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廈門回來後不久，詩雅告訴我，她通過了心理谘詢師資格證的筆試。
    “麵試在下個月，”她在微信裏說，發了個緊張的表情包，“如果過了，我就能真正開始接診了。”
    我問她要不要慶祝一下，她說不用。“等麵試過了再說。現在慶祝，萬一沒過，會更失落。”
    但我知道，她其實很看重這次機會。接下來的一個月，她幾乎把所有空閑時間都用來準備麵試——看書、模擬谘詢、聽督導課。有時候晚上十一點多，我路過水果店，還能看見二樓她房間的燈亮著。
    麵試前一天晚上，她給我發消息：“緊張得睡不著。”
    我回：“去天台看星星吧。我陪你。”
    我們約在樓頂天台見麵。那晚天氣很好，能看見不少星星。詩雅穿著厚厚的家居服，抱著一杯熱牛奶，坐在舊沙發上——那是之前租客留下的，一直沒扔。
    “你看，”她指著天空，“北鬥七星。小時候爸爸教我的，說迷路的時候就找它。”
    “你爸爸……”
    “在我十歲時去世了，”詩雅輕聲說，“車禍。從那以後，媽媽就變了。她把所有的期望都壓在我身上，要我優秀，要我成功，要我……完美。”
    她喝了口牛奶，熱氣在冷空氣裏凝成白霧。“我生病後，她覺得丟臉。帶我看神婆，算命，就是不承認我需要真正的治療。她說‘我女兒怎麽可能有病’，好像病是一種道德缺陷。”
    我靜靜聽著。遠處傳來火車的汽笛聲，悠長而孤獨。
    “後來我明白了，”詩雅繼續說，“她不是不愛我，是不知道怎麽愛。她自己的創傷太多了——失去丈夫，獨自撫養兩個孩子，還要麵對親戚的閑言碎語。她把所有的焦慮都投射在我身上，因為我是她最能控製的部分。”
    她頓了頓：“學心理谘詢後，我學會了共情。共情她，也共情自己。我看到了她的脆弱，也看到了自己的堅強。我們都受了傷，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療愈。”
    風吹過來，她縮了縮脖子。我把外套脫下來遞給她，她猶豫了一下，接過，披在肩上。
    “明天麵試，如果過了，”她說，“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家。和媽媽好好談一次。不是爭吵，不是控訴，是真正的對話。”
    “你會說什麽？”
    詩雅想了想：“我會說：‘媽媽，我病了，需要治療。這不是你的錯，也不是我的錯。隻是我們需要學習，怎麽在創傷中彼此扶持，而不是彼此傷害。’”
    她的聲音很平靜，但眼睛裏有淚光。“然後我會抱抱她。她很多年沒有抱過我了。”
    我們沉默地看著星空。城市的光汙染讓星星顯得稀疏，但依然有幾顆特別亮的，堅定地閃爍著。
    “你知道嗎，”詩雅忽然說，“學心理谘詢後，我重新理解了‘小春’。”
    我看向她。
    “她不是我幻想出來的朋友，”詩雅說，“她是我分裂出來的自我保護機製。在家庭壓力、學業壓力、社會壓力大到無法承受時，我的心理創造了一個陪伴者，一個傾聽者，一個永遠不會離開的朋友。”
    她笑了：“現在我不需要她了，因為我學會了陪伴自己，傾聽自己，愛自己。但我會永遠感謝她——在我最孤獨的時候，她沒有讓我一個人。”
    這話讓我想起老林在鼓浪嶼說的話：有些分離不是失去，是成長。
    麵試那天，詩雅穿了一套深藍色的職業裝，頭發紮成利落的馬尾，化了淡妝。看起來成熟、專業，和平時水果店裏的她判若兩人。
    “怎麽樣？”她在鏡子前轉了個圈。
    “很好，”我由衷地說，“像個真正的谘詢師。”
    她笑了，但笑容有些僵硬：“還是很緊張。”
    “正常。緊張說明你在乎。”
    陪她去考場的路上，她一直深呼吸。考場在一所大學的心理學院，走廊裏已經有不少考生，有的在最後翻書，有的在閉目養神，有的在小聲交談。
    “我進去了，”詩雅在門口說，“祝我好運。”
    “好運。”
    她轉身走向考場，背挺得很直，腳步堅定。那一刻，我忽然想起第一次見她時的樣子——躲在水果店櫃台後，眼神躲閃，手腕上有疤痕，說話小心翼翼。
    現在，她走向屬於自己的戰場，去爭取治愈自己、也治愈他人的資格。
    三個小時後，詩雅從考場出來。臉上的表情很複雜——既疲憊，又興奮。
    “怎麽樣？”我問。
    “不知道，”她說，“問題都答了，但不知道答得好不好。考官最後問：‘你為什麽想成為心理谘詢師？’”
    “你怎麽回答的？”
    詩雅停下來，看著遠處操場上的學生。正是下課時間，學生們三三兩兩走過，笑聲、說話聲、籃球砸在地上的聲音，匯成青春的喧嘩。
    “我說，”她的聲音很輕，“‘因為我曾經掉進過深淵，知道那有多黑暗。現在我想成為那個在井口放繩子的人，告訴還在下麵的人：你看，有光，能上來。’”
    一周後，成績公布。詩雅過了。
    她給我打電話時，正在哭——不是悲傷的哭，是釋放的哭。“過了……我過了……我可以正式接診了……”
    “恭喜，”我說，“真為你高興。”
    “謝謝你，”她哽咽著，“謝謝你們所有人。老林，老張，夏玉姐，韓宇，倭哥……是你們讓我相信，裂縫裏真的能透進光。”
    那天晚上，我們在“隨心”咖啡館給她慶祝。老張做了特製蛋糕，上麵用奶油寫著“心理師詩雅”。老林帶來了他在廈門買的茶葉，夏玉帶了陽光——它現在已經完全康複，活潑得像隻小狗。韓宇和倭哥合送了一套專業書籍，是倭哥從書店裏精心挑選的。
    詩雅看著大家，眼睛又紅了。“我沒想到……會有這麽多人關心我。”
    “因為你值得，”夏玉擁抱她，“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強大。”
    慶祝到一半，詩雅的手機響了。她看了一眼，表情變了。
    “是我媽，”她小聲說，“她知道了。不知道誰告訴她的。”
    “接吧，”老林溫和地說，“該麵對了。”
    詩雅深吸一口氣，走到咖啡館的角落接電話。我們聽不見她說什麽，但能看見她的表情——起初緊張，然後放鬆，最後臉上浮現出釋然的笑容。
    電話打了將近二十分鍾。掛斷後，她走回來，眼裏含著淚，但嘴角上揚。
    “她說什麽？”韓宇迫不及待地問。
    “她說……”詩雅擦了擦眼睛，“‘女兒，媽媽為你驕傲。’”
    簡單的一句話，讓在場所有人都安靜了。
    “她還說，”詩雅繼續說，“‘什麽時候回家？媽媽給你包餃子。你最愛吃的韭菜雞蛋餡。’”
    那是和解的信號，是跨越了十年隔閡的橄欖枝。
    “你準備什麽時候回去？”我問。
    “下周末，”詩雅說，“我想準備一下。不是準備說什麽，是準備……怎麽麵對那個家，麵對那些回憶。”
    老張遞給她一杯熱巧克力：“帶點禮物回去。我做的餅幹，你媽媽應該會喜歡。”
    “還有我的花，”韓宇說，“我養了盆蝴蝶蘭，開得正好，送給你媽媽。”
    “我書店裏有幾本關於家庭溝通的書，”倭哥說，“明天帶給你。”
    “我……”夏玉想了想，“我織了條圍巾，本來想自己戴的，但顏色可能更適合長輩。給你媽媽吧。”
    詩雅看著大家，眼淚終於掉下來。“謝謝……真的謝謝……”
    那晚我們聊到很晚。詩雅說起她的計劃：先兼職做心理谘詢，同時繼續經營水果店。“水果能治愈身體，心理谘詢能治愈心靈。都是治愈，不衝突。”
    “而且，”她笑著說，“以後客人來買水果，我還可以順便做做心理疏導。買一送一，多劃算。”
    我們都笑了。咖啡館裏充滿溫暖的氣息，咖啡香、蛋糕香、花香，還有人情香。
    離開時，詩雅對我說：“下周末我回家，你能陪我一起去嗎？我……可能需要點支持。”
    “當然，”我說，“什麽時候？”
    “周六上午。坐高鐵，兩個小時就到了。”
    “好。”
    詩雅的老家在河北的一個小城。高鐵上，她一直看著窗外飛馳而過的田野。冬天，田野是枯黃色的，偶爾有殘雪，像斑駁的補丁。
    “緊張嗎？”我問。
    “有點，”她承認，“但更多的是期待。像要去見一個很久不見的老朋友，你知道你們之間有隔閡，但也知道彼此都在乎對方。”
    她帶了大家送的禮物：老張的餅幹裝在精致的鐵盒裏，韓宇的蝴蝶蘭用報紙仔細包著，倭哥的書用絲帶係著，夏玉的圍巾疊得整整齊齊。還有她自己在超市買的補品，和一些水果。
    “我媽喜歡吃橙子，”她說，“說維C多，對身體好。其實我知道，是因為我爸生前喜歡吃。”
    車到站了。小城的火車站很舊，但幹淨。出站口，一個中年女人站在那裏，不停地張望。
    詩雅看見了，腳步頓了一下。我也看見了——那是她媽媽，和詩雅有七分像，但更瘦，背有些佝僂，臉上皺紋很深，頭發花白了大半。
    “媽。”詩雅走過去，聲音有點抖。
    “小雅……”媽媽的眼睛立刻紅了，上下打量女兒，“瘦了……是不是又沒好好吃飯？”
    “沒有，我吃得好。”詩雅把東西放下，猶豫了一下，伸出手。
    媽媽也伸出手。她們擁抱了——很輕，很小心，像怕碰碎什麽。但擁抱持續了好幾秒，詩雅把臉埋在媽媽肩上，肩膀微微顫抖。
    “回來就好，”媽媽拍著她的背，“回來就好。”
    我站在幾步外，看著這一幕，心裏湧起複雜的情緒——有感動，有心酸，也有希望。
    詩雅的家在老舊的小區裏，沒有電梯，樓道裏貼滿小廣告。但家裏收拾得很幹淨，雖然家具陳舊，但一塵不染。牆上掛著全家福——年輕的父母，紮著羊角辮的小詩雅，還有剛學會走路的弟弟。
    “你弟在上海，說春節回來，”媽媽一邊倒茶一邊說，“他總問起你，說想姐姐了。”
    “我也想他，”詩雅說，然後正式介紹我，“媽，這是我朋友，小涵。在北京很照顧我。”
    “阿姨好。”我說。
    “你好你好，”詩雅媽媽很熱情，“小雅在北京，多虧你們這些朋友。她以前……不太愛說話。”
    午飯是餃子，果然是韭菜雞蛋餡。還有幾個家常菜：紅燒排骨，清炒時蔬，西紅柿雞蛋湯。很簡單，但能看出來是精心準備的。
    吃飯時，氣氛起初有些拘謹。詩雅媽媽不停地給女兒夾菜，詩雅小聲說“夠了夠了”。母女倆都小心翼翼，像在走雷區。
    吃完飯，詩雅把禮物拿出來。媽媽接過，一樣樣看，眼睛又紅了。
    “你們費心了……”她摸著那條圍巾，深灰色的，很柔軟，“真好看。”
    “媽，”詩雅終於鼓起勇氣，“我有話想跟你說。”
    媽媽放下圍巾，坐直身體：“你說，媽聽著。”
    詩雅深吸一口氣，開始了她準備了很久的話。從十歲那年的創傷說起，到生病，到治療，到學心理谘詢，到現在的感悟。她說得很慢，有時候會停頓，但一直堅持說完。
    媽媽聽著，沒有打斷，隻是不停地擦眼睛。
    “……所以媽，”詩雅最後說，“我不是在怪你，也不是在訴苦。我隻是想讓你知道，我經曆了什麽，現在走到了哪裏。我也想讓你知道，我愛你，即使我們有過那麽多爭吵和誤解。”
    說完，房間裏很安靜。隻有窗外偶爾傳來的汽車聲，和牆上鍾表的滴答聲。
    過了很久，媽媽站起來，走到詩雅麵前，蹲下身——這個動作讓她看起來忽然老了很多。
    “小雅，”她的聲音哽咽，“是媽媽對不起你。你爸走得太突然，媽不知道該怎麽辦……隻知道要把你們姐弟拉扯大，要你們有出息，要對得起你爸……”
    她握住詩雅的手，那雙手粗糙，滿是老繭：“媽太要強，總覺得哭就是軟弱，生病就是丟人。媽錯了……媽應該陪你去看醫生，應該聽你說，而不是逼你……”
    詩雅也蹲下來，抱住媽媽：“都過去了，媽。我們現在重新開始，好不好？”
    “好……好……”媽媽泣不成聲。
    我看著這對母女相擁而泣，忽然理解了什麽叫“療愈”——不是忘記創傷，而是帶著創傷繼續前行；不是抹去過去，而是與過去和解。
    那天下午，詩雅帶我在小城裏轉了轉。我們去她的小學，中學，常去的公園，爸爸的墓地。她在爸爸墓前說了很久的話，我在遠處等著。
    回北京的高鐵上，詩雅看起來很疲憊，但眼神是明亮的。
    “感覺怎麽樣？”我問。
    “像卸下了很重的包袱，”她說，“不是包袱被拿走了，是我終於學會怎麽背它了。知道怎麽調整重心，怎麽走得穩。”
    她看著窗外漸暗的天色：“而且，我知道無論走多遠，回頭的時候，家還在那裏。媽媽還在那裏。這就夠了。”
    高鐵駛入隧道，車廂裏暗下來。玻璃窗上，映出我們的倒影，和車廂裏其他旅客的身影——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故事，奔赴各自的方向。
    出隧道時，天已經黑了。遠處，北京的燈火像一片倒置的星空，璀璨，繁密，充滿無限可能。
    “下周開始，”詩雅說，“我就要正式接診了。第一個預約已經排好了，是個高中女生，和我當年差不多大。她說她總是失眠，覺得自己不夠好。”
    “緊張嗎？”
    “緊張，”她笑了，“但更多的是期待。我想告訴她：沒關係，慢慢來。你的感受是真實的，你的痛苦是值得被看見的。我會在這裏，聽你說，陪你走一段路。”
    我想起她麵試時說的那句話：“我想成為那個在井口放繩子的人。”
    現在，她真的要去放繩子了。不是救世主，不是萬能藥，隻是一雙傾聽的耳朵，一顆共情的心，一個溫暖的陪伴。
    而我知道，每一個被她陪伴的人，都可能在未來成為另一個放繩子的人。治愈就這樣傳遞下去，像漣漪，一圈圈擴散，最終匯成溫暖的海洋。
    回到北京的那晚，詩雅發了一條朋友圈：
    “回家了。
    和媽媽包了餃子，說了很多年沒說的話。
    哭了，笑了，和解了。
    下周開始，正式成為心理谘詢師。
    謝謝所有陪我走過黑暗的人。
    現在，我想陪別人走一段他們的路。
    因為我知道，無論多黑，總有光。
    而有時候，我們就是彼此的光。”
    配圖是母女倆包的餃子，有些歪歪扭扭，但很可愛。
    下麵有很多評論和點讚。老林說：“為你驕傲。”老張說：“下次來咖啡館，給你打五折。”夏玉說：“需要督導可以找我，我認識幾個很棒的前輩。”韓宇說：“詩雅姐厲害！”倭哥說：“書店隨時歡迎你來開讀書會。”
    而我在下麵評論：“光會傳遞。你會照亮很多人。”
    她回複我：“你也是。你的鏡頭，你的文字，也在記錄光。”
    放下手機，我走到窗邊。夜色中的城市依然繁忙，但此刻我覺得它很溫柔——因為在這千萬扇窗戶後，有無數個像詩雅一樣的人，在努力治愈自己，治愈他人，在裂縫中尋找光，在黑暗中點亮燈。
    而我的“星海計劃”，記錄的就是這些光。
    每一道光都很微弱，但匯聚在一起，就是璀璨的星海。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