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東京之春(下)入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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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五年,七月二十日,上午九時四十分。
東京皇居,東禦苑。
奈良武次離去後,水榭旁的空氣仿佛凝固了。
之前的諛詞如潮早已消失,隻剩下夏日蟬鳴,刺耳地烘托著死寂。
裕仁天皇背對眾人,望著池中遊魚,身形僵硬如石雕。
華族家主們垂手侍立,目光低垂,卻無人再敢輕易開口。
這是一場無聲的較量。
漫長的兩個小時,在極度壓抑中流逝。
最終,內大臣牧野伸顯緩步上前,用他那特有的、恭敬而毫無波瀾的聲調,打破了沉默:
“陛下,臣……失職了。”
裕仁緩緩轉過身,臉上看不出喜怒,隻有一絲被強行壓製的疲憊和疑惑。
牧野深深躬身,語氣充滿了恰到好處的“惶恐”:
“作為內大臣,臣負責保管並鈐蓋天皇禦璽、國璽,起草、收發一切‘內廷文書’。
方才陛下起草手令時,臣未能盡到進言提醒之責,致使文書有缺,臣……萬死難辭其咎!”
這番話,如同冰冷的針,精準地刺破了裕仁心中最後一絲僥幸。
他這才徹底意識到,那份匆忙寫就的手令,缺失了代表天皇權威最核心的象征——禦璽。
這不是疏忽,這是在對方掌控的規則裏,他犯下的致命錯誤。
一股冰冷的寒意從腳底直竄頭頂,但裕仁的臉上反而奇異地平靜下來。
“你……你,無罪。”
裕仁的聲音幹澀,卻異常清晰,
“是朕的疏忽。”
就在這時,遠處皇宮外隱約傳來一陣密集而短促的槍聲,隨即一切重歸死寂。
裕仁的眼角微不可察地抽搐了一下。
很快,消息傳來。
牧野伸顯再次“恭敬”地出現,仿佛隻是去處理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陛下洪福,一場小小的誤會和叛亂已被忠誠的將士們平息。
逆首森連信、奈良武次已於宮前負隅頑抗,當場伏誅。讓陛下受驚了。”
裕仁沉默著,目光掃過眼前這群戴著忠誠麵具的“臣子”。
他知道,森連和奈良不是死於“反抗”,而是死於“滅口”,死於他那個未蓋章的手令所賦予的“正當”理由。
良久,他緩緩開口,聲音裏聽不出任何情緒:
“……朕知道了。諸位卿家,辛苦了。”
這一句“辛苦了”,是他作為天皇,在權力徹底失衡下,所能做出的最大程度的妥協,也是他承認現狀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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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時整。禦書房。
參謀總長金穀範三大將手持那份《東京都臨時特別戒嚴令》,恭敬地呈到裕仁麵前。
“陛下,逆黨雖除,然餘孽未清,帝都安危係於一線。
為確保陛下安全及帝國穩定,懇請陛下賜下敕令,使此戒嚴令名正言順。”
裕仁看著那份文件,心中明鏡一般——
這不是請求,而是通知。
金穀範三身後,站著的是整個“梧桐苑”冰冷的意誌。
在軍隊和情報網已被完全掌控的此刻,任何硬抗都隻會讓他這個“現人神”更快地變成真正的傀儡。
反抗已然無效,那麽,剩下的唯一道路,就是順應,甚至……主動駕馭這股將他席卷的洪流。
他清楚地認識到,這份戒嚴令是“梧桐苑”鞏固權力的必需品,而這份“需要”,正是他重新奪回主動權的支點。
他不再是被動蓋章的圖章,而是主動運用權威的裁決者。
短暫的沉默間,他權衡的不是拒絕的代價,而是如何將這次妥協的價值最大化。
他提起禦筆,並非猶豫,而是帶著一種清晰的決斷,在那份將把東京拖入鐵腕統治的文件上,寫下了一個清晰的漢字:
“可。”
筆尖落下的瞬間,臨時戒嚴令正式升格為《戒嚴敕令》。
他以天皇的名義,為“梧桐苑”的行動蓋上了合法性的金印。
不僅為“梧桐苑”賦予了法理上的完美性,更主動利用這次授權,為森連信和奈良武次定下了“叛逆”的最終性質,徹底堵死了未來任何為此事翻案的可能。
這一舉動,意味著他選擇與“梧桐苑”的強力集團結盟,將自己從可能的被清算對象,轉變為秩序的共同定義者和維護者。
“陛下聖明!”
書房內,以內大臣牧野伸顯、宮內大臣一木喜德郎為首,德川、近衛等家主,以及宇垣、金穀等軍方首腦,齊聲高呼。
這呼聲在裕仁聽來,充滿了諷刺,但他坦然接受,眼神深處已無波瀾,隻有冷靜的盤算。
他正將對手的力量,轉化為鞏固自身地位、並伺機反向滲透的工具。
既然無法推翻,那就融入其中,利用“梧桐苑”對天皇這麵旗幟的需要,重新攫取權力。
他不再是被動的反對者,他要成為這架瘋狂戰車上,不可或缺的駕駛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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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十時十五分。藤原公爵府邸。
藤原義雄靜立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著這座即將被他徹底掌控的城市。電話響起,聽筒裏傳來陸軍大臣宇垣一成的聲音:
“藤原公,一切障礙已清除,局勢完全掌控。”
藤原義雄的臉上沒有任何喜悅,隻有一種完成必要步驟後的冷漠。
“很好。”他淡淡地回應,目光卻仿佛穿透了時空,“接下來,該讓整個帝國,為花園口的英靈們,獻上最終的祭品了。”
他的視線投向西方,那片廣袤的華夏大地。
失敗的鮮血,需要用更大的勝利,或者說,更徹底的毀滅來洗刷。
隨著他的意誌,三井、三菱財閥控製的報社機器全速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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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所有報紙的頭條都變成了觸目驚心的標題:
“驚曝!第一師團長森連信勾結宮內叛逆奈良武次,陰謀發動政變挾持天皇,幸被忠誠的近衛師團與警備司令部及時粉碎!天皇陛下安然無恙,下詔嘉獎平叛將士!”
謊言重複千遍,在強權的加持下,成為了唯一的“真相”。
東京的夜晚,在“梧桐苑”的絕對控製下降臨。
憲兵和特高課的黑色轎車在街道上無聲巡邏,任何可疑的聚會和私語都會招致逮捕。
一座巨大的、無形的墳墓,正在東京,乃至整個日本的上空構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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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梧桐苑”借助戒嚴令清洗異己、穩固權力的同時,裕仁並未閑置。
他利用這短暫的“平靜”,更為主動地介入後續的人事與戰略安排,展現出驚人的政治手腕。
8月1日,在英美的外交壓力下,主張協調外交、正準備前往倫敦參加海軍裁軍談判的首相濱口雄幸和海相財部彪,在港口遭遇“狂熱愛國分子”刺殺。
財部彪當場殞命,濱口雄幸重傷,政治生命就此終結。
8月8日,濱口內閣被迫總辭。
8月10日,在裕仁的主導下,“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火速上台組閣。
8月12日,在這場政變中做出“正確抉擇”的山本五十六連跳數級,被破格任命為海軍大臣;高橋三吉則晉升為海軍軍令部部長。
權力的蛋糕被重新分割,這些關鍵人事任命,背後均有裕仁基於“維護帝國利益”的審慎考量與主動點頭,他並非被動批準,而是主動利用“梧桐苑”提供的名單,安插能執行其戰略意圖的“自己人”,以確保軍隊牢牢掌握在支持繼續戰爭的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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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在8月27日,裕仁天皇簽署了標誌著日本全麵轉入戰時體製的《帝國總力戰綱要》。
這一次,他不再是無奈的執行者,而是清醒的共謀者和最終的裁決者。
他清楚地知道這份綱要將把日本帶向何方——更深地卷入戰爭的漩渦。
但他選擇了簽署,因為他認為,這是維護國體、甚至奪取最終勝利的唯一途徑。
他主動將自己塑造為這場總體戰的最高象征,將所有國家資源置於其名義下的統一指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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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之春——
玉璽蓋下的沉悶聲響,為大正時代以來曇花一現的民主暖春,釘上了最後的棺蓋。
軍國主義的嚴冬徹底降臨,一個時代被埋葬。
而整個日本帝國,也在狂熱的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裹挾下,朝著那已掘好的、深不見底的巨大墳塋,邁出了堅定不移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