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光荏苒，朱炎在工部都水清吏司任職已近一年。憑借永濟渠工程的亮眼表現和一貫的勤勉務實，他已在司內站穩腳跟，吳郎中甚至將部分直隸地區重要河工塘堰的巡查、複核事宜也交由他協理。這使他得以走出衙齋，更深入地了解京畿地區的民生實際與官僚生態。
    一次巡查通惠河（漕運入京最後一段）河道淤塞情況時，朱炎並未滿足於地方官府準備的匯報和安排的“體麵”巡查路線。他帶著兩名可靠的司內書吏，沿著河岸徒步走了大半日，仔細觀察水流、堤岸、閘口，甚至與遇到的纖夫、沿岸農戶攀談。由此，他發現了匯報中被刻意淡化的幾個問題：某些河段淤塞遠比文書所述嚴重，需緊急疏浚；部分閘吏私收“過閘錢”，盤剝運糧漕船；更有甚者，一些堤壩的“歲修”記錄完美，實地查看卻能看到明顯的偷工減料痕跡。
    這些發現，他並未急於寫成彈章或直接上報。他知道，這背後牽扯著盤根錯節的利益鏈條，貿然觸動，恐打草驚蛇，甚至引火燒身。他選擇了一種更迂回也更穩妥的方式。回到部裏後，他在呈交給吳郎中的巡查文書中，以極其客觀、技術化的語言描述了河道淤塞的實際情況和潛在風險，重點強調若不加緊處理可能對漕運進京造成的延誤，並附上了初步的疏浚估算和工程建議。對於吏治弊端，他隻字未提，仿佛未曾察覺。
    然而，私下裏，他整理了一份更詳細的見聞錄，通過徐博士的門路，以“風聞”的形式，遞送到了都察院一位以剛直著稱、且與漕運利益集團素無瓜葛的禦史手中。不久後，這位禦史便依據這些“風聞”，對通惠河管理弊端提出了措辭嚴厲的彈劾，在朝中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最終，幾名閘吏和基層河官被革職查辦，相關衙門受到申飭，而朱炎，則因之前那份“純技術”的文書，既展現了盡職盡責，又完美避開了政治漩渦的中心，反而贏得了務實、不同流合汙的清譽。
    此事讓朱炎更加深刻地認識到信息與渠道的重要性。他指示猴子，進一步加強對車馬行信息網絡的投入，不僅收集市井流言、物價變動，更要有意識地留意各地官員的風評、衙門吏治的蛛絲馬跡，尤其關注與工部事務相關的河道、漕運、營造等領域。這些信息，經過猴子的初步篩選和朱炎的親自研判，形成了他獨有的、遠超同僚的信息優勢。
    與此同時，他並未放鬆對家鄉根基的經營。在他的遠程指導下，商丘的民壯體係愈發完善，趙虎甚至模仿軍中製度，設立了簡單的獎懲和晉升機製，使得這支隊伍在周邊州縣中已小有名氣。“通達車馬行”的生意也借著朱炎的官身和日益穩固的根基，拓展到了開封、汝寧等地，信息網絡隨之蔓延。張承業等人整理的《鄉勇保甲輯要》經府縣呈送後，據說引起了河南巡撫衙門的注意，雖未立刻推行，但朱炎的名字，再次在河南官場被提及。
    更重要的是，“明理堂”的模式，朱炎開始嚐試在京城複製。他利用閑暇，租賃了一處僻靜小院，定期邀請幾位誌同道合、在各部院擔任中低級官職的同年或新交，以及個別因永濟渠工程而結識、頗有實學的地方幹吏（如那位負責具體施工的縣丞）。聚會不設主題，或探討經義，或議論時政，更多時候是交流各部院辦事章程、地方治理難題。朱炎依然是引導者，他善於提出問題，激發思考，並將自己超越時代的見解，拆解成符合當下認知的碎片，融入討論。這個小圈子人數不多，卻極為隱秘和核心，成為朱炎在京城官僚體係中，逐步培植的、以“務實”和“效忠朱炎個人”為潛在紐帶的第一批追隨者。
    這一日，朱炎收到吏部友人私下傳來的消息，因他在工部表現卓異，加之徐博士等人的暗中推許，部堂正在考慮，於下次京察（官員考核）後，將他擢升為都水清吏司員外郎（從五品）。
    消息並未讓朱炎感到意外，這本是他計劃中的一步。他提筆給商丘寫信，除了通報可能的升遷，更重要的內容是叮囑趙虎，民壯隊伍需更加精幹，必要時可吸納部分有家室、可靠的流民青壯，以“以工代賑”的名義，進一步擴大力量基礎；同時，讓猴子開始留意，物色一些懂得造船、水利或有過邊軍經曆的“特殊”人才，以備不時之需。
    夜幕低垂，朱炎在書房中緩緩踱步。從破廟書生到工部主事，再到即將擢升的員外郎，他走的每一步都看似平穩，實則暗藏機鋒。他不再僅僅是一個試圖融入時代的穿越者，也不再隻是一個追求功名的官員。他像一位耐心的棋手，在明末巨大的棋盤上，悄然移動著自己的棋子——京城的官職與人脈，家鄉的武力與產業，隱秘的信息網絡，以及正在凝聚的核心團隊。
    他深知，自己這塊“砥柱”，尚不足以抵擋時代的洪流，但他正通過一次次看似微小的“暗移”，不斷加固著自身，並試圖在洪流之中，為未來開辟出一方堅實的立足之地。前方的風浪隻會更大，但他手中的籌碼，也正在一點點地增加。
    第三十章清流徐圖
    崇禎九年的京察在一種壓抑的氣氛中落幕。正如吏部友人所透露，朱炎因“勤勉任事，屢有建言，於河工漕運頗有實績”，考功評為上等，順利擢升為工部都水清吏司員外郎，官居從五品。品級的提升帶來的不僅是俸祿的增加，更是權限的擴大和話語權的加重。如今，他已能參與司內一些重要事項的議定，甚至在某些場合，可以代表都水司與其他部院就相關事務進行初步接洽。
    升遷之後，前來道賀的人更多了。朱炎依舊保持著謙遜低調，對所有賀儀一概婉拒，隻以茶待客。他深知，在這個位置上，無數雙眼睛盯著，一步行差踏錯，都可能前功盡棄。他將更多精力投入到對新職權的熟悉和運用上。
    吳郎中似乎也有意栽培，將一部分涉及黃、淮河工緊要段落巡查督飭的事務交由他負責。這已不再是通惠河那樣的京畿地區，而是關係到帝國腹心安危的重大工程。朱炎更加謹慎，每次外出巡查，必做足功課，不僅研讀檔案，更通過猴子的信息網絡，提前了解當地官場生態、民情輿論，做到心中有數。
    在一次巡查黃河歸德府段堤防時，他再次展現了其務實且深謀遠慮的一麵。當地官府呈報的堤防堅固，隻需例行維護。但朱炎通過實地勘測和與老河工、沿岸百姓的深入交談，結合自己對水文地理的了解，判斷此段堤防因基礎問題和近年水流變化，已存在較大隱患，絕非簡單維護所能解決。他並未立刻駁斥地方官，而是召集當地官員、士紳及有經驗的河工，召開了一次小範圍的“谘議會”。
    會上，他先是對地方官以往的維護工作表示肯定，隨即以探討的口吻，擺出自己觀察到的疑點和收集到的民間反映，引經據典，分析潛在風險。他並不強行推行自己的方案，而是引導眾人共同商議，最終形成了一份由地方官、士紳聯署的，請求朝廷撥款進行局部加固的呈文。這份呈文理由充分，數據詳實，且代表了地方共識，順利通過了工部的審核。此舉既消除了隱患，又避免了與地方官的直接衝突，還贏得了體恤下情、善於協調的名聲。
    京城的小圈子“明理堂”依舊定期舉行，隨著朱炎地位的提升，參與者的層次和討論的深度也在悄然變化。如今，聚會中已不乏一些在各部院擔任郎中、主事等中級實職的官員。討論的話題，也從具體的部務難題，逐漸擴展到對朝局走向、軍政大事的分析。朱炎依然是那個善於引導和總結的核心，但他開始有意識地將一些經過自己深思熟慮、符合“經世致用”理念的宏觀構想，以假設或探討的方式提出，試探眾人的反應，並觀察哪些人與自己理念更為契合，值得進一步拉攏和培養。
    與此同時，他對信息網絡的倚重與投入與日俱增。他指示猴子，不僅要收集信息，更要嚐試進行初步的分析和研判，比如將不同地區關於流寇的零散信息進行對比關聯，試圖判斷其主力動向；或是將各地糧價波動與漕運狀況、天氣報告結合起來，預測可能的糧食短缺區域。這種超前的“情報分析”意識，使得朱炎往往能比朝廷更早感知到某些區域的危機征兆。
    家鄉方麵，趙虎來信匯報，民壯已擴編至五百人，分為五隊，裝備也有所改善，甚至通過特殊渠道搞到了一些弓箭和火銃（鳥槍）。張承業則提及，河南局勢日益緊張，巡撫衙門似乎已開始重視各地自保力量，《鄉勇保甲輯要》中的部分內容已被采納，推行於各地。朱炎回信，一方麵肯定他們的成績，另一方麵則嚴厲告誡，力量越強，越需謹慎，絕不可恃強淩弱，招惹是非，一切以“保境安民”為最高準則，並再次強調物資儲備和情報工作的重要性。
    這一日，徐博士邀朱炎過府，屏退左右後，神色凝重地告知他一個消息：陛下因遼東戰事吃緊，國庫空虛，有意再次加征“遼餉”，並可能在朝議中谘詢各部院官員意見。
    “此乃剜肉補瘡之舉，然聖意似乎已決。”徐博士歎道，“你身在工部，或會被問及加征對工程、民生之影響。需早作準備，言辭務必慎重。”
    朱炎心中凜然。加征遼餉，無疑是給本就困苦的民生雪上加霜，必然激化矛盾，但他也深知崇禎皇帝的固執。回到寓所，他徹夜未眠，仔細推敲。他不能直接反對加征，那會觸怒皇帝，也不能一味讚同，那有違本心且會失去民心基礎。
    他最終決定，若被谘詢，將采取“承認困難，強調疏導”的策略。即承認遼東軍務確需糧餉，加征實屬無奈，但緊接著要強調，加征需有度，且必須輔以“節流”與“安民”之策。他可以工部角度提出，暫停或削減一些非緊急的宮殿、園林工程，將款項轉用於軍需，此為“節流”；同時強調，加征之後，地方官府更需安撫百姓，嚴懲貪墨，防止胥吏借機盤剝，避免逼民為盜，此為“安民”。如此，既未直接反對聖意，又提出了切實的配套建議，將危害盡可能降低。
    他將這番思考整理成腹稿，反複演練。他知道，這或許是他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在可能影響國策的層麵，發出自己的聲音。雖然微弱，但他必須嚐試。
    夜色深沉，朱炎站在院中，仰望星空。從工部主事到員外郎，他不僅僅是官升一級，更是站到了一個可以更清晰觀察帝國脈絡、並嚐試施加微小影響的位置上。他像一股悄然匯入的“清流”，沒有驚濤駭浪，卻以持之以恒的滲透與謀劃，在這片日漸幹涸的土地上，默默勾勒著屬於自己的水脈圖。前路依舊艱難，但他布局愈深，根基愈固，前行也愈發堅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