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王殿、大雄寶殿，挨著轉了一圈，靜悄悄的，後來順著側邊一條小路，繞過藏經樓，往後山走。”
    “再往上，空氣更清涼了。”
    “豁然一片緩坡梯田鋪開在眼前——好家夥！金黃的玉米棒子掛在稈上，油綠的花生藤鋪滿壟溝，更顯眼的是一片片剛收割的大豆杆，飽滿的豆莢在秋陽下閃著棕褐色的光。”
    “穿著粗布海青的師父們，卷著袖子，正在勞作呢。”
    他的描述漸次清晰，畫麵在言語中次第浮現，充滿勞動的煙火質感。
    “那一趟，除了入門香花錢，”江昭寧語氣帶著一絲幾近玩味的回甘，“我是真正的一文沒往外掏。”
    “快下山時，在寺門口還撞見幾個師父正拿著大簸箕給零星的信眾分發新收的黃豆呢。”
    “粒粒飽脹，色澤鮮亮得晃人眼。”
    “說是寺裏豐收，分享功德。”
    “硬是給我懷裏也塞了沉甸甸一大袋。”
    “據我所知，他們吃不完的農作物全部都送給敬老院、福利院或作為禮物送給遊客和信眾。”
    他頓了頓，目光回到林方政汗涔涔的臉上，那絲玩味與平和都收束了，剩下的是直透心腑的審視，“說實話，那個場麵，讓我記到今天。”
    “是的，還，還湊合。”
    “肅穆的廟堂鍾鼓，鼎盛時熙攘的香火煙霧氣，本該是虛無縹緲的焚香誦經之地，可那片金燦燦的莊稼地，那曬場上濃鬱的油料和土腥氣。”
    “還有師父們勞作時臉上那層晶亮的汗水——這‘人間煙火氣’，與‘古寺焚香氣’硬是攪和到一塊兒去了。”
    “融合得……一點都不生硬，反而覺得本該如此。”
    “你說，這‘還湊合’？”最後一句，尾音沉落，字字千鈞，如同巨石壓向林方政。
    汗水順著林方政的眉弓滑落，在下顎處匯聚，悄然無聲滑落。
    他隻能機械地回應：“……是，是挺好。”
    每一個字都仿佛被無形的海綿吸幹水分，幹澀異常。
    江昭寧的目光重新聚焦在林方政臉上，深邃而有力：“這才是紮根在我們這片土地上的真修行，真境界。”
    他輕輕叩擊著桌麵，“寺廟，固然是四眾弟子念經禮佛、過宗教生活的神聖道場。”
    “但如果隻知閉門誦經，遠離生產，不沾地氣，久而久之，恐怕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經濟上仰賴施舍，人格上如何真正獨立？”
    “精神上又怎能真正滋養眾生？”
    林方政隻覺得額角的汗珠不斷沁出，順著鬢角滑下，隻能不住地點頭，連聲稱是。
    江昭寧寥寥數語，不僅點出了清涼寺的特色，更如重錘般敲打在他心上——作為旅遊局長，自己對這塊文化瑰寶的理解，實在太膚淺、太失職了。
    回溯曆史長河，佛教初入中土之際，其僧侶的生存方式，確實如江昭寧所暗示的“不沾地氣”那般，與華夏農耕文明的深厚土壤格格不入。
    那時的沙門，嚴格遵循著源自古天竺的“乞食”製度。
    晨曦微露，僧侶們便手持缽盂，次第行於街巷村落，依靠信眾布施的一粥一飯維持生命與修行。
    這在印度文化語境中，是僧人舍棄世俗、專心求道的象征，是清淨離欲的體現。
    然而，當這朵異域之花生根於中原大地時，其賴以生存的“乞食”方式，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強烈排異反應。
    彼時的中國，早已建立起根深蒂固的小農經濟體係。
    “男耕女織”、“力田為本”不僅是生產模式，更是滲入骨髓的倫理價值和社會穩定的基石。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群身強力壯、不事生產、僅靠他人供養為生的僧人群體。
    在主流社會眼中，其形象迅速發生了危險的扭曲。
    他們被貼上了“不勞而獲”、“蠹蟲”、“遊食”等充滿貶斥的標簽。
    東漢末年批判佛教的言論已露端倪。
    及至魏晉南北朝，隨著佛教寺院經濟膨脹，僧尼數量激增。
    這種矛盾更是空前激化。
    北朝重臣崔浩、寇謙之等激烈抨擊佛教，認為其“虛誕”，“為世費害”。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在發動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滅佛運動（公元444452年）前發布的詔書中，痛斥僧侶“假西戎虛誕，妄生妖孽……逃役之流，仆隸之類，避苦就樂……非所以壹齊政化，布淳德於天下也”。
    字裏行間，充滿了對僧人脫離生產、消耗社會財富、影響國家賦稅和徭役的強烈不滿。
    北周武帝宇文邕在發動第二次滅佛（公元574年）時，理由同樣直指經濟：“求兵於僧眾之間，取地於塔廟之下”，“國治不在浮屠”。
    托缽行走的身影，在儒家“不耕者不得食”的倫理審視下，竟成了動搖國本的遊影。
    佛教麵臨的，是一場關乎存亡續絕的嚴峻危機。
    僧人的吃飯問題，這個看似基本卻關乎生存根基的課題，已尖銳地擺在眼前。
    若不能適應這片土地的經濟形態與文化心理，佛教這株大樹，恐有被連根拔起之虞。
    在那風雨如晦的歲月裏，釋迦法脈，幾度命若懸絲。
    在烈焰邊緣飄搖，幾近窒息湮滅於曆史烽煙之下。
    生存的危機像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於頭頂——神聖的信仰不能僅存在於雲端，僧侶亦需與大地建立真實而堅韌的聯係。
    正是在這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禪宗四祖道信大師（公元580651年）以其非凡的智慧與魄力，為困境中的中國佛教開辟了一條嶄新的生路。
    他敏銳地洞察到，要化解佛教的生存危機，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僧團的經濟基礎。
    道信大師做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決定：他率領僧眾在蘄州黃梅雙峰山定居下來，開墾荒地，躬耕自食。
    這一舉措，絕非僅僅為了解決饑腸轆轆的權宜之計。
    道信大師從佛法精義的高度，對勞動進行了革命性的闡釋。
    他提出，“作”本身就是“坐”禪最根本的“報障”，更是修行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將農業勞作與禪修實踐完美地融為一體，創造性地提出了“坐作並重”的理念。
    《傳法寶紀》記載其訓導：“努力勤坐，坐為根本。能坐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饑瘡，即閉門坐。”
    這看似強調“坐”，實則已將“作”即勞作以換取食物，視為“坐”禪得以持續、得以深入的前提和基礎。
    在道信看來，隻有通過踏實的勞動解決了生存之憂，僧人才有可能真正“閉門”安心於禪坐。
    道信將汗水浸透的勞作升華為修行本身。
    為禪宗找到了深植於華夏農耕文明的堅實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