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安帶來的和平期，並未讓梁山的軍事機器有絲毫鬆懈，反而如同獲得了淬火後的精鋼，進入了一場更為深刻、更為內化的變革。軍備的持續更新換代固然重要，但王倫與林衝等人深知，真正決定戰爭勝負的，終究是使用武器的人，以及驅動這些人的思想。
    在梁山各營，一股新舊觀念的碰撞與融合正在悄然發生。老一輩的將領如林衝、魯智深、楊誌等，憑借著豐富的陣前經驗和精湛的個人武藝，依舊是軍隊的中流砥柱。然而，一批年輕的麵孔，憑借著更快的領悟能力、對新式戰法和火器運用的濃厚興趣，開始在各個崗位上脫穎而出。他們的崛起，悄然改變著梁山軍隊的氣質。
    一份由各營統領提交的晉升名單，擺在了王倫的案頭。其中，步軍營推薦的一名年輕軍官，引起了王倫的特別注意。
    嶽飛，相州湯陰人，宣和三年隨流民隊伍來到梁山，因體格健壯、性情堅韌被選拔進入步軍營。宣和四年，在誘殲關勝大軍的回馬穀地雷戰中，他所在的小隊表現出色；宣和五年的濟州保衛戰中，他更是近距離觀察並參與了火炮的防禦作戰，對火器的威力、射程、以及步炮協同的戰術要點，表現出了遠超同儕的理解和心得。在戰後總結和日常操演中，他屢屢提出針對性的見解，其嚴謹的作風和顯露出的軍事天賦，贏得了魯智深和武鬆的賞識。
    “嶽飛……”王倫凝視著這個名字，心中泛起一絲奇異的感覺。會是曆史上那位“精忠報國”、令金人聞風喪膽的嶽武穆嗎？時空在此刻似乎變得有些模糊。無論是不是，此子的才能已然顯現。王倫沉吟片刻，提筆批示：“累功晉升，擢為步軍營指揮使。著其組建並統領一都（約500人）新式火器步兵，專司探索步炮協同、火力突擊新戰法。”
    幾乎同時，特戰營統領張順，也聯名新晉指揮使王俊，推薦其獨當一麵。王俊是宣和四年參軍的一批流民子弟，性格機敏果敢，尤其擅長潛伏、偵察與爆破，在多次針對官軍後勤的襲擾行動中表現突出，屢立奇功。王倫對其能力亦十分認可。
    像嶽飛、王俊這樣因戰功和能力被破格提拔的年輕軍官，並非個例。一批有文化、有頭腦、敢於接受新事物的基層指揮員被充實到各營，他們帶來的新思想、新活力，如同給略顯沉暮的肌體注入了新鮮血液，極大地激活了普通士卒的進取心和戰鬥力。梁山軍隊，正在從一支依賴個人勇武和傳統戰法的“豪強武裝”，向著紀律更嚴明、戰術更協同、技術更密集的“新式軍隊”悄然轉型。
    外部環境的變遷，也在不斷塑造著梁山的戰略格局。隨著梁山漕運司對周邊水陸商道的徹底整頓，懸掛濟州節度使旗號的商隊通行無阻，安全得到保障，以往依靠打劫商隊為生的綠林勢力，頓時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盤踞在二龍山的鄧龍，便陷入了這樣的絕境。失去了穩定的“財路”，山寨人心浮動，嘍囉怨聲載道。窮困潦倒之下，鄧龍竟將主意打到了同為綠林（雖未參與盟約）的桃花山頭上，企圖火並李忠、周通，搶占其地盤和積蓄。
    然而，早已將二龍山視為潛在威脅、並由王倫親自下令嚴密監控的梁山特戰營，豈會坐視不理？就在鄧龍、欒廷玉點齊人馬，準備傾巢而出偷襲桃花山的前夜，新任指揮使王俊率領的精銳特戰小隊，如同暗夜中的幽靈，對防禦空虛的二龍山老巢發動了精準的突襲。
    是夜，爆炸聲與喊殺聲打破了二龍山的寂靜。特戰隊員利用手雷製造混亂，專攻山寨糧倉、武庫與頭領住所。留守的嘍囉群龍無首，一觸即潰。當鄧龍、欒廷玉以及寄居於此的菜園子張青、母夜叉孫二娘聞訊倉皇回救時，山寨已是一片火海，核心區域盡被摧毀。
    眼見大勢已去，四人隻得帶著少量心腹親信，丟棄基業，趁著夜色狼狽不堪地向西南方向逃竄。據“諦聽營”後續探明的消息，他們最終逃入了位於淩州西南的曾頭市。那曾頭市的頭領曾弄，據傳是金國人，頗有資財，麾下更有曾塗、曾密、曾索、曾魁、曾升五個兒子，皆驍勇異常，在當地勢力頗大，儼然一方豪強。鄧龍一夥投奔曾頭市，是福是禍，猶未可知，卻也為未來埋下了一絲隱患。
    王俊率隊一舉端掉二龍山老巢，功績上報至王倫處。王倫與林衝、吳用商議後，認為二龍山地處要衝，山勢險要，棄之可惜，且此地匪患既除，正可將其納入梁山勢力範圍，作為西北方向的前哨據點。遂下令由築造司派遣工匠，特戰營派出部分人手，協同王俊所部，立即進駐二龍山，修繕加固山寨，建立永久據點，由王俊暫駐守備，負責肅清周邊，監控曾頭市方向。梁山的外圍防禦體係，由此再添一道屏障。
    就在梁山內部吐故納新、周邊勢力重新洗牌之際，北方的天空，已是陰雲密布，雷聲隱隱。
    女真金國崛起之勢，已如燎原烈火，不可阻擋。其鐵騎縱橫，連戰連捷，昔日強大的遼國被打得節節敗退，丟城失地，國力日衰。麵對這突如其來的巨變，大宋朝廷內部，一種看似誘人的戰略開始浮出水麵，並獲得了不少大臣的支持。
    “陛下，殿下！此乃天賜良機！”朝堂之上，有大臣慷慨陳詞，“遼國疲於應對金國，南境空虛，正是我朝一雪前恥，收複幽雲十六州之千古良機！當立即遣使，跨海聯絡金國，南北夾擊，共滅契丹！如此，則不世之功可成，祖宗之地可複！”
    此議一出，附和者甚眾。收複漢家故土，完成太祖太宗未竟之業，這個誘惑實在太大了。甚至連監國太子趙桓，也有些意動。
    然而，就在這“聯金滅遼”的聲浪逐漸高漲之時，最新一期的《梁山新報》，卻如同一聲冷靜的警鍾，在喧囂中發出了截然不同的聲音。
    報紙在顯要位置刊發了一篇題為《“聯金滅遼”之議，慎之！戒之！——析與虎謀皮之危》的長篇社論。文章沒有空泛的道德指責，而是冷靜地分析了三方態勢：
    “金人崛起於白山黑水，其性如狼，悍勇絕倫，野心勃勃。觀其用兵，摧枯拉朽，絕非甘於偏安一隅之輩。遼國雖衰，猶是龐然大物，堪為屏障，替我大宋抵擋金人兵鋒。若然聯金滅遼，無異於前門驅狼，後門迎虎！”
    “滅遼之後，金人盡得遼國之地，士氣正盛，兵鋒更利。屆時，其眼中肥肉，豈非正是我富庶而武備鬆弛之南朝？幽雲故土固然誘人，然引狼入室，致使北疆門戶洞開，神州腹地直麵胡騎鐵蹄，其禍之烈，恐百倍於契丹！”
    “望朝廷諸公，切勿為眼前小利所惑，行此與虎謀皮之下策！當務之急，乃整飭邊防，精練士卒，囤積糧草，固我根本。唯有自身強盛，方能在這虎狼環伺之世，立於不敗之地！”
    這篇社論，以其清晰的邏輯和深遠的憂患意識，在汴梁乃至更廣的範圍內引發了巨大的反響和激烈的爭論。支持者認為其深謀遠慮，道破了潛在的危險；反對者則斥其為危言聳聽，阻礙中興大業。
    遠在濟州的王倫，看著這份自己授意、吳用執筆的報紙，目光再次投向北方的地圖。曆史的慣性巨大，他知道“海上之盟”的呼聲恐怕難以完全遏製。但他必須盡力，哪怕隻能讓朝廷多一分警惕，讓備戰早一天開始，或許就能在未來的滔天巨浪中，為這片土地多保存一分元氣。梁山的加速發展，也因此顯得更加緊迫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