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試前三天的傍晚，我推開了縣城家屬院的鐵門。紅磚樓牆爬滿了爬山虎的枯藤，父親單位的老自行車棚還杵在樓下，母親正站在三樓陽台收被子，看見我出現在樓道口，探著身子喊：“澤嵐？咋不提前說一聲！”
    樓梯間的聲控燈隨著我的腳步次第亮起，映著牆上斑駁的“文明家庭”獎狀。這是父親在縣化肥廠當班長時得的，鏡框邊緣掉了塊漆，卻被母親擦得鋥亮。剛到二樓，就聽見父親在屋裏咳嗽——他退休後總這樣，車間裏吸了二十年粉塵，嗓子像裝著把沙子。
    “回來啦？”父親從沙發上站起來，手裏還捏著《參考消息》，老花鏡滑到鼻尖上。他穿的深藍色工裝褂子洗得發白，袖口磨出了毛邊，這是他一輩子的習慣，說“穿這個幹活利索”。母親已經係上圍裙鑽進廚房，抽油煙機嗡嗡響起來，混著她的念叨：“冰箱裏有你愛吃的帶魚，早上剛買的。”
    飯桌上擺著四菜一湯，都是我從小愛吃的：紅燒帶魚、醋溜白菜、炒花生，還有盆紫菜蛋花湯。母親不停地往我碗裏夾魚，筷子在瓷盤上劃出輕響：“在鄉裏是不是沒好好吃飯？看你瘦的，臉都曬黑了。”
    我扒拉著米飯，目光落在父親的手背上——那裏有塊月牙形的疤，是年輕時檢修機器被齒輪蹭的。小時候我總摸著這疤說：“爸，你是英雄。”現在才明白，這疤裏藏著的，是供我上學的工資，是母親在百貨大樓站櫃台的辛苦，是這個縣城普通家庭的全部分量。
    “下禮拜我要去市裏考試。”我放下筷子，湯碗的熱氣在鏡片上蒙上層霧，“考市政府的公務員。”
    母親的筷子頓在半空，帶魚的油星滴在桌布上，洇出個小小的黃點。“公務員？”她扶了扶鬢角的碎發，語氣裏帶著驚訝，“就是你張叔那種？在市政府大樓上班，天天寫材料的？”
    張叔是父親的老同事，後來轉行去了機關，每次過年串門都穿西裝，母親總說“那才是體麵工作”。可她不知道，我在青石鄉寫的材料，比張叔桌上的文件厚得多——紅果村修路的申請、李家坳打井的報告、全鄉低保戶的核查表，每一頁都帶著泥土味。
    “差不多。”我從包裏掏出招考簡章，父親推了推老花鏡湊過來，手指在“綜合一科”那欄停住：“寫材料的？你在學校時作文就好，說不定能行。”他說話時總這樣，永遠帶著點笨拙的鼓勵。
    “在鄉裏不是挺好？”母親往我碗裏盛了勺湯，“趙書記上次來縣城開會，特意到百貨大樓找我，說你幫紅果村修路立了功，還說要給你爭取轉正。”她總覺得“鄉下”是過渡，轉正了就能回縣城，像父親一樣找個安穩差事。
    我望著窗外的路燈，橘黃色的光透過玻璃落在桌布上，突然想起李家坳的夜晚。那裏沒有路燈，卻有比星星還密的螢火蟲，孩子們舉著玻璃瓶跑過打穀場，喊著“李大哥，給我們念課文”。有個叫小石頭的娃，總把凍裂的手藏在袖子裏，卻能把《賣火柴的小女孩》背得讓人心酸。
    “媽，你還記得我上次跟你說的王老師不？”我夾了顆花生，“就是李家坳小學的，全校就她一個老師，帶著二十多個娃，教室窗戶破了用塑料布糊著，冬天凍得握不住筆。”
    母親點點頭，往廚房拿醋瓶的腳步慢了些。她在百貨大樓賣了三十年文具，最知道鉛筆橡皮對娃的分量。上次我托她帶二十塊橡皮，她特意挑了帶卡通圖案的，說“娃們會喜歡”。
    “我在鄉裏這兩年，見了太多這樣的事。”我剝著花生殼，每粒花生都像個沒講完的故事——柳溪村的王大娘織草編到深夜，指關節腫得像蘿卜，就為給孫子湊學費；紅果村的果農蹲在路邊哭，一筐蘋果賣不上兩斤豬肉錢，因為路不好走，批發商嫌運費貴。
    父親突然咳嗽起來，掏出手帕捂住嘴，肩膀一抽一抽的。他退休前總說“工人階級有力量”，可麵對這些農村的苦，他也隻能歎氣。“你想考，就考。”他擦了擦嘴，聲音有點啞，“去市裏，平台大。”
    “不是為了體麵。”我急忙解釋，怕他們誤會。這兩年在基層待著，早就明白“公務員”三個字的分量——它不是西裝革履的樣子，是下雨天幫村民搶收玉米時的泥褲腿，是給五保戶送棉被時凍紅的耳朵，是看著修路的壓路機開進村時，村民們眼裏的光。
    有次去縣城辦事，路過實驗小學，看見孩子們在塑膠跑道上跳繩，嶄新的教學樓亮得晃眼。回來的路上，小石頭正蹲在土路邊寫作業，膝蓋當桌子，鉛筆頭短得捏不住。我把兜裏的鋼筆給他，他卻怯生生地問：“李大哥，我們啥時候能有新教室？”
    “我想做些實在事。”我看著父母的眼睛，廚房的燈光在他們臉上投下淡淡的影子，“比如讓山裏的娃能在不漏雨的教室裏上課，讓果農的蘋果能賣上價，讓像王老師這樣的人，不用拿著微薄的工資硬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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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親突然抹起眼淚，手背蹭過眼角的皺紋：“你小時候總說，要讓爸媽住上帶陽台的房子。”她以為我的理想是城裏的高樓大廈，是不用風吹日曬的工作，卻不知道這兩年的風裏雨裏，我的理想早就換了模樣。
    記得剛到李家坳那天，村支書領著我看村委會，牆皮掉得像塊破布，辦公桌的抽屜缺了個角，裏麵塞滿村民的求助信。有封信是用鉛筆寫的，字跡歪歪扭扭：“李同誌，俺家娃想上學，可俺沒錢交學費。”落款是個歪歪扭扭的“王”字，旁邊畫著個哭臉。
    那天晚上我在村委會的硬板床上躺著，聽著窗外的狗吠，突然明白“理想”不是考上大學那麽簡單。它該像父親檢修機器時的認真，該像母親站櫃台時的耐心，該像那些在泥土裏刨生活的人，悶頭幹活，卻把日子過得紮實。
    “在市裏上班，能管到鄉下的事？”父親往杯裏倒了點白酒，酒液在玻璃杯中晃出細小的漣漪。他總覺得“城裏”和“鄉下”隔著條河，卻不知道有些聲音，隻有傳得足夠遠，才能被聽見——比如柳溪村的草編筐明明手藝好，卻因為沒人引薦，進不了縣城的供銷社。
    “能。”我想起趙書記說的話，“市裏的文件，能管著全縣的事；全縣的政策，能護著每個村的人。”就像這次中辦的文件，從北京傳到青石鄉，給了我這樣的基層幹部一個機會，也給了更多像李家坳這樣的村子一個盼頭。
    母親去廚房洗碗，水流聲嘩嘩響。我走過去想幫忙，看見她對著水龍頭抹眼淚。“媽，我不是想離開你們。”我靠在門框上，看著她佝僂的背影，“我是想站得高些，知道農村真正缺啥，知道該咋幫他們。”
    有次幫紅果村寫申請，想給村裏蓋個冷庫，縣上的人說“不符合規定”。後來我翻遍了政策文件，發現有條“偏遠地區農產品保鮮補貼”，隻是沒人知道。等把材料改好遞上去，冷庫批下來那天，果農們殺了頭豬，非要請我吃第一塊肉，那肉香裏，全是被看見的歡喜。
    “你小時候總蹲在百貨大樓櫃台前看賬本。”母親關掉水龍頭，用圍裙擦著手，“說長大了要給媽算賬，不讓人少找錢。”她笑了笑，眼角的皺紋擠成朵菊花，“現在要給更多人‘算賬’了？”
    “嗯。”我鼻子一酸，原來母親什麽都記得。那些小時候的傻話，竟在二十多年後，成了我真正想做的事。隻是這“賬”更複雜——算清楚修路能讓蘋果多賣多少錢，算明白蓋教室能讓多少娃不用走山路，算透徹政策落地能給農村帶來多少變化。
    夜深了，父親在客廳鋪沙發床，彈簧發出吱呀的聲響。我躺在鋪著格子床單的小床上，聞著空氣中淡淡的肥皂味，突然想起第一次在李家坳過夜。村裏的土炕燒得發燙，王德山老漢給我講他年輕時支前的事，說“當年紅軍打仗，就是為了讓娃們能吃飽飯、能上學”。
    第二天一早，母親翻出個深藍色帆布包，是父親年輕時出差用的，邊角磨得發亮。“把這個帶上。”她往裏塞了件疊好的白襯衫，“麵試時穿，你張叔說穿白襯衫顯得精神。”包裏還有兩盒潤喉糖，是她在櫃台攢的，“寫材料費嗓子。”
    父親蹲在陽台上抽煙，晨光透過鐵欄杆落在他花白的頭發上。他突然站起來，從抽屜裏摸出個紅布包：“這個你拿著。”裏麵是枚生鏽的獎章，是他年輕時得的“先進工作者”，“爸沒本事，就這個能給你壯膽。”
    車開的時候，母親趴在車窗上叮囑：“別緊張，考不上也沒啥，回縣城爸托人給你找活兒。”父親站在樓下，手插在工裝褲兜裏，像尊沉默的石像，直到車子拐彎，我還看見他手裏捏著那枚獎章。
    回青石鄉的路上，車窗外的白楊樹飛快後退，像兩排站得筆直的哨兵。我摸出母親塞在包裏的白襯衫，布料上還帶著陽光的溫度，突然覺得它比任何名牌西裝都珍貴。這襯衫裏，有父親在車間的汗水，有母親在櫃台的耐心，還有那些藏在皺紋裏的期盼——期盼我能走得遠些，卻別忘了根在哪。
    快到鄉政府時，遠遠看見趙書記和張鄉長站在門口等。趙書記手裏拿著本《公文範例》，封麵上寫著“贈澤嵐：筆鋒藏民心”；張鄉長提著個布包，走近了才發現是他侄子做的醬菜，“考試時就饅頭吃，頂餓”。
    我跳下車，看著兩位平時總較勁的領導站在一起，突然明白，不管他們有多少分歧，心裏都裝著青石鄉的百姓。就像我包裏的白襯衫，不管將來穿多久，都帶著縣城家屬院的煙火氣，帶著那些關於奮鬥和責任的沉甸甸的牽掛。
    考試的事突然變得不那麽重要了。不管能不能考上，我都要接著往下走——像父親在車間那樣認真，像母親在櫃台那樣耐心，像趙書記說的那樣，把每一步踩實了。這些日子裏，我總想起李家坳的孩子們，想起紅果村的果農，想起那些在泥土裏刨生活的鄉親。他們的期盼，就是我要走的路；他們的日子，就是我想圓的夢。
    原來理想從不用喊得震天響，它就藏在父親的獎章裏，藏在母親的潤喉糖裏，藏在每個想讓日子變好的念頭裏。而我能做的，就是帶著這些念想，一步步往前走，走到能為他們多做些事的地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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