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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前，我剛丟掉了一家報社的工作。從學校畢業，我就在那裏當記者，做得相當盡職，但就是這份敬業精神讓我惹上了麻煩。具體經過我懶得說了。回想起來，像我這樣的性格的女人，恐怕早晚得卷鋪蓋。應當說，我沒有早被開除，還要感謝報社領導的容忍大度。

    不過被婉辭當日，我幾乎像被雷擊了，我個人的生活也陷入了絕境。一下子成為社會棄兒：無工作，無工資，無宿舍，無朋友。付不起房租，馬上就會無家可歸。

    我不去整理自己簡單的行李，躺倒在床上，滅了燈，離開了爭鬧的世界，索性仰頭大睡。我沒有想到，那夜，在我的生命標出了一個轉折。

    大汗淋淋醒來天已亮，摸摸臨窗的小書桌，有點潮，晨霧露氣染的。不過照鏡，我的臉色紅潤。看相人都說我八字大，不必避邪，不過邪也不避我。

    “繞不過去的！”夢中的這女子，神情奇怪地朝我眨了眨眼睛，“不如四周看看，找到了就抓住。”

    我打開窗。早晨和夜一樣寂靜。窗外是牆，但伸出頭就可看到一個拐角，後麵是一幢洋房，牆上爬滿深紅色的玫瑰，奇香誘人。我從來沒有注意，自己住的地方周圍是什麽。現在一看，好像還有點名堂。

    我站在路邊，看牆內的空蕩蕩的操場。向看門老頭打聽這地方，說這是一所職業學校，暑假就空了。我問這地方以前是不是一所戲劇學校？看門老頭很驚奇地看著我，說真是的，很少有人記得，七十年前，有個劇界名伶買下來，建了上海第一個戲劇學校。每天一早這陣子，那些漂亮男孩女孩就在這兒練唱練舞，一口氣翻十個筋鬥。

    我追問下去：“一個女伶哪來這麽大筆錢？”

    看門人摸摸腦後勺說，他也弄不清楚。他突然對我說，“你要運氣好，你遇上劉驥先生。這兒的什麽事他都一清二楚。他就住在附近，有時走過來散步。”

    “真的？！”我眼睛一亮，中國人當然知道劇作家劉驥，如同西方人知道莎士比亞一樣。

    於是，我不得不振作起來。每天晨跑晚跑，有事無事，都上這個操場來一圈，這天終於看見操場上有一個男人，一頭銀發飄灑，他穿著質地很好的中式褂子，布鞋。雖然拄著手杖，卻依然風度翩翩，消瘦但不衰弱。

    我向他走過去，他這樣的大名人，我當然認得出。劉驥先生日後提起過這一天，說我跑到他跟前的第一句話就把他嚇了一跳：“劉驥先生，我看到你每次在這裏散步，就想起誰。”

    “誰——？”

    “她——！”

    “你怎麽知道？”

    “她告訴我的。”

    其實當時我說的“她”，是夢中見到的女人。

    劉驥先生笑了，他伸出手說，“小姑娘——”其實我早就不是小姑娘，但對滿頭白發的人而言，充充小姑娘也不錯。“小姑娘，我們有緣。”

    他住在不遠的富民路，早就不上班了，像他這樣等級的大師，少有的國寶，沒有退休一說。我有幸結識這麽一個半神式人物，自認為是莫大的緣分。

    我這才下決心，住定下來，找個工作。有家流行雜誌，編輯部正好在滬西，同意雇傭我一年，年終看“業績”，決定合同續不續簽。這家雜誌隻管賺錢，生存起來單純一些。我從網上找到就近一幢老房子的亭子間，租金便宜，就搬過去了。

    我第二次見劉驥先生是在他家裏。相處熟了，才發現劉驥先生完全不像老人，雖然行走不便，卻是耳聰目明，談笑風生。他旁邊有個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女人陪著，表情冷漠地聽我們說話。我以為是他的孫女，結果是他紅顏永駐的夫人。她眼睛始終沒有正眼看我，我和她隻有幾句客套的寒暄。

    開始時，我懷疑劉驥先生有意收下我這個文學女弟子，隻是風流脾性不改。我心裏惱多於喜。日子一長，我也被這個老人開化了，覺得人生難得真性情。

    很少聽到他談學問，盡聽他談文壇往事，流言蜚語，而且男女關係上的傳聞還特別多。如果我把當時每天回家記的筆記整理出一部分發表，定能讓現代文學史教授嚇一跳：他們崇仰的那些革命文學大人物，原來做過比今日文學青年更荒唐的事。

    《新良友》周刊編輯部是一幢舊洋房，走廊和辦公室掛滿了二三十年代上海刊物的封麵複製品。這家滿是圖片的仕女雜誌雖然對不上我的口味，但也知道全國報攤都把它放在打頭。要迫使我自己不會認真起來，在這裏混飯吃是最好的。

    那天主編走進編輯室，說《新良友》最大的遺憾，是一直未能采訪到上海小資女作家第一塊牌子丹儀，問誰有辦法。編輯室當時隻有三個人，都朝我看，因為那兩個人已經吃過閉門羹，隻有我去撞撞大運。

    我勉強說，“我隻能試試看。”

    主編表示，若能采訪成，稿酬從優。

    主編走後，幾個同事說，他們碰釘子絕非偶然，下麵是一大套女人經：

    “我看丹儀臉上全部是做過的！”

    “總應當有五十了吧。據說她母親是‘老良友’的作者，與張愛玲共過事。”

    “這個女人自命張愛玲轉世，怎麽會向你露真麵目？”

    實際上我心裏暗喜，丹儀就是我師母，劉驥夫人，即便她不給我麵子，她也會給自己一個機會。憑著一種敏感，我幾乎能斷定她會與我大談一番。

    果然，丹儀約我到外麵談。

    她穿了件新式旗袍，妝化得濃豔，但是皮膚很好。指甲塗了最新的多色熒光。據她說，外祖母是什麽解放前一家銀行經理的少奶奶，在法租界有一大幢三層樓的藍房子。

    我們坐在瑞金路一家咖啡館裏。她津津樂道身上的衣飾是在哪個歐洲城市買的，什麽季節用什麽巴黎香水，如數家珍地說了一串去過的歐洲國家感受，這點倒符合我上司給我的采訪要求。我真不明白我的同事們出了什麽錯。

    我知道，在70年代末，劉驥先生忽然變成稀有的“出土文物”，外國競相邀請。二十年中走遍全世界，永遠有丹儀陪伴在側，一直到他最近實在走不動為止。但我明智地不提劉驥。

    “上海小資女人第一塊牌子。”我開門見山問她這個外號的來曆。

    她一笑，“當然我不會做這樣的自我標榜。”她淡淡地說，“不過這稱號沒什麽丟臉的。就是被當今那些‘小妹妹’們弄得太俗氣了。”侍者過來，我點了啤酒，她點了一杯冰咖啡，接著說，“難，趣味這東西最難，三代富貴方知飲食。美國人富了一百年依然粗俗！如今上海小資女人學時髦是靠看美國肥皂劇，靠研究貴刊——真是俗不可耐。”

    我一手端著啤酒，一手忙著記她的話。突然她警覺地問我：“你呢，不像上海女子！”

    我點點頭。我的確不像。就在這時，她用簡單的歐洲星相，判斷了我的性格。

    她話題一轉，問起我的生日。

    原來我是處女座出生的。

    這樣的人，對神秘、懸疑、危險，甚至暴力，有著難以言喻的好奇心，好奇心可引導出創造性。但可能過於執著而走火入魔，不可收拾。如果弄起藝術，則追求完美，幾乎成病態。

    丹儀對我這麽說。我完全明白她指的是什麽，應當承認，她說得很準。我不能不歎服：我這個揚子江水手的女兒，一輩子不入時流。

    “至少你不生在上海。”丹儀不容反駁地說。

    這話說到要害上。隔一條江，水土就不一樣，哪怕是跨過一條江過來的，就生來不是做上海女人的料子。

    丹儀那天還說，她詫異我這樣的人，竟然對小資女人這題目感興趣。我心裏一緊。莫非這個女人打聽到什麽消息？在本地小資像寄生蟲一般長出來之前，上海的天下，屬於大開大合的女人，那就是我心目中的上海女人。不過我的書還沒有開始寫，她怎麽知道？

    劉驥先生進了醫院，讓一個護士投信，叫我去見他。那是個陰沉沉的下午。他本來臉就瘦，現在臉更瘦，而且眼圈灰黑。我突然明白，他的日子長不了，看到我來了，他似乎等待已久，竟然拉掉鼻子上的氧氣管，坐起來。我急忙阻止他，他不理會，一個手勢攔住了我。

    人之將死，其言才真。他的話沒頭沒尾。可能他知道我了解他的上下文，開場白就省了。他說我們這種知識分子，走進現代，是假的，浮麵的，趕時髦而已。老百姓活出來的現代，例如抽水馬桶浴缸之類，才切切實實，什麽革命運動政治清洗都改不掉的。

    他張開嘴想大笑，可憐這個時候，他已是有笑之心無笑之力了。

    上海就是物質的，現代上海，就是物質的集合。坐在上海的抽水馬桶上，思維還能抽象？我隻能代劉驥先生大笑。

    他看來一直在等著我落進他的話語圈套，便叫我從他的床底一個帆布包裏，找出一個牛皮信封，讓我當麵打開。裏麵有相當多發黃發脆的剪報，內容卻一樣，都是關於一個我沒聽說過的滬劇女演員，叫筱月桂。

    看到我很驚奇，他眯起眼睛，緩慢地說：“你能寫點像樣的文字，我也知道你寫的東西不痛不癢，其實無啥意思。如果以後真想寫出一點有意思的東西，就寫筱月桂，這是我一生見過的最了不起的女人。”

    他說完話，靠回枕頭上，話多了臉色疲憊。護士趕了過來，給他重新插上氧氣管，先生的女兒用眼色示意我退走。

    我意識到他以前多次提到過的小月桂，就是這個女演員。

    那個下午是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麵。不久後，先生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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