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初的一天下午，功德林組織戰犯學習最新政策文件。管理所的小禮堂裏坐了三十多人，都是原國民黨中高級將領和官員。講台上，劉廣誌正在宣讀政務院關於土地改革的進展報告。
    “……截至目前，華東、中南、西北等新解放區已有兩億三千萬農業人口完成土地分配，占新解放區農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
    台下有人竊竊私語。李宇軒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神情平靜地聽著。
    “主任，”黃偉壓低聲音，“您怎麽看這土地改革？真能行得通嗎？”
    李宇軒沒有立即回答，目光投向窗外正在整修的花圃。幾個年輕的管理人員在鬆土，準備種上新的花苗。
    “我們在巴東和西南主政時，也嚐試過土地改良。”他緩緩開口，聲音很輕，“但阻力太大，地方鄉紳、宗族勢力盤根錯節，最後不了了之。共和能做成，一是因為戰爭剛結束，舊秩序被徹底打碎；二是因為他們動員了最底層的貧雇農，這股力量一旦覺醒……”
    他沒有說下去，但黃偉已經明白了。
    台上，劉廣誌繼續宣讀：“農民獲得土地後，生產積極性大幅提高。各地自發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互相幫工、換工，勞動生產率提升明顯……”
    “互助組，”李宇軒喃喃自語，“這是從蘇聯集體農莊學來的，但又不同。華夏農民幾千年來都是單家獨戶，現在要讓他們合作……”
    “主任覺得這辦法如何？”坐在前排的原國民政府經濟部長轉過頭來問道。這位部長曾留學英國，對經濟政策頗有研究。
    李宇軒沉思片刻：“關鍵看兩點：一是自願原則能否堅持，二是組織效率如何。中國農村的問題從來不隻是土地分配，還有生產力低下、技術落後、水利失修……互助組若能解決這些問題，倒是一條出路。”
    他的分析冷靜而客觀，周圍幾人都微微點頭。盡管立場不同，但李宇軒的能力和見識在功德林裏是公認的。
    學習結束後，劉廣誌特意走到李宇軒身邊：“景公，今天的文件您覺得如何？”
    “實事求是，進展比我想象的快。”李宇軒合上筆記本，“不過最難的還在後麵——土改後的農村治理、農業稅收、防止新的土地兼並……這些問題都需要智慧。”
    劉廣誌眼睛一亮：“您說到點子上了！最近政務院正在研究土改後的農村政策，要是您能寫點建議……”
    “廣誌，”李宇軒擺擺手，“我現在的身份不合適。”
    “到位說過，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劉廣誌認真地說，“您對農村問題的見解，很多人都佩服。上次他來，不也請教您東南防務嗎？”
    李宇軒沒有接話，但眼中閃過一絲波動。
    六月八日傍晚，功德林的廣播裏傳來了那位在七屆三中全會上的講話摘要。李宇軒坐在房間內，仔細聆聽著每一個字。
    “……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
    廣播聲在安靜的院落裏回蕩。李宇軒閉著眼睛，手指在膝蓋上輕輕敲擊，這是他在德國留學時養成的思考習慣。
    “土地改革、工商業調整、機構精簡……”他低聲重複著，“抓得很準。戰後經濟恢複，這三者確實是最關鍵的。”
    他想起了1931年自己在西南主政時推行的經濟建設計劃，也曾嚐試過整頓工商業、精簡機構，但最終在官僚體係和利益集團的阻撓下步履維艱。如今共和憑借強大的組織能力和革命勝利的威望，或許真能做到他當年想做而未成之事。
    廣播繼續：“……必須穩步前進，調節同各個方麵的關係，團結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以及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
    “團結民族資產階級，”李宇軒睜開眼睛，若有所思，“這倒是與蘇聯不同。華夏資本家數量少、力量弱，但技術和管理經驗確實是現在急需的……”
    房門被輕輕敲響，劉廣誌拿著一份文件進來：“景公，這是全會報告的全文，那位讓我帶給您看看。”
    李宇軒接過文件，封麵上印著《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他翻開第一頁，他那龍飛鳳舞的簽名映入眼簾——這是原件的手抄本。
    “這……”他抬頭看向劉廣誌。
    “他說，您曾是國民政府的經濟決策參與者，又長期主政地方，想聽聽您的看法。”劉廣誌真誠地說，“不是正式征求意見，就是朋友間的交流。”
    李宇軒沉默良久，終於點了點頭：“我看看。”
    那一晚，他房間的燈亮到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