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達路位於海上交通要衝，這裏的夷人原本就善於經商，是印度洋沿岸最大的商業勢力。相比之下，牂牁族頭腦相對簡單，對於經商一竅不通，雖有稅負優勢，卻競爭不過夷人。
    加上各郡的邊界管控稀鬆，夷人可以私下搞跨郡貿易，這筆錢牂牁族也賺不到，牂牁族來到朱達路以後，在工商業上基本沒有賺到什麽錢。
    有些夷人看出了政策的漏洞，找到牂牁人去辦營業執照，然後將自己的產業掛靠在牂牁人的名下，這樣就可以節省大量的賦稅，夷人再拿出一些利潤分給掛名的牂牁人。
    如此一來，牂牁人什麽也不用做，隻是掛個名就可以坐收好處，就更沒人去搞實業，積極參與這種空手套白狼的活動。這些被掛靠的夷人商業，已經遠遠超出了華襄兩族的居住範圍，遍布城鄉各地，對其他夷人的工商業造成了巨大的衝擊。
    那些沒有掛靠牂牁人的夷族商人，由於稅負重一些，肯定競爭不過玩掛靠的夷人，搞得後麵生意做不下去。由於搞掛靠的夷人越來越多，內部同質化競爭也越來越嚴重，賺錢也不像開始那般容易。
    最後這些夷人發現，繞了一圈，牂牁人什麽也不用幹就可以白得好處，夷人明顯處於被剝奪的境地，心中普遍存在不滿。
    牂牁人經商不行，但是很看重土地資產，熱衷於搞土地當地主。這些牂牁人並不富裕，拿不出大量的資金購買土地，但是他們認為自己是當地的統治民族，就要享受特權，經常以低價向夷人購買土地。
    牂牁人給的土地價格明顯低於市場價，自然會產生買賣糾紛，一旦鬧到官府，基層解決土地糾紛的都是牂牁人，自然向著自己的族人。經過一番折騰下來，胳膊拗不過大腿，很多夷人被迫低價賣掉自己的而土地，因為如果堅持不賣，可能就會被強占，一分也得不到。
    這些夷人之所以願意賣掉土地，還有一種想法，就是想著能夠進入城市安置，享受一些就業照顧政策。但是，由於整個朱達路經濟發展並不太好，引進的少量華人企業，提供的就業數量不多，連牂牁人都不夠分。
    搞到最後，連掃大街的工作也被牂牁人要走，根本輪不到夷人。這些夷人進城之後，找不到工作，又沒了土地，成為城市的貧民，心中又開始怨恨牂牁人低價強買自己的土地。
    牂牁人的信仰也很獨特，他們既不信佛，也不信道，而是信奉巫教，巫教內部又分為巫鬼、巫神、巫蠱等分支，牂牁族群根據地域不同，信仰不同的巫教分支。
    但凡是宗教人員，自然是喜歡宣揚維護自己的宗教，牂牁族的巫教人員，在宣揚自己宗教的同時，自然就會反對別的宗教。佛道兩教是華人信仰的宗教，他們自然不敢反對，否則就是引火燒身。
    有些巫教的宗教人員瞄準了當地的婆羅門教，開始跟他們杠上了，覺得可以通過打壓婆羅門教，提高巫教的地位，甚至想讓夷人也信仰巫教。
    有個巫神教的神漢，從婆羅門教的教義中找到破綻，加入一番解讀，形成了另外一套說辭，在牂牁人中口口相傳，最後引起了很大的風波。
    在婆羅門的教義中，遠古梵天造人，頭部造出婆羅門，手臂造出刹帝利，身體造出吠舍，腿部造出首陀羅。相應地，信仰婆羅門教的信眾就被分為四個等級，自然是婆羅門地位最高，首陀羅地位最低。
    沒想到巫神教的那個神漢信息靈通，從漢人官員那裏知道了朝廷關於世界人群的劃分，經過包裝，給出了另外一種解釋。
    遠古大神確實用身體造出了四種人，分別是華人、襄人、夷人、蠻人，而不是婆羅門教所謂的四類人，所有的朱達路夷人隻有一個等級，那就是第三等的夷人。
    這個神漢其實就是想借助華人的實力，提高牂牁族和巫神教的地位，在各方麵都要蓋過夷人一頭。這種解釋，婆羅門教肯定不認，他們搞了上千年的教義，怎麽願意被巫神教輕易否定。
    巫鬼和巫蠱兩個分支也覺得這個解釋對他們有利，先後站到巫神教這邊，最後演變成了巫教與婆羅門教的對立。王之孝等人聽說了這個解釋，剛開始覺得好笑，後麵覺得對華人也有利，就佯裝不知。
    華襄兩族的官員、公職人員自然是支持巫神教的說法，這可把婆羅門教的神職人員氣壞了，開始是鼓動夷人反對巫教，後麵逐漸由宗教之爭轉變為民族之爭，牂牁族與朱達路夷人越來越不對付。
    各種矛盾都是由小到大，在潛移默化中逐步壯大，發現的越早，解決的難度越小。可是王之孝等人卻沒有這個意識，覺得幾個國家都消滅了，華襄武裝已經穩固地控製了朱達路，不怕夷人能鬧出什麽幺蛾子。
    韋處厚能夠從文官隊伍中脫穎而出，自然是有其過人之處，有思想、有能力，故而被李純發現，提為瞿印路總督。
    韋處厚帶人乘船首先到達索木哈特，與宋朝隱寒暄了一陣。由於宋朝隱所在的鎮羅軍還要參加第三波遠征，所以就仍駐紮在索木哈特沒動，等待朝廷後續的安排。
    宋朝隱也清楚，自己資曆不夠，要想再進一步，必須像張廣孝、王之孝那樣，再打一仗，索性就放平心態，補充部隊缺額，加強訓練，準備在第三波征戰中大顯身手。
    朝廷給瞿印路的四界定為：東到亞穆納河與恒河匯合處，北到吐蕃高原，南到訥爾默達河，西到蘇萊曼山脈，首府則定在巴尼伯德（德裏附近）以東的小城錫亞納。
    既如此，韋處厚就帶著人向內陸進發，宋朝隱還專門派出一營人員，護送韋處厚等人到達巴尼伯德。韋處厚到了巴尼伯德以後，覺得這裏作為以前拉其普特的都城，基礎還不錯，就暫時將瞿印路的總督府安頓在這裏。
    韋處厚還專門帶人到錫亞納看了一番，發現就是一個很小的城鎮，連國內的一個縣城都不如，怎麽也沒想到會把首府設在這裏。
    韋處厚仔細想了一番，這才理解了李純的意圖，瞿印路位於西天竺，降水量比東天竺少很多，中心位置有個拉賈斯坦沙漠，首府設在哪裏都不合適。
    巴尼伯德靠近整個路的中心，倒是適合作為首府，但是朝廷要求路的首府以華襄兩族為主，全部要遠離夷人大城市重建。錫亞納在恒河西岸，水量相對充足，周圍都是肥沃的平原，糧食供應沒有問題，以後建成之後，確實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巴尼伯德作為哈納郡的郡城，暫時也作為瞿印路的駐地，韋處厚決定立即命人在錫亞納大規模築城，待新城築好了，總督府就全麵搬過去，將巴尼伯德還給拉普郡。
    韋處厚覺得新首府應該有個好名字，錫亞納位於恒河西岸，幹脆就叫做恒納府，然後就讓布政使金明仁征集民工，主持恒納府的築城事宜。
    除了恒納府之外，韋處厚也將全路的各個郡重新整合設置，共設置15個郡。
    在印度河下遊設置信德郡，以拉奇城（今卡拉奇）為郡城。
    在印度河中遊設置曼蘇郡，以科德吉（今巴基斯坦信德省北部）為郡城，將科德吉改為科德城。
    在木爾坦周邊設置遮普郡，郡城設在木爾坦，將木爾坦改為木坦城。
    在印度河上遊的東部設置沙亞郡，郡城設在拉合爾，將拉合爾改為拉合城。
    在印度河上遊的西部的犍陀羅一帶設置犍羅郡，郡城設在勒尼亞爾（今拉瓦爾品第附近），將勒尼亞爾改為勒尼城。
    在瞿折羅西南海岸設置古吉郡，郡城設在索木納特（今古吉拉特邦南部海岸），改索木納特為索木城。
    在瞿折羅內陸地區設置折羅郡，郡城設在阿穆達巴（今古吉拉特邦中東部），改阿穆達巴為穆達城。
    在拉其普特西部設置拉普郡，將郡城設在伯爾納拉（今印度旁遮普邦中部），將伯爾納拉改為伯納城。
    在拉其普特東部設置哈納郡，將郡城設在巴尼伯德（今新德裏以北），將巴尼伯德改為巴尼城。
    在拉其普特南部設置拉賈郡，據城設在齋浦爾（今拉賈斯坦北部），將齋浦爾改為齋浦城。
    在巴馬拉西部設置巴馬郡，郡城設在加斯根傑（今北方邦西部），將加斯根傑改為加斯城。
    在巴馬拉東部設置卡瑙郡，郡城設在曲女城（今北方邦中部）。
    在拘羅薩東部設置拘羅郡，郡城設在毗底沙（今中央邦中部），將毗底沙改為毗底城。
    在拘羅薩西北部和拉賈斯坦南部一帶，設置印多郡，郡城設在焦拉城（今中央邦西部）。
    在拘羅薩東北在拘羅薩西北部和拉其普特南部一帶，設置廖坎郡，郡城設在班達城（今北方邦南部）。
    設置完各郡以後，韋處厚在巴尼伯德開始考慮自己以後施政的重點方向，感覺有把握了，再開始大規模的推進。
    在宗教改革方麵，韋處厚認為，不能簡單的搞成推行佛道兩教，佛道兩教在國內發展多年，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旦惡行膨脹也會產生負麵作用。
    瞿印路的夷人分別信仰好幾種宗教，主要有大食教、佛教、婆羅門教、耆那教、錫克教，還有其他幾個小的宗教。這些宗教相互牽製，反而有利於官府的管控，一旦形成一教獨大反而不好製約。
    韋處厚覺得，宗教改革的核心就是讓百姓服從朝廷和地方的管理，如果夷人百姓能夠服從官府的治理，何必糾結他們信仰什麽宗教。
    因此，韋處厚決定將宗教改革的重點定為去分裂化，就是各個宗教隻要不反對官府，不鼓動百姓鬧事，官府就不會幹涉百姓的信仰，一旦有哪個教派有煽動百姓叛亂的教義或行為，官府就堅決打擊取締。
    韋處厚又讓民政廳的人員排查一番，發現轄區內的幾個宗教教義裏，都沒有鼓動百姓叛亂獨立的內容，但是會有一些神職人員曲解裏麵的內容，鼓動百姓鬧事。
    韋處厚決定將宗教改革的重點定在查人、控人上，就是不幹涉夷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對重要的神職人員進行排查、跟蹤、管控，一旦發現有鼓動分裂的神職人員，官府就果斷出手，將其羈押、開除神職，這樣宗教改革就隻針對極少數人，遇到的阻力就很小。
    在經濟上，韋處厚發現瞿印路的資源不多，但是其南部地區光照充足，特別適合棉花生長。當前國內的棉紡織業發展的很快，缺乏大量的優質棉花。而且瞿印路南部地區臨海，棉花可以匯集到各個港口，用船運到國內，可以獲得不菲的收益。
    從吐蕃高原流出很多河流，他們分別匯聚到印度河、恒河流入大海，而瞿印路中部的大片沙漠卻處於缺水狀態，如果修建一兩條大型的引水渠，就可以灌溉很多土地，將沙漠變成良田，可以種出更多棉花換錢。
    另外，分配到瞿印路的新羅族群，雖然作戰能力一般，但是相對比較順從，也善於經商務農，可以很好的幫助瞿印路發展經濟，要大規模的招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