犧牲軍事安全為代價。
    我們不能用我們的善良，去揣度帝國主義者的本性。
    否則，那就如朝陽同誌所言，是宋襄公之仁，是拿國家和戰士的命運去賭博！”
    趙剛的話，條分縷析。
    這時，另一位負責情報分析的同誌補充道：“趙剛同誌的分析是有依據的。
    我們截獲和破譯的敵方電文以及空中偵察顯示，在我方公布同意談判意願後，
    敵軍在前線的偵察活動、小規模試探性進攻以及後勤物資的囤積速度，並沒有明顯減弱，
    甚至在部分區域還有所加強。
    這難道是一個真心實意想要停戰的對手，應該有的行為嗎？”
    先前那位持樂觀態度的將領眉頭緊鎖，反駁道：“這也許是他們為了在談判桌上增加籌碼而進行的武力恫嚇。
    是正常的施壓行為嘛，我們不能因為敵人調動兵力，就斷定他們毫無誠意。
    這會不會導致我們錯過真正的和平機會，讓戰士們白白流血？”
    “恰恰相反，” 一位一直沉默，來自一線的首長猛地一拍桌子，
    “正因為不能讓戰士們白白流血，我們才更不能相信美國鬼子的鬼話。
    我在前線看得清楚，他們的飛機照樣轟炸我們的運輸線，他們的炮兵照樣轟擊我們的陣地。
    談判？談判桌下的子彈可是能打死人的。
    朝陽的判斷沒錯，這就是煙霧彈，是緩兵之計。
    我們必須讓部隊時刻保持最高警惕，準備打仗，隻有我們打得越狠，準備得越充分，談判才有可能真正取得對我們有利的結果。”
    會議室內，兩種觀點激烈交鋒，一方基於對和平的渴望與對戰場壓力的信任，另一方則基於對帝國主義本質的深刻洞察與冷酷的現實情報。
    氣氛一度有些凝滯。
    所有人的目光，最終都投向了始終沉默傾聽的羅重文。
    羅重文抬起眼，他的目光依舊沉穩如磐石，掃過在場每一位同誌，最後停留在那位批判陳朝陽的負責同誌身上，眼神陡然變得銳利。
    “剛才有同誌，給陳朝陽同誌的報告，扣上了一頂不小的帽子啊，‘左’傾關門主義。”
    他刻意停頓了一下，讓“帽子”這兩個字在寂靜的空氣中回蕩，那位被盯著的負責同誌臉頰肌肉不易察覺地抽動了一下，端起的茶杯終於還是放回了原位。
    “這個定性，是錯誤的！是武斷的！”
    他一句話便否定了這頂危險的“帽子”，幾位原本傾向於和談樂觀論的同誌，則下意識地挺直了背脊，神色變得凝重。
    “什麽是‘左’傾？” 羅重文環視全場，自問自答，“是不顧客觀條件，盲目冒進，是超越階段的空想和蠻幹。
    而朝陽同誌的報告，通篇立足於敵我力量對比的客觀分析，
    立足於第五次戰役的血的教訓，立足於當前戰場敵人增兵囤糧、攻勢不減的鐵的事實。”
    他拿起報告，語氣斬釘截鐵：“他得出的結論，是要求我們保持高度警惕，加強戰備，這恰恰是實事求是，
    是對前線官兵生命負責，對戰爭勝利負責。
    這跟‘左’傾冒險主義有半點關係嗎？沒有！”
    他目光灼灼地盯住那位提出批評的同誌，語氣中帶著警示：“我們不能因為報告的語言尖銳，揭露本質深刻，就把它當成‘異端’，更不能因為自己內心渴望和平，就把它視為‘雜音’！
    在座的不少同誌都經曆過和蔣偽談判，那個時候，我們何曾因為談判桌上握手，就放鬆過一絲一毫的警惕？
    皖南事變的血，難道就白流了嗎？”
    他提及這個慘痛的教訓，讓在場所有經曆過那個時期的老同誌心頭都是一震。
    “怎麽到了更強大、更狡猾的美帝國主義這裏，反而要自縛手腳，害怕別人說我們‘好戰’了？”
    他稍微放緩了語速，但分量更重：“把基於事實的冷靜判斷汙名化為‘極左’，這不是一種認真的討論態度，這本身就是一種思想上的惰性和政治上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