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的清晨，市一中的校門口擠滿了考生。李澤嵐攥著準考證的手指微微發白，帆布包裏的鋼筆硌著肋骨，像塊小小的烙鐵。母親塞的潤喉糖在口袋裏滾來滾去，玻璃糖紙反射的陽光晃得人睜不開眼，讓他想起李家坳的孩子們舉著的玻璃瓶，裏麵的螢火蟲也曾這樣明明滅滅。
    考場在三樓最東頭的教室，黑板上用白粉筆寫著“沉著冷靜，細心答卷”。他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桌麵邊緣的漆皮已經剝落，露出底下淺黃的木頭，像極了李家坳村委會那張掉漆的辦公桌。監考老師拿著金屬探測器走過，儀器在他胸口響了一聲——是父親給的那枚“先進工作者”獎章，他特意別在襯衫第二顆紐扣上，冰涼的金屬貼著皮膚，像種隱秘的力量。
    行測考試的鈴聲響起時，窗外的梧桐葉正好落下一片。李澤嵐埋頭答題，數字推理題裏的等差級數讓他想起紅果村修路的裏程表，圖形判斷題裏的對稱圖案像極了柳溪村草編筐的紋路。有道題問“基層治理的關鍵是什麽”，他幾乎沒猶豫就選了“傾聽群眾訴求”——這答案是王德山老漢教他的，老人總說“治家跟治國一個理，得知道家裏人想啥”。
    兩個小時很快過去，交卷時他的手腕有些發酸。走廊裏擠滿了考生，有人在抱怨“數學題太難”，有人在核對答案。李澤嵐靠在欄杆上，望著操場邊的白楊樹，想起趙書記說過的話：“筆試就像修毛坯路，得先把框架搭起來，真正見功夫的是後麵的細活兒。”他知道，真正的考驗在下午的申論。
    午飯是在學校門口的小吃攤解決的，一碗牛肉麵吃得匆匆忙忙。旁邊兩個考生在討論申論可能考的熱點，“新農村建設”“城鄉一體化”這些詞從嘴裏蹦出來，像隔著層玻璃的風景。李澤嵐沒插話，隻是默默擦了擦濺在袖口的湯汁——這些詞在青石鄉不是概念，是紅果村冷庫的鋼筋，是李家坳新教室的黑板，是果農們數錢時沾著蘋果汁的手指。
    下午的陽光斜斜地照進考場，在申論試卷上投下長長的影子。李澤嵐先快速瀏覽了材料：有農民反映補貼款到賬慢的，有村幹部抱怨政策執行難的，還有專家分析基層治理短板的……這些文字像拚圖，慢慢在他眼前拚出幅熟悉的畫麵——不就是青石鄉的日常嗎？他深吸一口氣，翻開最後一頁，作文題映入眼簾：《讓政策之光照亮田間地頭》。
    筆尖落在答題卡上時，他的手突然不抖了。
    《讓政策之光照亮田間地頭》
    紅果村的蘋果熟了的時候，我總想起第一次跟著果農去縣城賣果的場景。淩晨三點就裝滿車的蘋果，在路邊等了整整一天，最後以每斤八毛錢的價格賣給了批發商。果農蹲在路邊抽煙，煙蒂扔了一地：“不是說國家有農產品扶持政策嗎？咋到咱這兒就沒影了？”這句話像根刺，紮在我心裏兩年，也讓我明白：政策的生命力不在文件裏，而在田埂上；不在會議室裏，而在群眾的笑臉上。
    讓政策落地，得先打通“看得見摸得著”的路。這裏的“路”，既是紅果村那條修了三年才通的瀝青路，也是政策從機關到鄉村的傳導路。剛到青石鄉時，我負責整理全鄉的惠民政策落實情況，發現有近三成的補貼款發放進度滯後，不是因為財政沒錢，而是因為“最後一公裏”沒打通。李家坳的王德山老漢符合低保條件，卻因為不會填申請表，錯過了三次申報時間；柳溪村的草編合作社能享受稅收減免，可村幹部跑了五趟縣上，還沒弄明白該找哪個部門。
    後來我們在鄉裏設了“政策代辦點”，由駐村幹部幫群眾填表、跑路。記得第一次幫王大娘申請草編加工補貼時，她攥著我的手反複問：“這錢真能到我手裏？”當三個月後她拿著存折來道謝，說“合作社添了新縫紉機”時，我突然懂了：政策就像蘋果，得有能運出去的路；群眾就像等車的人，得知道車啥時候來，在哪上車。紅果村的路修通後，蘋果收購價每斤漲了五毛，這五毛錢裏，有瀝青的溫度，更有政策的重量。
    讓政策落地，要把“文件語”翻譯成“家常話”。在李家坳宣傳醫保政策的那個冬天，我拿著印滿“起付線”“報銷比例”的手冊念了半天，底下的老鄉們要麽低頭抽煙，要麽扭頭看天。散會後，村支書王德山拉著我說：“你跟他們說‘交一百塊，住院能報一半’，比啥都管用。”這話像把鑰匙，打開了我對政策宣傳的新認知。
    政策語言裏的“精準施策”，在青石鄉就是“給紅果村建冷庫，給柳溪村辦培訓班”；文件裏的“產業扶持”，就是幫果農聯係批發商，教婦女編新式草編。有次縣農業局下發了份《特色種植補貼細則》，光條款就有十二條，我把它改成“種一畝果樹補兩百，養一頭牛補三百”的順口溜，用大喇叭在各村廣播，三天就有三十多戶報名。群眾不是不懂政策，是怕政策太“洋氣”，跟自己沒關係；不是不支持政策，是怕政策太“複雜”，自己弄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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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政策落地，得有“把根紮在泥土裏”的人。在青石鄉，這樣的人是趙書記——那個部隊轉業的書記，為了紅果村的修路項目，帶著施工隊在工地住了四十天；是王老師——那個在李家坳教了三十年書的民辦教師，不僅教孩子念書，還幫村民們寫申請、讀政策；更是千千萬萬在基層奔波的駐村幹部，他們的褲腳總沾著泥，鞋上總帶著土，卻把政策的種子播進了群眾心裏。
    記得去年汛期，紅果村的蘋果園被淹，果農們看著泡在水裏的蘋果直哭。我們連夜整理材料，依據“農業災害救助政策”向上申請補助。當五萬元救災款到賬那天，果農們非要請我吃蘋果，說“這才是黨的政策甜”。那蘋果確實甜，甜在嘴裏，暖在心裏，也讓我明白：基層幹部就是政策和群眾之間的“翻譯官”，既要懂“上級話”，又要會說“百姓語”；既要把政策帶來的好告訴群眾，也要把群眾的難反映給上麵。
    現在的紅果村，不僅通了路，還建了冷庫，蘋果能賣到上海、廣州；李家坳的新教室用上了多媒體，小石頭再也不用在土路邊寫作業；柳溪村的草編筐進了縣城的超市，王大娘的皺紋裏都帶著笑。這些變化不是等來的，是幹出來的；不是靠喊口號喊出來的，是一針一線縫出來的，一磚一瓦蓋起來的。
    政策就像陽光，本就該照亮每一寸土地；就像雨水，本就該滋潤每一株莊稼。可如果沒有傳導的渠、翻譯的人、落實的力，再暖的陽光也照不進山溝，再甜的雨水也潤不到田壟。基層幹部的責任，就是做政策的“變壓器”，把高高在上的電壓，變成群眾能用的220伏；做政策的“路由器”，讓信號穿過大山，走進千家萬戶；做政策的“播種機”，把希望的種子播下去，等著秋天結出實實在在的果實。
    合上筆帽時，考場裏已有考生開始交卷。李澤嵐望著答題卡上的字跡，突然覺得這些文字不是寫出來的，是長出來的——長在紅果村的果園裏，長在李家坳的教室裏，長在老鄉們布滿老繭的手掌心裏。他想起出發前趙書記說的話：“不用寫得多華麗，把你看到的、做過的寫出來就行。基層的事，實打實寫，就錯不了。”
    交卷走出考場時，夕陽正把教學樓的影子拉得很長。考生們三三兩兩地討論著，有人說“這次作文太接地氣”，有人說“沒基層經驗根本寫不了”。李澤嵐沒說話，隻是摸了摸胸口的獎章，冰涼的金屬已經被體溫焐熱。
    校門口的梧桐樹下，賣冰棍的老太太還在，見他出來笑著招呼：“考得咋樣？看你寫字時手都不抖。”他買了根冰棍，咬下去的瞬間，甜絲絲的涼意順著喉嚨往下走，像紅果村的山泉流過舌尖。
    回青石鄉的班車搖搖晃晃地穿行在暮色裏，車窗外的田野漸漸模糊。李澤嵐靠著車窗，手裏的準考證被風吹得嘩嘩響。他不知道這次考試能得多少分，但他清楚，自己寫下的每個字都帶著泥土的重量，帶著群眾的溫度，帶著這兩年在基層踩出的腳印。
    路過紅果村時，他讓司機停了停。冷庫的燈亮著，果農們正在分揀明天要發的蘋果，燈光從窗戶裏漏出來，在地上鋪成片溫暖的黃。他仿佛能聽見他們在說：“多虧了政策好，今年的蘋果能賣上價了。”這句話，比任何考試分數都讓他心安。
    夜色漸濃，班車繼續前行。李澤嵐望著窗外掠過的燈光，突然想起申論最後寫的那句話：“政策的光芒，從來不是太陽那樣耀眼的光，而是煤油燈那樣實在的光——能照亮孩子寫作業的桌，能暖熱老人凍僵的手，能讓趕路的人看清腳下的路。”他知道，不管考試結果如何，自己都要做那盞提著煤油燈的人，把光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車裏的廣播在放晚間新聞，“農村政策落實”“基層治理創新”這些詞又飄了出來。李澤嵐沒再像以前那樣覺得陌生，因為他知道，這些詞的背後，是紅果村冷庫的壓縮機在轉，是李家坳新教室的琅琅書聲，是千萬個像王德山老漢一樣的人，在政策的光照下，把日子過得越來越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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