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4日，燕京功德林。深秋的燕京已經有了寒意，功德林院子裏的槐樹葉子落了大半。下午三點，天色陰沉，像是要下雪。
    李宇軒正在房間裏整理他的抗戰回憶錄手稿，突然聽見門外汽車聲。他走到窗邊，看見一輛黑色轎車停在院子門口，姚永清快步迎上去。
    車門打開，下來的是主任。今天他沒穿中山裝，而是穿著一件半舊的灰色棉大衣，手裏拎著公文包。
    敲門聲響起。
    “請進。”
    主任推門進來，帶進一股冷空氣。他摘下圍巾，笑著說：“景行兄，又來打擾了。”
    “主任，請坐。”
    劉廣誌搬來椅子，倒上熱茶，然後退出去關上門。
    主任搓了搓手，哈出一口白氣：“今年冷得早。景行兄這裏取暖還夠嗎？”
    “夠，煤球管夠。”李宇軒說，“與翔兄今天來，不是隻為問冷暖吧？”
    “確實有事。”主任從公文包裏拿出一份文件，“想聽聽景行兄對當前經濟形勢的看法。”
    李宇軒一愣：“經濟？我一個軍人，懂什麽經濟。”
    “景行兄謙虛了。”主任翻開文件，“您在抗戰時期主持第三戰區經濟工作，實行戰時統製經濟，穩定物價，保障軍需民食，很有成效。1946年您在行政院經濟委員會當過顧問，參與製定戰後經濟複興計劃。這些，我們都了解。”
    李宇軒沉默了。確實，他不僅懂軍事，也懂經濟——這是長期在地方和中央任職鍛煉出來的。但他沒想到，他們連這些細節都掌握。
    “都是過去的事了。”他最終說。
    “過去的事，對現在有借鑒。”主任把文件推到李宇軒麵前，“這是魔都、天津、江城等地的物價指數報告。從5月到現在，大米漲了十二倍，棉布漲了八倍，煤炭漲了十倍。新政府麵臨嚴重的經濟困難。”
    李宇軒接過報告，快速瀏覽。數據觸目驚心，但他並不意外。戰後經濟崩潰，通貨膨脹，這是國民黨政權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共和接手這個爛攤子，困難可想而知。
    “與翔兄想聽什麽？”他問。
    “實話。”主任看著他的眼睛，“您是經濟專家，又熟悉國民黨時期的政策得失。以您看，我們現在該怎麽辦？”
    李宇軒放下報告，沉吟片刻：“首先要弄清楚病因。通貨膨脹不是一天造成的。局部抗戰6年，全麵抗戰八年，政府靠發鈔票支撐軍費。內戰三年，更是變本加厲。貨幣超發，物資短缺，物價自然飛漲。現在雖然戰爭基本結束，但貨幣存量已經天量，老百姓對紙幣失去信心，一有風吹草動就搶購物資，形成惡性循環。”
    主任點頭：“您說得對。我們估算過，國民黨發行的法幣和金圓券，總量相當於抗戰前的十萬倍。”
    “所以，治本之策是恢複生產，增加物資供給。”李宇軒繼續說，“但這是長期工程。眼下要治標，必須穩定幣值。我建議，盡快發行新貨幣，與舊幣按合理比例兌換，同時嚴格控製新幣發行量。”
    “我們正在籌備人民幣的全國發行。”主任說，“但舊幣兌換，比例怎麽定？”
    “要狠。”李宇軒斬釘截鐵，“舊幣已經成廢紙，按市價兌換，新政府負擔不起。可以定一個較低的官方比例，同時宣布舊幣作廢期限。這樣雖然會讓部分持幣者受損，但長痛不如短痛。”
    他頓了頓：“我知道這很殘忍，會讓很多老百姓積蓄化為烏有。但天裂了總得有人補，補天的人總得死——這是曆史最殘忍的默契。”
    主任身體微微前傾：“您這話……怎麽講？”
    “明朝的張居正如此，”李宇軒說，“他推行一條鞭法，整頓財政，為大明續命幾十年，自己死後卻被清算。我在美國的好友也一樣——推行新政，拯救美國經濟，但損害了大資本家的利益，被罵成‘共產主義者’，最後死在任上。”
    他看著主任：“任何深刻的經濟改革，都會觸動既得利益，都會有人付出代價。改革者往往沒有好下場，但國家因此得救。這就是‘補天者’的命運。”
    房間裏安靜下來。窗外的風刮過，吹得窗欞嗚嗚作響。
    良久，主任開口：“景行兄，您覺得新政府能成功嗎？”
    “看你們敢不敢下狠手。”李宇軒直截了當，“經濟問題，本質是利益分配問題。國民黨為什麽失敗？不是因為不懂經濟，而是因為不敢觸動既得利益集團——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地主豪紳。這些人是我們當時的統治基礎，動他們，國民黨就垮了。不動他們，經濟就垮了。最後，兩樣都垮了。”
    他拿起茶杯，喝了口已經微涼的茶：“共和不一樣。你們的根基是工人農民，和既得利益集團沒有瓜葛。所以你們敢下手——土改，沒收官僚資本，打擊投機倒把。這些政策會流血，會招恨，但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那您覺得，我們會步國民黨的後塵嗎？”主任問得很尖銳。
    “看你們能不能保持初心。”李宇軒放下茶杯，“革命黨變成執政黨，最容易犯兩個錯誤：一是脫離群眾，變成新的特權階層。二是貪圖享樂，忘記當初為什麽革命。國民黨就是前車之鑒。”
    主任認真聽著，沒有打斷。
    “我說句實話，與翔兄別見怪。”李宇軒繼續說，“共和現在得了天下，萬眾擁戴。但200年之後呢，這些都要未雨綢繆。”
    “謝謝您的直言。”主任誠懇地說，“他常說，‘進京趕考’，不能學李自成。您的話，我會原原本本向中央匯報。”
    他看了看表，已經談了快兩個小時。
    “最後一個問題，”主任說，“如果請您參與經濟工作，您願意嗎？”
    李宇軒笑了：“與翔兄，我是戰犯。”
    “戰犯可以改造，可以特赦。”主任站起身，“華夏現在百廢待興，需要各方麵人才。李將軍懂經濟，懂軍事，又熟悉舊政權的情況，正是我們需要的人。當然，這要看您的改造表現，也要等合適的時機。”
    李宇軒也站起來：“我老了，精力不濟。但若真有那麽一天，我願意盡綿薄之力。”
    “好。”主任伸出手，“那就說定了。”
    兩人握手。主任的手溫暖有力，李宇軒的手蒼老但穩定。
    送走主任，李宇軒站在窗前，看著轎車駛出功德林大門。天色更暗了，開始飄起細碎的雪粒。
    劉廣誌走進來，收拾茶具：“景公，主任跟您聊什麽了，這麽久？”
    “聊經濟，聊治國。”李宇軒說，“也聊‘補天者’的命運。”
    劉廣誌沒聽懂，但沒多問。
    那天晚上，李宇軒在日記裏寫道：
    “1949年11月4日，陰，初雪。主任來訪，談經濟形勢。餘直言新政之難，改革之痛。彼虛心聽之，頗有明主之風。然補天者多無善終，張居正、吾之好友皆如是。今共和欲補華夏經濟之天，其路漫漫，其險重重。願其不忘初心，善始善終。”
    寫到這裏，他停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