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長，但情意真摯。李宇軒讀完，小心折好，放回信封。
    “她不知道我現在是戰犯吧？”他問。
    劉廣誌苦笑：“應該不知道。寄件地址寫的是‘華夏浙江’，可能是托人在國內轉寄的。而且稱呼還是‘將軍’……”
    “也好，”李宇軒說，“不知道也好。免得她為難。”
    當天晚飯後，劉廣誌宣布：今晚在食堂放電影。
    消息像炸了鍋。功德林關押的兩百多名戰犯，大多已經好幾年沒看過電影了。杜與明、王耀五這些高級將領還好，抗戰勝利後在金陵、魔都偶爾還能看看，但1946年內戰爆發後，就再也沒進過電影院。那些中下級軍官，更是多年沒看過電影了。
    食堂被臨時改造成放映廳。戰士們搬來長條凳，前麵掛起一塊白色幕布。放映機架在最後麵，劉廣誌親自操作——他戰前在魔都讀過書，會擺弄這玩意兒。
    李宇軒被安排在第一排中間，左右是王陵擊和杜與明，王耀五、黃偉、宋溪濂、陳長傑等人坐在後麵。大家像小學生一樣興奮，低聲議論著會放什麽片子。
    “我猜是蘇聯片，”杜與明說，“現在中蘇友好嘛。”
    “也可能是國產片，”王陵擊說，“《一江春水向東流》我看過，拍得不錯。”
    “安靜，安靜！”劉廣誌拍了拍手，“今天放三部片子。第一部是蘇聯電影《橋》，講反法西斯戰爭的；第二部是美國卡通片《TOm and Jerry》，給大家輕鬆一下；第三部是國產片《哀樂中年》。現在開始！”
    燈光熄滅，放映機哢嗒啟動，一束光打在幕布上。
    《橋》是黑白片，講的是蘇聯工兵在德軍後方架橋的故事。雖然語言不通，但有中文字幕。當看到蘇聯工兵冒著炮火架橋，最後完成任務卻大多犧牲時，食堂裏一片寂靜。
    李宇軒看得很認真。這片子讓他想起抗戰時，工兵部隊在黃河、長江上架浮橋的場景。一樣是冒著日軍飛機的轟炸，一樣是用血肉之軀完成任務。
    “咱們的工兵當年也這樣，”杜與明低聲說，“淞滬會戰……”
    “嗯。”李宇軒隻應了一聲。
    片子放完，短暫的休息。姚永清換了膠片，開始放《TOm and Jerry》。
    當那隻灰藍色的貓被老鼠耍得團團轉時，食堂裏爆發出久違的笑聲。這些曾經指揮千軍萬馬的將軍們，此刻笑得前仰後合，像個孩子。
    李宇軒也笑了。哪怕他曾經看過，但重新看一遍還是有不一樣的感覺。他想起前世小時候在江城，看動畫片時也是這樣笑。後來到這裏。學會打仗了，就很少這樣開懷笑過。
    “這老鼠真機靈！”黃偉在後麵說，“要是我手下的兵有這老鼠一半機靈，淮海戰役也不至於……”
    他說到一半停住了，意識到說錯了話。周圍安靜了一瞬，但很快又被電影裏的滑稽場麵逗笑了。
    第三部《哀樂中年》是國產文藝片，講的是一個中年教師的故事。看到片中主角在戰亂中堅持教書育人時，不少戰犯沉默了。他們中很多人，當年也是懷著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的理想投身革命的，後來卻走上軍人道路，最後成了戰犯。
    電影放完，已經晚上十點。劉廣誌開燈，大家還沉浸在電影的情緒裏，遲遲不願起身。
    “都回宿舍吧，明天還要學習。”劉廣誌說。
    戰犯們陸續起身。杜與明扶著李宇軒站起來：“主任，這片子選得好啊。《橋》讓咱們想起抗戰，《貓和老鼠》讓咱們笑笑，《哀樂中年》……讓咱們想想這輩子。”
    李宇軒點點頭：“選片子的人用心了。”
    回到房間，李宇軒沒有立即睡下。他點上煤油燈——功德林晚上十一點統一熄燈，但他作為“特殊關照對象”，可以晚一點。
    他翻開賽珍珠送的《大地》，慢慢讀起來。英文對他不難，年輕時擔任過外交官，英文是必修課。
    書中描寫華夏農民王龍一家的故事，讓他想起很多。想起小時候，想起抗戰時在中原見到的逃荒農民，想起那句古話：“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敲門聲又響起。
    “進。”
    來的是杜與明，手裏端著一個搪瓷缸子：“主任，我給您泡了杯茶。今天電影看得晚，怕您睡不著。”
    李宇軒接過茶：“坐吧。”
    杜與明在床邊坐下，看了眼桌上的書：“主任還在用功呢。”
    “隨便看看。”李宇軒合上書，“光停，你說咱們這些人，打了半輩子仗，到底為了什麽？”
    杜與明一愣，沒想到主任會問這麽深的問題。他想了想：“年輕時在黃埔，覺得是為了救國救民。後來……就複雜了。有理想，也有私心；有民族大義，也有派係之爭。”
    “是啊，”李宇軒喝了口茶，“複雜。抗戰時簡單些，槍口一致對外。內戰就……”
    他沒說下去。杜與明明白他的意思。
    “主任，”杜與明猶豫了一下，“我聽說，共和那邊對您很尊重。陳更、林虎三他們經常來看您，這次還專門弄電影設備。您說……咱們將來，會是什麽下場？”
    “不知道。”李宇軒實話實說，“但陳更說過，好好改造，會有出路。咱們這些打過日本的人，共和還是認的。”
    杜與明點點頭，又坐了一會兒，起身告辭。
    李宇軒繼續看書，但心思已經不在書上了。他想起了賽珍珠信裏的話：“盼華夏早日迎來安寧。”
    安寧。這個詞對他來說太奢侈了。從辛亥革命到北伐，從抗戰到內戰，華夏打了近四十年仗。他這一生，就是在戰爭中度過的。
    現在，戰爭終於結束了。他成了戰犯，被關在功德林，但至少，華夏安寧了。
    這或許，就是最大的安慰吧。
    幾天後，李宇軒給賽珍珠寫了回信。信不長，但他斟酌了很久：
    賽珍珠女士：
    惠贈書籍、徽章及家鄉風味均已收到，深表感謝。《大地》一書，當細細拜讀。您以異邦人之筆，寫我華夏農民之魂，獲諾貝爾獎實至名歸。
    鎮江香醋與肴肉，嚐之如見故裏。我祖籍浙江，但曾在江蘇駐防多年，對鎮江風味亦感親切。壇醋開封時，滿室生香，同僚皆羨之。
    我今居燕京，一切安好。華夏已迎來和平，百廢待興。您若再來華夏，當可見山河新貌。
    遙祝文祺。
    李宇軒
    1949年7月10日於燕京
    他沒說自己身在功德林，隻說“居燕京”。也沒提戰犯身份，隻說“同僚”——功德林裏的戰犯，確實算是“同僚”。
    信交給劉廣誌代為寄出。劉廣誌看了看信封地址：“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這信能寄到嗎？”
    “試試吧。”李宇軒說，“寄不到也沒關係。”
    他知道，這封信可能根本寄不出去，或者寄出去了也被攔截。1949年的中美關係，一個華夏戰犯給美國作家寫信，政治上很敏感。
    但劉廣誌還是把信寄出去了。他說：“上級有交代，您的私人通信，隻要不涉及政治機密，都可以寄。”
    信寄出後，李宇軒繼續他在功德林的生活：讀書、看報、偶爾看電影、和杜與明他們下棋聊天。賽珍珠的禮物被他小心收藏起來，那本《大地》成了他反複閱讀的書。
    有時他會想，如果當年不走軍人這條路，而是像賽珍珠那樣從事文化工作，人生會不會不同？但這個念頭隻是一閃而過。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他的命運就是軍人，就是戰爭，就是在曆史的洪流中沉浮。
    現在，戰爭結束了，他的人生也進入了最後一個階段：在功德林裏，等待最終的審判，或者寬恕。
    而這一切，都始於幾十年前，在浙江溪口的一個小村莊，一個四歲的男孩跟著七歲的少爺，開始了他的傳奇人生。
    煤油燈下，李宇軒翻著《大地》，看到王龍在土地上辛勤勞作，最終擁有自己的土地時，他笑了。
    土地。農民。華夏。
    這三個詞，貫穿了他的一生，也貫穿了這個國家幾千年的曆史。
    窗外，功德林的夜哨響起，該熄燈了。他合上書，吹滅煤油燈。
    黑暗籠罩房間，但遠處，燕京城的燈火依稀可見。那是華夏的燈火，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而他，是這個舊時代的最後見證者之一。
    這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