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沿著黔東南的盤山公路蜿蜒前行，比在雲南時更加顛簸。路邊的護欄時斷時續，偶爾能看到“小心落石”的警示牌歪斜地插在土坡上。李澤嵐望著窗外，群山被濃密的霧氣籠罩，隻能隱約看到山間散落的吊腳樓屋頂，像漂浮在雲裏的孤島。“快到岜沙苗寨了，前麵就是岔路口，得換三輪車進去。”陪同的貴州農業局幹部老楊指著前方，語氣裏帶著歉意，“寨子裏的路太窄，汽車開不進去。”
    車子在一處簡陋的岔路口停下，早已等候在那裏的兩輛三輪車，車鬥裏鋪著稻草，車夫是兩個皮膚黝黑的苗家漢子。“委屈各位了，這段路要走四十分鍾。”老楊一邊幫大家把行李搬上車，一邊解釋，“去年縣裏想給寨子裏修條能過汽車的路，可涉及到幾戶村民的宅基地，還有一片百年古林，最後沒談攏，隻能先這樣了。”
    李澤嵐和調研小組的成員們依次坐上三輪車，車鬥裏的稻草硌得人屁股生疼。車夫發動車子，三輪車在狹窄的石板路上顛簸著前進，車輪碾過石板縫隙，發出“咯噔咯噔”的聲響。路邊的田埂上，偶爾能看到背著竹簍的村民，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年輕人的身影寥寥無幾。
    行至一片水稻田旁，李澤嵐忽然看到田埂上蹲著一個小小的身影。那是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上衣，褲子的褲腳卷到膝蓋，露出小腿上幾道淺淺的疤痕。她背著一個比自己還高的竹簍，竹簍用寬寬的布帶勒在肩上，把她的肩膀壓得微微傾斜。小姑娘正握著一把小小的鐮刀，低著頭在田埂邊挖野菜，動作熟練地把野菜連根拔起，抖掉泥土，扔進竹簍裏。竹簍裏已經裝了小半筐綠油油的野菜，旁邊還放著一本卷了邊的語文課本，書角被雨水泡得發皺，封麵上用鉛筆寫著“滾阿妹”三個字。
    “師傅，停一下。”李澤嵐拍了拍車夫的肩膀，三輪車緩緩停下。他跳下車，踩著田埂上的泥濘，慢慢走到小姑娘身邊，盡量放輕腳步，怕驚擾到她。“阿妹，怎麽不去上學呀？”他蹲下身，目光與小姑娘平齊，聲音放得很柔和。
    滾阿妹聽到聲音，猛地抬起頭，黝黑的臉上帶著怯生生的表情，像受驚的小鹿。她的眼睛很大，卻透著與年齡不符的拘謹，手裏的鐮刀攥得更緊了，指節因為用力而泛白。“今、今天周六，不上學。”她的普通話帶著濃重的苗語口音，聲音細細的，“挖點野菜，喂豬。”
    “這孩子叫滾阿妹，是寨子裏的留守兒童。”跟過來的村支書老滾，是個六十多歲的苗族老人，穿著傳統的青色對襟衫，頭上纏著黑色頭巾，“她爸媽都在廣東的電子廠打工，三年沒回來了，平時跟著爺爺奶奶過。家裏種著兩畝水稻，還有幾分菜地，全靠兩個老人操持，阿妹懂事，一放假就幫著幹活，挖野菜、喂豬、摘菜，啥活都幹。”
    李澤嵐看著滾阿妹凍得通紅的小手，手背皴裂，像老樹皮一樣，指甲縫裏還嵌著泥土，洗都洗不掉。他心裏一陣發酸，從隨身的公文包裏拿出一個嶄新的筆記本——這是他出發前特意在書店買的，原本打算用來記錄調研數據，現在卻覺得，給這個小姑娘更合適。“阿妹，這個給你。”他把筆記本遞過去，笑著說，“裏麵可以寫作業、記筆記，好好學習，將來考出去，到大城市看看，那裏有很多你沒見過的東西。”
    滾阿妹猶豫了一下，看了看村支書老滾，見老滾點頭，才慢慢伸出手，接過筆記本。她的手指碰到紙張時，輕輕縮了一下，像是怕把本子弄髒。“謝、謝謝叔叔。”她小聲說了句，把筆記本小心翼翼地放進竹簍裏，緊貼著語文課本，然後背起竹簍，轉身就想跑。剛跑出去幾步，她又停下腳步，回過頭看了李澤嵐一眼，眼神裏帶著一絲好奇，然後飛快地鑽進了旁邊的竹林，身影很快消失在茂密的竹影裏。
    “寨子裏像阿妹這樣的孩子，還有二十多個。”村支書老滾歎了口氣，聲音裏滿是無奈，“年輕人都覺得在家種地掙不到錢，守著這幾畝薄田，連孩子的學費都湊不齊，所以都出去打工了，廣東、浙江、江蘇，哪兒都去。留下的不是老人就是孩子，日子過得難啊。”他頓了頓，像是想起了什麽傷心事，聲音低沉了幾分，“去年冬天，寨子裏有個老人突發心髒病，家裏隻有一個十歲的孩子。孩子哭著跑了兩個小時山路，才找到村醫，等村醫背著藥箱跟著跑回來，老人早就不行了。要是年輕人在家，說不定還能有個照應。”
    李澤嵐跟著村支書老滾走進寨子深處。岜沙苗寨依山而建，家家戶戶的吊腳樓錯落有致，屋頂覆蓋著厚厚的茅草，屋簷下掛著一串串玉米和辣椒，透著幾分生活氣息。可寨子裏太安靜了，聽不到年輕人的說笑聲，隻有老人的咳嗽聲和孩子的哭鬧聲偶爾傳來。走到一處曬穀場，李澤嵐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耍，大多五六歲到十二三歲不等，穿著不合身的衣服，有的衣服袖子太長，拖到了地上，有的褲子太短，露出腳踝。幾個年紀小的孩子，甚至還光著腳，在粗糙的石板地上跑來跑去，腳底沾滿了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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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曬穀場的角落，一個小男孩正蹲在地上，用樹枝在泥土上畫畫。李澤嵐走過去，看到他畫的是一棟歪歪扭扭的高樓，樓頂上畫著一個太陽，旁邊還用樹枝寫著兩個歪歪扭扭的字——“爸爸”。小男孩的頭發亂糟糟的，臉上帶著幾道汙漬，穿著一件明顯是大人改小的外套，袖口磨得發亮。
    “這是小石頭，大名滾石生。”村支書老滾介紹道，“他爸爸在深圳的工地上紮鋼筋，媽媽在附近的電子廠組裝零件，兩年前回來過一次，之後就沒再回來。小石頭跟著奶奶過，奶奶眼睛不好，看不清東西，平時都是小石頭自己照顧自己。”
    李澤嵐蹲在小石頭身邊，看著他認真畫畫的樣子，輕聲問：“小石頭，想爸爸嗎？”
    小石頭手裏的樹枝頓了一下，慢慢抬起頭，眼睛紅紅的，像剛哭過。他點了點頭，聲音帶著哽咽：“想。爸爸走的時候說，等我考了一百分，就回來給我買玩具車，還帶我去公園玩。上次期末考試，我考了九十八分，老師說我是全班第一，可爸爸還是沒回來。”他說著，低下頭，用袖子擦了擦眼睛，樹枝在“爸爸”兩個字上反複塗抹，把字跡都塗模糊了。
    李澤嵐心裏像被什麽東西堵著，悶得發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想起自己小時候，父親在外地的地質隊工作，一年隻能回來一次。那時候，他也常常像小石頭這樣，在村口的大樹下等父親，看到有汽車開過，就跑過去看，以為父親會從車上下來。那種滿心期盼，最後卻隻剩失落的心情，他太懂了。
    當天下午，調研小組在寨子裏的村委會開座談會。村委會是一間簡陋的平房，牆壁上刷著“脫貧攻堅”的標語，屋裏擺著幾張長條木桌，十幾位留守老人和婦女坐在桌旁，大多麵色黝黑，神情拘謹。李澤嵐和調研小組的成員們坐在對麵，老楊負責翻譯——有些老人隻會說苗語，聽不懂普通話。
    “李科長，俺們沒啥別的要求，就想讓孩子上學近點。”一個頭發花白的老太太，手裏攥著一塊手帕，聲音顫抖著說，“俺家孫子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跟著其他孩子一起走山路去上學，來回要四個小時。下雨天路滑，摔倒是常事，上次孫子摔得膝蓋都流血了，還不敢說，怕俺擔心。要是能在寨子裏辦個小學，哪怕隻有一兩個老師，也比讓孩子跑這麽遠的路強啊。”
    “還有看病的事，也難。”一個中年婦女接過話頭，她的丈夫在浙江打工，自己帶著兩個孩子和婆婆生活，“寨子裏的村醫就會看個感冒發燒，開點止疼藥。上次俺婆婆胃疼得厲害，村醫說治不了，要去縣城的醫院。俺們淩晨三點就起床，背著婆婆走了三個小時山路，才到鎮上坐上汽車，到縣城醫院的時候，都快中午了。要是路上再出點啥意外，俺都不敢想。”
    大家七嘴八舌地說著，話語裏滿是無奈和期盼。有人說，地裏的莊稼熟了，老人力氣小，收不動，隻能眼睜睜看著一部分糧食爛在地裏；有人說，孩子的衣服都是撿別人穿剩下的，想買件新衣服，還要等在外打工的兒女寄錢回來；還有人說，寨子裏的年輕人出去打工，有的被騙去搞傳銷，有的受傷了沒人管，回來後隻能在家靠低保過日子。
    一個叫吳阿婆的老人，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她今年七十多歲，兒子在浙江的家具廠打工，去年操作機器時不小心摔斷了腿，工頭隻給了兩千塊錢就不管了。兒子拄著拐杖回到寨子裏，家裏失去了唯一的收入來源，孫女上學要交學費，吳阿婆沒辦法，隻能把家裏養了兩年的豬賣掉。“現在孫女說，不想上學了，想跟同村的姐姐一起出去打工，掙錢給爸爸治病。”吳阿婆抹著眼淚，聲音哽咽，“俺勸她，說上學才有出路，可她不聽，說上學要花錢，還不如早點掙錢。俺這心裏，難受啊。”
    李澤嵐一邊聽，一邊飛快地在筆記本上記錄，手都在微微發抖。出發前，他做了詳細的調研計劃，滿腦子都是“農旅融合”的模式、產業發展的路徑，想的是如何通過旅遊帶動當地增收。可現在，看著眼前這些留守老人和婦女的臉，聽著他們訴說的困難，他才猛然發現，在西南山區，“生存”和“發展”之間，還隔著一道巨大的鴻溝。如果連孩子上學、老人看病、莊稼收割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都解決不了，談何搞旅遊、促增收？農旅融合的藍圖再美好，也隻是空中樓閣。
    座談會結束後，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李澤嵐跟著村支書老滾，在寨子裏轉了轉。路過滾阿妹家時，他看到小姑娘正坐在自家吊腳樓的門檻上，借著屋裏透出來的微弱燈光，用他送的筆記本寫作業。她的奶奶坐在旁邊，手裏拿著針線，縫補著一件舊衣服。看到李澤嵐，滾阿妹抬起頭，露出一個靦腆的笑容，然後又低下頭，繼續認真寫作業。
    走到曬穀場時，小石頭還在那裏，隻是不再畫畫，而是抱著膝蓋坐在地上，望著村口的方向。李澤嵐走過去，在他身邊坐下，順著他的目光看去，村口隻有一條蜿蜒的石板路，延伸到霧氣繚繞的群山深處，看不到盡頭。“小石頭，爸爸給你打電話嗎？”李澤嵐輕聲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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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打。”小石頭小聲說，“爸爸說，工地上信號不好，打電話要花錢。上次打電話，還是春節的時候，爸爸說，等今年掙到錢，就回來陪我過年。”
    李澤嵐摸了摸小石頭的頭，心裏五味雜陳。他想起自己包裏還有幾塊巧克力，是出發前妻子蘇晴塞給他的，讓他餓的時候墊墊肚子。他拿出巧克力，遞給小石頭：“吃吧，甜的。”
    小石頭接過巧克力，小心翼翼地剝開包裝紙，咬了一小口，眼睛瞬間亮了起來，露出了開心的笑容。那笑容很純粹，像山間的泉水，卻讓李澤嵐心裏更不是滋味。
    當晚，調研小組住在村委會的廂房裏。屋裏沒有暖氣，隻有一個小小的炭火盆，散發著微弱的熱量。李澤嵐坐在炭火盆旁，看著跳動的火苗，拿出日記本，借著手機的燈光，一筆一劃地寫道：“今日在岜沙苗寨，見二十餘留守兒童，多與老人相依為命。山路阻隔，不僅斷了農產品的銷路，更斷了孩子們的希望。他們的童年，沒有父母的陪伴，隻有繁重的家務和漫長的等待；他們的未來，被山路困住，被貧困束縛，連‘好好上學’都成了奢望。農旅融合，不能隻談產業，不能隻算經濟賬，先要解決‘通路、育人、扶老’的根本問題。路通了，才能讓資源進來，讓希望出去；教育跟上了，才能讓孩子們有機會改變命運；老人得到照料了，才能讓在外打工的年輕人安心。否則，一切都是空談。明日，需與老楊、老滾商議，梳理寨子裏的具體需求，形成報告，盡快向上級反映，爭取政策和資金支持。哪怕隻能解決一點點問題，也不能讓這些孩子和老人，在大山裏獨自苦等。”
    寫完後，李澤嵐合上日記本，看向窗外。寨子裏的燈光大多已經熄滅，隻有零星幾戶還亮著，像黑暗中孤獨的眼睛。遠處的群山，在夜色中沉默著，仿佛在訴說著這片土地的艱辛與無奈。他知道，解決這些問題，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他必須邁出第一步——為了滾阿妹手裏的筆記本，為了小石頭畫在地上的“爸爸”，也為了那些在大山裏默默堅守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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