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沒有備注的號碼，她其實認得。十一位數字像刻在記憶深處的暗碼，即便五年未響起，依然能在第一眼喚醒某種生理性的緊繃。她盯著屏幕上躍動的光點，指尖懸在接聽鍵上方三毫米處，任由它響了五聲——足夠禮貌，也足夠疏離。
    “喂。”
    “小嶼。”電流那頭的聲音比記憶裏薄了些，像磨損的舊磁帶，“是我。”
    窗外的城市正沉入黃昏，玻璃幕牆將落日切成無數流動的金箔。蘇嶼走到窗邊，用肩膀夾住手機，空出的手無意識地摩挲著窗框接縫處細微的凸起。她需要這個觸覺錨點。
    “嗯。”她應了一聲，沒有叫出那個稱呼。
    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背景音裏有隱約的電視聲，某個年代久遠的電視劇主題曲，斷斷續續像隔著一層水。“看到你的報道了，”他說，“網上那些。做得很好。”
    不是“女兒你真棒”，也不是“爸爸為你驕傲”。是“做得很好”。蘇嶼的睫毛顫了顫。
    “謝謝。”她聽見自己說，聲音平穩得像個陌生人。
    接下來是更長久的沉默。但這次不是尷尬，更像某種小心翼翼的丈量——父親在尋找合適的距離，像修複古畫的匠人，知道顏料不能太濃也不能太淡。
    “這些年，”他開口，語速很慢，“我缺席了太多。不是借口，但……我想道歉。”
    蘇嶼的呼吸在胸腔裏凝滯了一瞬。她等待的或許就是這句話，可當它真的抵達時，卻輕得像一片無法承重的羽毛。她忽然想起“情緒共振”展覽裏那件裝置：無數細線懸吊的玻璃碎片，每片都映著不同的麵孔，輕輕一碰就會叮當作響，卻永遠不會真正拚合。
    “我收到了。”她說。沒有說“沒關係”，也沒有說“我原諒你”。隻是收到了，像收到一封遲到的信，字跡已經有些模糊。
    父親似乎鬆了口氣。他開始說起近況，瑣碎的、日常的：陽台上的茉莉開了第二茬，最近在學用智能手機訂外賣，社區老年大學開了水墨畫課。沒有訴苦，沒有煽情，隻是分享。像兩個成年人——不，就是兩個成年人——在交換生活切片。
    蘇嶼偶爾回應，說起工作室的忙碌，說起拒絕那些隻想複製爆款的客戶時的小小驕傲。父親聽得很認真，會問“那你是怎麽篩選的”，而不是“要不要爸爸幫忙”。
    通話快結束時，父親忽然說：“你媽媽上周給我打了電話。”
    蘇嶼握緊了手機。
    “她說你現在很像年輕時的她。”父親笑了，笑聲裏有種她從未聽過的釋然，“但我覺得，你比她更知道怎麽保護自己。這很好。”
    暮色徹底淹沒了城市。蘇嶼看著玻璃上自己的倒影，那張臉既不像父親也不像母親，又同時融合了兩個人的輪廓。她忽然明白，這場對話之所以沒有崩塌，是因為父親終於放棄了“父親”的寶座，從那個高高在上又搖搖欲墜的位置走了下來，坐在了電話線的另一端——一個平等的位置上。
    “下次，”她聽見自己說，“可以發些你畫的畫給我看看。”
    掛斷電話後，蘇嶼在窗前站了很久。晚風穿過半開的窗，吹動她手邊情緒板上那些零散的素材：褪色的老照片、印著詩句的紙片、半透明的硫酸紙上暈開的水彩痕跡。
    她意識到，家庭從來不是完成時。它是一棟永遠在修繕的老房子，有人離開，有人歸來，牆壁會剝落，也會長出新的藤蔓。而此刻，她正握著一把陌生的鑰匙，站在一扇從未打開過的門前——門後不是和解的盛宴，隻是一條可以並肩行走的、狹窄但真實的小徑。
    她打開電腦，在客戶篩選標準裏又加了一條：
    “隻接受願意看見真實裂痕，而非追求虛假完整的故事。”
    光標在屏幕上閃爍，像心跳，像某種重新開始計時的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