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生態學》的課堂上，吊扇在天花板上劃出緩慢的弧，金屬軸承磨出的“吱呀——吱呀——”聲像老紡車在轉，把九月午後黏膩的悶熱攪得更稠。
    陽光從窗欞擠進來，在水泥地上投下斑駁的方格，講台上的老師握著半截白色粉筆，指尖沾著薄薄一層灰，正彎腰在黑板上畫“種群增長模型”。
    J型曲線的上揚像陡峭的山坡，S型曲線的平緩又像被風磨平的戈壁棱線，粉筆劃過黑板的“唰唰”聲，在寂靜的教室裏格外清晰。
    拾穗兒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脊背挺得筆直，眉頭卻擰成了一個結。
    她穿著洗得發白的淺藍色襯衫，領口處還留著昨天熨燙的折痕，此刻襯衫的後背已經洇出一片淺濕，貼在皮膚上，像塊冰涼的濕布。
    窗外的梧桐葉被風拂得“沙沙”響，葉片碰撞的聲音溫柔得像奶奶阿古拉織毛衣時的毛線摩擦聲，卻撫不平她心頭的焦躁。
    課本攤開在桌麵上，“環境容納量”“內稟增長率”這些黑體字像排著隊的陌生人，每個字她都認識，連起來卻像天書般在眼前。
    她的手指無意識地絞著手裏的藍色圓珠筆，筆身已經被她捏得發燙，筆帽被擰開又合上，“哢嗒——哢嗒——”的細微聲響，在安靜的教室裏顯得有些突兀。
    前排的女生回頭看了她一眼，她趕緊停下動作，把筆攥得更緊，指節都泛了白。
    筆記本上，她的字跡因為用力過猛而深深凹陷進紙頁，墨水浸透了紙背，在後麵一頁留下模糊的印記。
    最下麵一行，她用紅筆圈出了一個問號，旁邊寫著：“為什麽是K？為什麽環境容納量要用K表示？”
    她盯著那個K，越看越覺得陌生，像戈壁灘上偶爾出現的、認不出的石頭，不知道它藏著什麽秘密。
    老師還在講台上講著，說“S型曲線的頂點就是K值，是環境能承載的最大種群數量”，可她腦子裏卻全是家鄉的羊群——
    阿爸阿媽在世時養的羊，每年春天都會多幾隻，可到了冬天，草少了，羊就會瘦下來，有時候還會病死，這是不是就是老師說的“環境容納量”？
    可阿爸從來沒說過“K”，他隻說“草就那麽多，羊多了要餓肚子”。
    下課鈴突然響了，尖銳的鈴聲像鞭子一樣抽在拾穗兒心上，她猛地驚醒，才發現自己盯著課本發了半節課的呆。
    桌麵上，她的掌心印在課本上，留下一片濕痕，連課本的紙頁都被汗水浸得發皺。
    她低頭看筆記本，滿紙都是歪歪扭扭的公式和圈起來的問號，剛才老師講的內容，她一句都沒記住。
    教室裏瞬間熱鬧起來，同學們收拾書包的“嘩啦”聲、談笑聲混在一起，有人說要去食堂吃新開的麻辣燙，有人說要去圖書館占座，那些輕鬆的語氣像針一樣紮著拾穗兒。
    她看著同學們三三兩兩地離開，一種熟悉的無力感慢慢爬上心頭——就像小時候在戈壁灘上放羊，她跟著羊群走了一下午，抬頭卻還是望不到邊的黃沙，天是黃的，地是黃的，連風都是黃的，她不知道要走到哪裏，也不知道什麽時候才能回家。
    但她咬了咬下唇，把筆記本胡亂塞進書包，又拽了拽襯衫的衣角，深吸了一口氣。
    她不能就這麽放棄，她抓起書包，小跑著追出去，走廊裏的光線比教室暗，她的影子在牆上忽長忽短，腳步聲“噔噔噔”地響，像在跟自己的心跳較勁。
    老師已經走到了走廊盡頭，正低頭整理手裏的教案。
    拾穗兒在離他兩步遠的地方停下，胸口因為奔跑而起伏著，她張了張嘴，卻覺得喉嚨發緊，像被戈壁的風沙堵住了。
    “教、教授......”
    她的聲音有些發顫，帶著西北口音的普通話在空曠的走廊裏格外清晰，尾音還微微上揚，像小時候喊阿爸回家吃飯時的語氣。
    孫教授回過頭，她趕緊把書包拽到身前，手指緊緊攥著書包帶，“那個‘邏輯斯蒂增長’裏的‘環境容納量’，我還是不明白，能不能再講一遍？”
    說完這句話，她的臉瞬間紅了，從臉頰一直紅到耳根，連耳朵尖都發燙。
    她的手指無意識地摳著書包上的帶子，那根帶子已經被她摳得起了毛邊。
    她不敢看老師的眼睛，盯著自己的鞋尖——這雙白色的運動鞋是奶奶阿古拉在鎮上的集市買的，鞋底已經有些磨損，她卻一直舍不得穿，今天是第一次穿來上課。
    孫教授推了推鼻梁上的黑框眼鏡，鏡片反射著走廊頂燈的光。
    他打量著眼前這個姑娘，個子不算高，頭發紮成一個簡單的馬尾，額前的碎發被汗水濡濕，貼在皮膚上，可眼睛卻亮得很，像戈壁灘上夜晚的星星，帶著一種不認輸的執拗。
    他記得她，每次上課都坐在前排，筆記記得特別認真，有時候他提問，她雖然不舉手，卻會把身子往前傾，眼神裏滿是渴望。
    “走吧，去辦公室。”
    孫教授笑了笑，眼角泛起細密的皺紋，像被風拂過的沙紋。
    他的聲音很溫和，沒有一點不耐煩，拾穗兒懸著的心突然就放了下來，剛才發緊的喉嚨也鬆快了些。
    孫教授的辦公室朝北，窗外對著學校的圍牆，光線有些昏暗，空氣中飄著淡淡的墨香和舊紙張的味道。
    靠牆的書架上堆滿了生態學專著和期刊，書脊上的字有的已經褪色，最上麵一層還放著幾個玻璃罐，裏麵泡著植物的標本。
    窗台上的綠蘿長得鬱鬱蔥蔥，藤蔓垂下來，葉子上還掛著水珠，應該是剛澆過水。
    孫教授拉過一把木椅子放在桌前，“坐吧，別站著。”
    他自己則坐在對麵的椅子上，從抽屜裏取出一疊草稿紙，又拿出一支鉛筆，筆杆上還印著學校的校徽。
    “哪裏不明白？你說具體點，咱們慢慢說。”
    孫教授把草稿紙推到拾穗兒麵前，語氣和藹得像隔壁的老爺爺，拾穗兒緊張的情緒又鬆了些，她慢慢坐下，椅子腿在水泥地上蹭出輕微的“吱呀”聲。
    她小心翼翼地從書包裏掏出筆記本，封麵是淺藍色的，邊角已經有些卷邊，這是她高中時用剩下的，她舍不得扔，又接著用來記大學的筆記。
    她翻開筆記本，找到記著“邏輯斯蒂增長”的那一頁，這一頁密密麻麻寫滿了字，有的地方用藍色筆寫，有的地方用紅色筆標，還有她自己畫的歪歪扭扭的曲線——她試著模仿教授在黑板上畫的S型曲線，可畫出來的線條卻像戈壁灘上起伏的沙丘，一點都不平整。
    “這裏，”她的指尖輕輕點在一個公式旁，指尖因為緊張而有些發涼，“書上說環境容納量是種群在特定環境中的最大承載量，可是為什麽......”
    她頓了頓，眼睛盯著草稿紙，像是在尋找合適的詞語，“為什麽是一個固定的數值呢？自然界的條件不是一直在變化嗎？就像我們家鄉，有時候下雨多，草就長得好，羊就能多養幾隻；有時候旱得厲害，草都枯死了，羊就要少養，甚至要賣掉一些......”
    說到家鄉，她的聲音低了些，眼神也柔和了些，仿佛又看到了家鄉的草原和羊群。
    孫教授眼中閃過一絲驚訝，他接過筆記本，仔細端詳著那些批注，紅色的問號、藍色的注釋，還有旁邊畫的小羊圖案——她在“種群數量”旁邊畫了一隻簡筆畫的小羊，羊角還是歪的。
    這個姑娘不隻是在“不理解”，她是在“思考”，在把書本上的知識和自己的生活聯係起來，這比單純的記筆記難得多。
    “問得好。”
    孫教授抽出鉛筆，在草稿紙上畫了一個坐標係，X軸標上“時間”，Y軸標上“種群數量”，“我們先從指數增長說起，就是這個J型曲線，它假設環境裏的資源是無限的，沒有天敵，沒有疾病，種群數量會一直漲......”
    鉛筆在紙上“沙沙”作響，一條流暢的J型曲線逐漸成形。
    老師的聲音不高，卻格外清晰，每個字都像落在拾穗兒的心尖上。
    每當講到關鍵處，他會放慢語速，用筆尖輕輕點著紙麵，“你看，這個曲線是不是很陡？但現實裏不可能這樣，就像你說的，家鄉的草不會無限多，雨水也不會一直充足，所以就有了S型曲線。”
    孫教授又在旁邊畫了一條S型曲線，曲線的起點很低，慢慢上揚，到了中間突然加快速度，最後又平緩下來，停在一個水平線上。
    “這條水平線就是K值，也就是環境容納量。但你說得對，K值不是固定的，它會隨著環境變化而變化，就像你家鄉的雨水——雨水多，草多，K值就高；雨水少，草少，K值就低。
    課本上寫的‘固定數值’，是為了讓我們更容易理解模型，就像我們學數學時畫的輔助線，是幫助我們看清規律的工具。”
    孫教授的鉛筆停在曲線的拐點，“這裏，就是環境阻力開始顯現的時刻。
    就像一個孩子在成長，小時候長得快，一年能長十幾厘米，到了青春期突然躥高，然後速度就會慢下來，最後長到一定高度就不再長了——不是他不能長了，是身體的‘環境容納量’到了，骨骼閉合了，營養也會優先供給其他器官......”
    拾穗兒的身子微微前傾，雙手撐在桌麵上，眼睛緊盯著那張草稿紙，連呼吸都放輕了。
    孫教授的話像一把鑰匙，慢慢打開了她心裏的鎖。
    當他講到“種群密度接近K值時，增長率會逐漸下降直至零”，她突然抬起頭，眼睛亮得像星星，嘴角也不自覺地向上揚：“就像我們戈壁灘上的梭梭樹！”
    她的聲音裏帶著興奮，連帶著西北口音都重了些，“我們家鄉的梭梭林，都是一片一片種的，不能種太密，太密了就會互相搶水、搶陽光，長得又細又矮，還容易枯死；種得稀一點，每棵樹都能長好，枝繁葉茂的，還能固沙。一塊地隻能長那麽多梭梭樹，再多種就長不活了，這是不是就是您說的‘種群密度接近K值’？”
    老師讚許地點點頭，眼角的皺紋更深了，“很好的類比！生態學的理論，從來不是紙上談兵，它就藏在我們的生活裏，藏在你家鄉的草原、梭梭林裏。你能把知識和自己的經曆聯係起來，比記住十個公式都有用。”
    他站起身，走到書架前，踮起腳尖，從上層抽出幾本期刊，期刊的封麵已經有些發黃，邊緣也卷了起來。
    他翻找出幾篇論文，標題上寫著“阿拉善盟梭梭林種群動態研究”“幹旱區植被環境容納量變化分析”，“這幾篇都是關於荒漠植被種群動態的研究，裏麵有具體的數據和模型應用，還有實地調查的照片，你拿回去看看，或許能幫你更好地理解。”
    拾穗兒雙手接過那幾篇論文，指尖觸到紙張的粗糙質感，心裏突然暖暖的。
    論文的邊角已經微微發黃，散發著油墨和舊紙張特有的氣味，紙頁上還有老師用鉛筆做的標記，在“降水量與K值相關性”旁邊畫了一個小圈。
    她把論文緊緊抱在懷裏，像抱著什麽珍寶，生怕不小心弄壞了。
    “謝謝教授。”
    她站起來，深深鞠了一躬，腰彎得很低，頭發都垂到了胸前。
    孫教授笑著擺擺手，“不用謝，有不懂的地方，隨時來問。”
    那個傍晚，拾穗兒沒有去食堂吃飯，也沒有回宿舍，直接去了圖書館。
    圖書館的三樓靠窗位置是她最喜歡的地方，從這裏能看到學校的操場和遠處的高樓。
    她把書包放在椅子上，小心翼翼地把論文攤開在桌麵上，又拿出筆記本和筆，擺得整整齊齊。
    斜陽透過百葉窗，在書頁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像家鄉戈壁灘上的雲影。
    第一篇論文是關於阿拉善盟的梭梭林種群研究，作者是一位來自甘肅的教授，看到“甘肅”兩個字，拾穗兒覺得格外親切。
    論文裏有數據表格，有折線圖，還有實地拍攝的照片——照片上的梭梭林長得很茂盛，遠處是連綿的沙丘，和她家鄉的景色一模一樣。
    當她看到“研究人員用邏輯斯蒂模型擬合梭梭種群增長數據，得出該區域梭梭林K值為3.82株/公頃”時，心跳突然加快了，指尖都有些發麻。
    3.82株/公頃——這個冰冷的數字，此刻在她眼裏卻活了過來。
    她想起了家鄉的梭梭林，阿爸在也時帶著她去種梭梭，每次都會量好間距，說“兩棵樹之間要留夠三步遠，不然長不好”。
    原來阿爸的“三步遠”，就是論文裏的“3.82株/公頃”；原來阿爸嘴裏的“經驗”，就是書本上的“邏輯斯蒂模型”。
    她終於明白，為什麽阿爸常說“一塊地就像一個人，承載能力是有限的”，這句話裏藏著的，就是最樸素的生態學智慧。
    她在筆記本上認真地抄錄著關鍵段落，遇到不懂的術語就用紅筆圈出來，旁邊寫上“查詞典”“問老師”。
    圖書館的燈一盞盞亮起，暖黃色的燈光照在她的臉上，她的影子在牆上拉得很長，像一株倔強生長的梭梭。
    有那麽一個瞬間，她抬起頭，望著窗外漸漸暗下來的天，恍惚間覺得自己不是在省城的圖書館，而是回到了戈壁灘上——夕陽把天空染成了橘紅色，羊群在草原上慢悠悠地吃草，阿爸坐在石頭上抽煙，阿媽在帳篷裏做飯，炊煙嫋嫋，飄向遠方。
    第二次生態學課，孫教授剛走進教室，目光就在人群中掃了一圈，像在尋找什麽。當看到第三排靠窗的位置坐著拾穗兒，她正低頭預習課本，手指還在輕輕劃著書頁時，他微微點頭示意。
    拾穗兒抬起頭，正好對上老師的目光，她趕緊露出一個微笑，心裏像喝了奶奶阿古拉做的甜奶茶，暖暖的。
    這節課老師講的是“種間關係”，講到競爭、共生、捕食時，他突然停了下來，看著全班同學說：“我給大家舉個例子，就拿荒漠裏的梭梭樹和肉蓯蓉來說——
    肉蓯蓉是寄生植物，它要依靠梭梭樹的根係才能生長，而肉蓯蓉的生長又能幫助梭梭樹吸收水分，這就是典型的互利共生關係。”
    說到這裏，他的目光又落在了拾穗兒身上，“之前有同學跟我聊過家鄉的梭梭林，其實很多生態學案例，都藏在我們的生活裏，隻要多觀察、多思考，就能發現。”
    拾穗兒的臉又紅了，卻不再像上次那樣緊張，她挺直了背，認真地記著筆記，把“梭梭樹肉蓯蓉”的例子寫在筆記本上，還畫了一個小小的箭頭，標上“互利共生”。
    下課鈴響了，同學們陸續收拾書包，拾穗兒還在整理筆記，沒等她起身，孫教授已經走到了她的課桌旁。
    他的手自然地撐在桌麵上，指尖還沾著一點粉筆灰，“論文看得怎麽樣？有沒有不懂的地方？”
    拾穗兒趕緊從書包裏掏出那幾篇論文和筆記本，論文的頁腳已經卷曲，上麵貼滿了彩色便簽——黃色的便簽寫著“這裏的數據和家鄉的情況很像”，粉色的便簽寫著“這個公式沒看懂，要再問老師”，綠色的便簽畫著一個笑臉，旁邊寫著“原來生態學這麽有意思”。
    筆記本上，除了原來的問題，又增添了許多新的思考：“如果梭梭林裏種了沙棘，會不會影響K值？”“人工補種梭梭樹，能不能提高環境容納量？”
    “老師，這篇關於梭梭林的文章裏，提到降水量的年際波動會影響環境容納量，”她的語速因為興奮而略快，眼睛亮晶晶的，像盛滿了星星，“那是不是說K值其實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一個動態變化的範圍？就像我們家鄉的羊群，好年景能養五十隻，壞年景隻能養三十隻，K值就在三十到五十之間波動？還有，文章裏說人工灌溉能提高K值，那如果我們在戈壁灘上建更多的灌溉設施，是不是就能種更多的梭梭樹，治沙效果也會更好？”
    林教授的眼睛亮了起來，像突然被點燃的燭火，連鏡片後的目光都透著雀躍的光。
    他沒等拾穗兒把話說完，就拉過旁邊的椅子坐下，膝蓋幾乎貼著課桌，伸手從她手裏接過後筆記本，指尖輕輕點在“動態變化的範圍”那行字上，力道輕得像怕碰碎了什麽珍寶：“你這話問到根上了！課本裏寫的‘固定K值’，其實是給剛入門的人搭的‘腳手架’，等你真懂了，就會發現它根本不是死的——就像你家羊圈裏的幹草，好年景能堆到圈頂，能多容下十隻羊；壞年景幹草隻夠鋪個底，再擠就會餓肚子，這上下浮動的空間，就是K值的‘彈性區間’。”
    他從口袋裏摸出一支黑色水筆，在筆記本空白處飛快畫了兩條平行虛線，中間用歪扭的波浪線連起來，像給區間裝了“心跳”：“你看，這兩條線就是K值的上下限，中間的波浪線就是實際種群數量——雨水多了，草長旺了，上限就往上提；旱天來了，草枯死了，上限就往下落。你說的人工灌溉，就是把上限往上拽的‘力氣’，可這裏麵藏著個門道：戈壁灘的地下水像個大水庫，抽得太狠，水庫見底了，不光梭梭樹，連旁邊的沙棘、紅柳都得渴死，這就是生態學裏的‘連鎖反應’，牽一發要動全身。”
    拾穗兒趕緊把“連鎖反應”四個字寫在筆記本上，筆尖用力得讓紙頁微微發皺。
    她抬頭時，正撞見孫教授盯著她的筆記笑，眼角的皺紋擠在一起，像被陽光曬軟的沙紋：“你記筆記的樣子，像極了我當年跟著導師去草原調查的時候——那時候我揣著個小本子，見著牧民就問‘您家今年能多養幾隻羊’，見著草就量‘這畝地能喂飽幾隻羊’，比在課堂上啃公式實在多了。”
    “教授您當年也會怕學不會嗎？”拾穗兒忍不住問，聲音比剛才輕了些，帶著點怯生生的好奇——在她眼裏，教授就像書架上那些厚書，滿是篤定，從不會有“不懂”的時候。
    “怕啊，怎麽不怕？”孫教授哈哈笑起來，聲音在空教室裏蕩開，“我第一次見‘邏輯斯蒂模型’時，盯著公式裏的K看了半節課，心裏直犯嘀咕‘這字母到底代表啥’，後來導師沒給我講公式，而是帶我去草原蹲了三天——白天看老鼠啃草根，晚上聽牧民講‘草夠不夠吃要看天’，才明白K值不是紙上的字母，是草原上的草、天上的雨、牧民手裏的鞭子，是活生生的‘日子’。”
    他的手指輕輕蹭過論文上梭梭林的照片，照片裏的梭梭樹幹泛著深褐色，枝葉間還掛著小小的果實：“你家鄉的梭梭樹，是不是也結這樣的果子？我當年在阿拉善撿過一顆，硬得能硌牙，泡在水裏卻能發芽——生態學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這，它不是公式堆出來的，是能摸、能看、能跟著牧民學的學問。你把論文裏的模型和家鄉的梭梭林對一對，就會發現那些彎彎曲曲的曲線，其實都在說‘怎麽活下去’的道理。”
    拾穗兒的眼眶突然有點發熱，她趕緊低下頭，用指尖蹭了蹭眼角——原來她糾結了好久的“K值”，不是遙不可及的理論，是阿爸放羊時念叨的“草夠不夠吃”，是阿媽種梭梭時說的“間距要留三步”，是家鄉土地上長出來的“實在話”。
    之前她總覺得自己像個外人，隔著玻璃看這些知識，現在才發現，自己早就站在知識的土裏了，隻是沒找到開門的鑰匙。
    “我之前總怕跟不上同學，怕這些公式太複雜……”
    她的聲音有點發啞，卻格外實在，“現在才知道，我不是不會，是沒敢把家鄉的事和書本連起來。”
    孫教授伸手輕輕拍了拍她的肩膀，掌心的溫度透過薄薄的襯衫傳過來，像春日裏曬暖的石頭：“別慌，學習就像梭梭樹紮根——剛開始長得慢，根須在地下盤得深，後來才能抗住風沙。你比好多同學都幸運，你見過真正的荒漠，知道梭梭樹怎麽扛風，知道羊群怎麽跟著草走，這些都是書本教不會的‘活知識’。以後遇到不懂的，別憋著，隨時來問；也可以把家鄉的事寫下來，咱們一起琢磨怎麽用生態學講清楚，好不好？”
    拾穗兒用力點頭，眼淚還是沒忍住，滴在筆記本上，暈開一小片墨跡。
    孫教授見狀，從抽屜裏抽了張紙巾遞給她，又轉身從書架上抱下來一本藍色封麵的書——《幹旱區生態學研究方法》，書頁間夾著張泛黃的書簽，上麵畫著株小小的梭梭，葉子歪歪扭扭的，像隨手畫的。
    “這本書送給你，”他把書放在拾穗兒麵前，指尖還沾著書脊上的灰，“裏麵有好多荒漠植被的案例，還有怎麽測K值的方法。你可以看看人家是怎麽把理論用到治沙上的，說不定能想起家鄉的事。下次見麵，咱們聊聊你家草場退化的問題，看看能不能用邏輯斯蒂模型找著原因。”
    拾穗兒雙手接過書，封麵的布紋蹭著掌心，像摸著涼涼的沙粒。
    她把書抱在懷裏，仿佛抱著一團暖烘烘的光：“謝謝老師，我一定好好看，好好寫家鄉的事。”
    這時，窗外的夕陽已經沉到教學樓後麵，橘紅色的光從窗戶斜切進來，把老師的影子拉得很長，落在拾穗兒的筆記本上，和她的字跡疊在一起。
    孫教授看了看表，站起身：“不早了，食堂該關門了——你快去吃飯，別像我當年似的，為了啃公式忘了吃飯，餓得胃疼。”
    拾穗兒趕緊把筆記本、論文和書塞進書包，背上時還特意把書往懷裏貼了貼。她朝孫教授鞠了一躬，聲音比來時亮了些：“教授再見，我下次還來問您！”
    孫教授笑著擺擺手，看著她的身影走出教室，直到走廊裏的腳步聲漸漸遠了，才轉身拿起自己的教案。
    他翻開教案，裏麵夾著張剛寫的便簽，上麵寫著：“拾穗兒——結合荒漠案例設計課堂討論，讓她帶家鄉的故事來分享”。
    筆尖停頓了下，又添了句：“下次見麵問問她家鄉梭梭林的近況”。
    窗外的夕陽把雲層染成了粉紫色，像戈壁灘上少見的晚霞。
    孫教授望著窗外，忽然想起二十年前的自己——也是這樣，抱著本舊書追著導師問，在一個個黃昏裏慢慢摸清知識的脈絡。
    他忽然明白，所謂教書，從來不是把公式寫在黑板上，是幫學生找到知識和生活的牽連，是讓他們知道：那些看似難懂的理論，其實都藏在他們走過的路、見過的風景裏，藏在他們心裏最惦記的“家鄉”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