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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昨天上完晚自習出來，我發現曆史老師辦公室的燈光還亮著，就走上那幢斜頂大樓。他在看書，但我覺得他在等我。看見我進來，他就笑了。你想喝水吧？他指指桌上的茶杯，說你不在乎就喝我的杯子，我這刻沒病，向**保證。

    我沒去拿茶杯，站在辦公桌前。窗外飄起了小雨，辦公室燈光柔和，我心裏有種找到家的感覺。他的心情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眼睛裏閃著光澤。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結構平房裏，一個房間隔成兩部分，有個小後門。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經曆，隻知道解放後某一年的某一個政治運動起，他父親成了受管製的“反社會主義分子”，開除公職。到底什麽樣的人算作“反社會主義分子”，連曆史老師也說不清。母親先是在銀行做職員，後也沒了工作，在家做些縫縫補補的事。他們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是個斜坡，後門石塊壘起五六級，粗壯的黃葛樹枝丫往鄰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隻有一間，就以黃葛樹依岩石搭了個吊腳樓。

    曆史老師家後門還有棵葡萄樹，藤葉蔫巴巴的，欠肥料欠愛護。他有個弟弟，在“文革”武鬥中死去。他弟弟死後，那棵葡萄樹突然躥長，枝蔓四處勾延，纏著黃葛樹，貼著牆和瓦片，枝葉茂盛，而且果紅甜香。從樹葉上掉下的豬兒蟲也綠得晶瑩，蠕動著肥壯壯的身軀，葡萄引來許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圓的半夜裏，後門外麵有怪叫和哭鬧聲。“是死兒變鬼，成樹精爬在樹上了。”鄰居九歲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覺，揉揉眼，直衝衝走到街上逢人便講。他滿街滿巷走，被趕回家的母親當街賞了幾巴掌，才把他從夢遊中喚回，罰他在有齒的搓衣板上跪著。

    大人打孩子，天經地義，看熱鬧的人隻看不勸。就跟到江邊看淹死的人、山上看無頭屍體、路上看突發病昏厥的人一樣。人們的眼睛一般都睜著，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生死死瘋瘋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驚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曆史老師說他有幾個朋友，常在一起聚聚。“你來，你可聽聽他們談文學。你自己來挑挑書看。”他的口氣裏真有種希望我去的意思，這是他第一次誠懇地把我當平輩。他們都是一群有同等經曆或背景的人，幾個人聚在一起，讀書談文，討論共同感興趣的題目。聽自己改裝的收音機，他們不像這裏的一般居民，隻收香港電台的流行歌曲，他們聽別的節目，收別的台：美國英國的中文短波廣播。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聽“敵台”這罪行，三十來年，都是要判重刑的，雖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麽嚴了，幹擾音也不那麽強了，但一提起這兩個字，還是讓人心驚肉跳。

    這地方，暴雨若下起來，非常驚人，從山坡上能看見閃電和雷雲，在江麵狂飛，但暴雨不會長過十分鍾。就跟重慶人胸中有氣得出，氣未出盡就收場。叫人受不了的是這個城市常年細雨綿綿，非要把每家每戶的木家具黴掉爛掉，所有的蟲類都趕出牆縫，湊熱鬧到餐桌前聚會一番，才稱心如願。

    細雨下起時，石板的街麵全是泥漿，滑溜溜的。雨下得人心煩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雨天特別多，買不起雨靴的人，就隻能穿夏天的涼鞋。冰冷的雨水從腳趾往外擠，凍得渾身直打戰。

    細雨，有時細得變成了霧，在空中飄忽不落，看不清遠處，更看不見江對岸，僅僅聽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著，相互警告。

    在這麽一個細雨天，我順江往山坡上爬，石階不平整，好像一踩就會滑動。我戴了頂舊鬥笠，竹葉已從折斷的邊框伸出根須，鬥笠前簷成串滴水，必須身子朝前傾，雨水才不至於灑在身上。

    曆史老師家的門是假合上的。據他說，鄰居是不去他家的。好像是有什麽鬼祟？越可怕對我越是誘惑。我站在他家屋簷下，心裏怕怕的，叫門。

    等了好半天，也沒人應。

    我輕輕推門走了進去。一張婦人的照片端正地擱在書櫥上，她的頭發雖說是全中國一樣的掛麵式，但攏在腦後，漆黑油亮，橢圓臉，脖子邊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這感覺讓我怦然心動。不用指點，我知道是他的母親。和他像極了，她的神色像有話要對我說。

    在屋角有個用水泥糊補起來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鳥樹山水。有一台老式唱機在緊靠書櫥的獨腳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綠一片。過道有粗粗細細的竹竿，擱在橫空的兩個梁柱上，洗過的衣服串在上麵，在這細雨天裏耐心地陰幹。

    屋子裏許多地方，椅子、床頭、櫃子都擱著書，還有報紙。他和他的朋友都嗜書如命。他們聚會時可以一晚上不說話，各人看各人的書，也會一夜吵鬧不休，為書，為書中人的命運。

    有好幾次，我就這麽在夢裏去曆史老師家。然後像他那些聚會的朋友們一樣，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坐下來，手裏捧著一本書，聽他們說話，整段整段背誦書裏美麗的篇章。

    也可能我膽小，見生人不習慣，也可能我心懷鬼胎，不想讓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從未去敲他的門。我隻需做著到他家去的夢，就覺得每天的日子變得短促而好過一些。

    “文革”開始時，我四歲，“文革”結束，我十四歲，十年有七年時間本應坐在教室裏，大部分時間卻在義務勞動：造梯田支援農村，在工廠垃圾堆裏扒拾廢鋼鐵，甚至夜裏摸進工廠，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給收購站，換回一張交了廢鐵多少斤的證明條子。

    每學期期末，專會打小報告的班幹部們總是控告我，說我表現最差。我害怕鑒定上“品學”出毛病：“不熱愛勞動”、“不關心集體”，或者“對國家建設不積極”、“政治活動不踴躍”。父親站在最亮處吃力地讀了，沉下臉不說話。母親識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親說的，就去求人讀，知道後覺得太丟臉，回來加倍發脾氣。

    我的鑒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鑒定簡直轟轟烈烈：資產階級思想，看舊得顏色發黃的厚厚的，不止一次扯路邊的花放在書包裏；政治覺悟低，不願寫入團申請書，還說不想湊這無聊的熱鬧；從不願向老師和班幹部“交心”，不虛心接受群眾幫助；團結同學不夠，課間休息時間不接近群眾。這是小組意見，依座位排的十四個同學互相就學期表現，提優點缺點，我不知自己為何就成了眾矢之的。班主任意見一欄總是：同意小組意見，希該同學接受經驗教訓，認識錯誤，改正錯誤。

    好像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見到曆史老師，如果我記得不錯，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學校代過一周或是兩周的課。但是我不會去注意他，正如他不會注意我。我那時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覺得我有什麽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認為我有什麽吸引人之處。

    如果他不會再次出現在我的生活裏；如果他也像老師、同學、鄰居，一樣對我冷漠；不，他不會像那些人。他出現在我的生命裏，我心裏該充滿感激，我想這便是上天對我不薄。

    這個夏天剛開始時，喜歡搗弄無線電的三哥，不僅自己裝配收音機，還喜歡幫人修理。有一天把別人不要的一個小收音機修好，給了眼睛不好使的父親。

    我從父親那兒借來，半夜裏調了許久，才聽到曆史老師說過的電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聖經》，裏麵一個溫和的聲音說著：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穀，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這些話就是說給我聽的，不然我不會如此激動，眼裏噙滿淚水。我是在那個偷偷收聽短播電台的晚上愛上《詩篇》、愛上《雅歌》的。我不管這個神來自何方，隻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護我。我對著寺廟裏的菩薩畫十字，對著十字架雙手合十，常被人笑話。有人指責我褻瀆神明，我卻不認為有什麽錯。

    2

    收音機報道，長江二十六年來最大一次洪峰，正從長江上中遊湧向下遊。我記得1980年9月還有一件事，是與這則消息在同一天宣布，婚姻法修改草案規定：法定結婚年齡男二十二歲，女二十歲。但黨提倡晚婚，男女年齡相加應到五十歲。按法定年齡結婚，不會上法庭，自有主管單位懲罰你，因為你膽敢按法律行事。

    可能天生營養不足，發育遲緩，我十八歲這年，別人還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並不覺得是個成人，雖然再過兩年就到了法定結婚年齡。這個讓不少人高興的“重申婚姻法”，與我毫不沾邊，男女之事，好像還離我太遠。

    每份報紙，隻有四版，油墨與紙張的劣質，手指總弄得很髒。在石橋廣場這樣的不算小的街上，總會有木框或玻璃架將當日的報紙——《人民日報》《重慶日報》《光明日報》掛出來。玻璃框很少，因為有人砸，不是偷報紙，而是砸著好玩，跟砸路燈一樣，晚上大多地方黑壓壓一片，隻有野貓溪的幾條街可見到路燈，說明這一帶的無賴少年嫌疑最大，手還留自家情。就算每個街燈都能點著，南岸的大多巷子本來就沒有路燈，落定在黑暗裏，與亮亮堂堂的城中心不能比。

    3

    曆史老師對報紙的關注，超過對身邊發生的事。他說，上海的亭子間，巴黎的閣樓，不知出了多少作家畫家，一個人的艱苦就是這個人的財富。不過他也說，一個人再強，你也強不過這個世界，你得不到本是烏有。他還說，瀑布一直在那裏，無人知悉，直到河流把它顯示出來。

    我喜歡他這樣對我說話，我覺得這些話非常深刻，太值得我欽佩了。這些字詞，一定是他和他的朋友們在一起時才運用，他說這種話和上課時完全是另外一個人。我不由自主地想，他開始把我當作朋友，認為我可以懂得他的語言。

    我對報紙興趣增濃，這就是一個觀望身外世界的窗口，我連邊角小塊文章也不滑過。報尾，常刊登一些大型文學月刊的欄目廣告，有一天我讀到北京的一份文學雜誌《當代》三期的廣告——報告文學《冬天的童話》。作者是一個敢講真話敢對現實不滿的青年遇羅克的妹妹，遇羅克堅持“不管你是什麽出身，都應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立場，在“文革”中被槍斃。他妹妹寫了他和她自己在那些年的不幸遭遇。

    讀到廣告，我就從他那兒找來雜誌看。邊讀邊抄好些段落在日記上，很感動。還雜誌時，我想和他談談，說到遇羅克1970年被槍斃時，才二十七歲，他突然叫我別再說下去，他的口氣非常粗暴，好像這事與他有關似的。

    這出乎我意料的舉動，叫我大惑不解。當我與他把話題扯到別的事上時，他才變得正常了，不過極其冷淡。

    那天下午放學後，從他辦公室出來，我在學校圍牆邊的石頭上悶坐了許久。除了我，我想沒有哪個女學生會去找他說功課以外的事。論相貌教書，他不比其他的男老師好，有什麽了不起？不就因為他知道我對他的感覺特殊，他就可以想怎麽就怎麽對待我。我氣憤又傷心，一個膽小怕事的人！我不必看重他，更不必理睬他。

    晚自習的鈴響了。是他的輔導課。

    學生溫習功課，有問題就向老師提出。有時，老師會針對某一普遍性問題，重新講解。他和其他老師不一樣，總坐在講台上，看誰舉手就到誰的桌前。他還喜歡坐在最後排，手裏拿的不是講義課本，而是報紙。他經常弄些模擬試題，發下來，讓學生做。

    那晚答考題，時間比背書過得快，兩個小時的時間即刻就完了。趁著人多，我溜出教室，走在校內小路上，他竟趕了上來。

    “你走那麽快幹什麽？”他問。

    “怕鬼跟著。”

    “在罵我？”

    “哪敢！”

    “你這小鬼。你在生我的氣。”他握住一卷報紙深深地歎息一聲，“不過跟你說話，我不感到累。”

    他這麽一歎息，一承認，我不理他的決心，馬上煙消霧散，無氣可出了。不過，我走得仍舊很快。

    他建議，從校大門口走。

    “好吧。”我同意了，時間晚了，學生已走散，我不必故意繞開校門走。

    那個晚上，我是第一次和他走得那麽近。那近，是由於身旁沒有其他人，月光照耀著傾斜的碎石子路，樹葉在風中沙沙響。我們默默地走著，到應該分岔的路口，我側過身，停了下來，想對他說再見。

    可是他好像心緒很好，他對我說，他想等到下一段路再聽到我說再見之類的話。他感覺出我害怕什麽，我的臉在發燒般燙。我朝他看了一眼，他沒注意，夜色把我的羞澀及莫名的驚慌遮住，我心安多了。

    快到苗圃水塘，我站住，不往前走了。

    “怎麽，不願意我送你？”他站在我右旁。他說這話時，我扶了一扶快掉下肩的書包帶子，不料與他的手指碰在一起，頭一抬，我和他的目光碰上了。

    我的心猛烈地跳動起來，他的身體和我的身體靠得是這麽近。這時，我低下了頭，聽見自己很輕的聲音在說：“我快到家了。你請回吧！”

    他點點頭，說，“你還有一段路，別走小路。不用害怕。什麽都是注定的，要逃要躲，效果不會太大。”

    我背著書包，轉身往坡下走，沒有回頭，直到肯定他再也看不見我時，才停下來想，他剛才跟我說什麽來著？

    如果我回過頭去，曆史老師一定仍然站在路上目送我下坡。隻要我朝回走，走近他，我一定能看見他的臉上那隻有我能看見的悲傷，他的性格不許他講出來。假若我能體諒別人，假若他能直接向我說出來，或許我們能彼此心靈靠近。

    而我正被自己內心的**折磨著，盼望他握住我的手，把我抱在懷中，親吻我。

    母親從未在我的臉上親吻，父親也沒有，家裏姐姐哥哥也沒有這種舉動。如果我在夢中被人親吻，我總會驚叫起來，我一定是太渴望這種身體語言的安撫了。每次我被人欺辱，如果有人把我摟在懷裏，哪怕輕輕拍拍我的背撫摩我的頭，我就會忘卻屈辱，但我的親人從未這樣對待過我。這裏的居民，除了在床上，不會有撫摩、親吻、擁抱之類的動作。沒有皮膚的接觸，他們好像無所謂，而我就不行。我隻能暗暗回憶在夢中被人親吻的滋味，就這一點，就證明我不正常。

    曆史老師沒有，幾乎沒有碰過我任何部位的皮膚，可能他也害怕。

    4

    退水後，又長又寬的岸灘，沙泥裏混著鵝卵碎石，躉船跟著水麵下沉，鏽黃鋼纜繃緊在地麵。被波浪鑿打得傷痕累累的大礁石，猙獰地立在江水中。在漲水時讓水手膽寒的巨石，退水時變成一個形如烏龜的小島。

    每年夏天，遠遠近近的人，都到江邊較平緩的石灘地段去洗澡。我們不說遊泳而說洗澡。下江洗澡的人，翻動著或凸或扁的肚皮，與江水遊耍著。精瘦的小男孩們，打水仗，扔沙彈，一律光著身子。泊在駁船邊的貨船上的水手們，熱得發慌，黑亮著一身皮肉，栽個迷頭，泡進一江黃湯裏。對我們這些從未見過私人浴室廁所的人來講，有一江水，不管何種顏色，怎樣折騰都是福氣。長江從上遊高原奔流到四川盆地中央，在重慶這一段，水勢已經不太急湍。但每年夏天江裏仍舊淹死不少人。很多是洗澡特膽大的，也有船翻扣斃在江裏的，被謀害扔到江裏的，當然也有對這個人世滿腔怨恨一頭栽下水的。死得再光彩，走得再冤枉，都一樣，長江絕不會被填滿。

    “快走嘍，看水打棒！”滿街滿院吼聲像鑼鼓。幾條街上的人，趿著拖鞋，捧著飯碗，順坡跑向江邊。

    看死屍，是南岸人日複一日刻板生活少有的樂趣。在彈子石渡口下端的回水沱邊，有個鋸木廠。那兒水緩，岩石高，鋸屑總把那一段江水攪成一種怪怪的濃湯。屍體沾裹著木屑，顏色不明不白，腫脹得像一段樹木，很難辨認出淹死的是什麽人。他們的衣服褲子早就被水流衝走，或是別扭地裹在身體某一段，雖然幾乎**，卻不易看出男女。不過，隻要奔來圍觀的人中有親人或仇人，泡得發紫的臉，七竅裏就會流出鮮紅的血。

    可惜，淹斃者“認親認仇”的可能性不大。大部分屍體，從上遊不知幾十幾百裏外漂來，如果不在這肮髒的江灣靠岸，就會再漂上幾百裏幾千裏，到更遠的異鄉。但是，如果他們漂到岸邊的時間，在淹死七天之內，還會維持最後一個性別特征：女的仰著，男的俯著。我開始知曉男女之事後，想起這些不幸者，心禁不住怦然一動：江水泡得那些男男女女肉爛骨銷，不就是在擁抱他們，給他們最後的愛撫，性的愛撫？

    在這幢斜頂樓兩層的辦公室裏，我感覺到夜色紫裏泛藍，殘留白晝的熱氣，附近水田裏的蛙鳴把亮火蟲吹出樹叢，耀眼地飛舞。

    當我一開口對曆史老師說話，就感到高興，他喝著茶，不時眯著眼睛瞅我。

    三哥在江邊洗澡的人堆裏，又瘦又黑。母親老是數落三哥：“你不要命，我還要你的命。”三哥的耳朵不進油鹽，哪聽母親的？他的命是輕輕拈來的，隨隨便便耍的，我從來沒見他破一點皮。

    三哥身後老有兩三個淌著鼻涕的小破孩兒，不管三哥理不理睬，仍涎著臉，提著鬆垮的褲衩，赤腳跟著他們的英雄。

    大姐的第一個女兒還隻有兩個月時，三哥看著嬰兒粉紅的臉蛋好耍，趁打瞌睡的大姐不防，偷偷把嬰兒抱下江去。他撒開手，讓嬰兒在江水中自個兒撲騰。大姐忽有所感地驚醒過來，跳下床，院內院外找得呼天搶地，看見三哥托著嬰兒回來，**的衣服還滴著水，頭上沾著一根黃蔫蔫的稻草。“她不用教就會遊。”三哥說，不把大姐的怒吼當一回事。

    母親氣得臉色煞白，但也沒有動手打他，晚飯照舊給他多添了一碗。

    “水打棒，早晚的事。”大姐恨著母親，臭罵三哥。

    三哥瞪了一眼大姐，聳聳鼻子，就竄出院門，溜個沒影了，準是下江去洗回頭澡。

    “老三，你回來。”母親著急地叫道，“孤頭鳥，沒良心的家什。”

    我的腳不聽使喚，往堂屋外走。母親一清二楚地對我說：“六六，你不許跟著去！”她急急收拾一個自己手縫的布包，裏麵裝了換洗衣服和鹹菜，趕回廠裏去。她一周回來一次，總忘不了把我打整一番：絕對不準下江洗澡，單獨一個人更不行，到江邊看在岸邊耍也不行。水裏會伸出手爪，拋出套子。水不認好人，更要抓娃兒。

    從我能聽懂話能走路，母親便不斷地說水的可怕。我這個江邊長大的船工的女兒，竟然從未學過遊泳。沿江住的男孩女孩，沒有一個不是好水性。而我，也從來不是個聽話的孩子，偏偏聽進了母親不準下水的話。

    我害怕渡江，說不出來的怕。尤其是節假日，人多，像牲口擠著，艙頂有救生衣，翻船往往就一眨眼工夫，誰能搶到救生衣？有次我下坡準備過江，正看見渡船翻在江中心：一江都是黑乎乎的腦袋，像皮球浮在發怒的江水中，一冒一沉，嚇得我在坡上坐了下來。

    曆史老師沒像平時那樣，聽我說下去，而是笑話我怕水，不敢遊泳，說我喜歡給自己找借口。他說，遊泳很簡單。女孩子學蛙泳好看，說著他站起來，走向我。繞著我走了半圈，從背後抓著我的雙臂，我的皮膚即刻火燒火燎。他的手大而溫暖，非常有力。讓我的手向前伸直，隨著他的手一起劃動。他的神態很坦然，以致他挨著我的後背時，我都沒覺察出他的心眼。

    突然明白後，我臉一下紅了，氣惱地甩開他的手，退後一步。

    他板著臉說，你不想學就算了。

    房間裏真靜，我感到有什麽事要發生。過了好幾秒鍾，我什麽也未等到。我感到自己又做了一次小傻瓜，就往門口走。

    “不多待一會？”

    “不。”我說著走到門口，把辦公室門的把手握住，“我把這門關上？”

    “不用關。”他仍站在原處。

    拉著書包帶子，我轉過身勉強笑了笑。他沒動，兩眼專注地看著我。“想來就來，要不要我送？”他說。

    “不。”我說完，長歎一口氣，仿佛想把胸中的抑鬱悵惘吐個幹淨。

    我走出那幢樓好遠，眼裏噙滿淚水，他可能根本就不喜歡我，也可能就是有意玩弄我，就像裏那種男人，騙女人上當，然後把女人拋棄。

    他就是那樣的男人！我在回家的路上把他恨死，決定今後再也不理他了。但在晚上躺上床時，我禁不住又想著他，我不明白為什麽要逃跑？是我不對。我撫摩自己的臉，想象是他的手，順著嘴唇，脖頸朝下滑，我的手探入內衣觸到自己的**，觸電般閃開，但又被吸了回去，繼續朝身體下探進，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傳遍全身，我閉上了眼睛。

    整個白天，我在努力拒絕回想與他在一起的情景，沒有想過他一分鍾。黑夜籠罩，一切歸於寂靜，曆史老師的形象便出現在我的腦海裏。

    如果那會兒他動手抱住我，我會怎麽樣，掙紮還是順從？

    我的臉紅著，耳朵裏老鼠在樓板夾層跑動，天窗外不知是哪家的嬰兒在委委屈屈地啼哭。過了一陣，堂屋裏有人在咳嗽。我輕腳輕手在床上坐起來，咳嗽聲就停了，一躺下，那聲音又響起，故意不讓我睡覺似的。

    堂屋有個樟木棺材，又重又大，是我家對門鄰居程光頭為他的老母親做成的，用了他一個長工休假。棺材比我的年齡還大，我還在滿地爬時，就在最裏端的石牆一邊擱著了，冷冷冰冰的，有一張不夠長的塑料布搭在上麵擋灰。裏麵堆了陳年穀糠殼，不知誰把一個不下蛋的母雞放在裏麵，一睡就是幾個星期，弄得程光頭站在天井，叉腰跺腳罵爹罵娘。雞主人忌諱罵棺材會落得晦氣，但也迎著程光頭對罵開了，好像是他的雞受了委屈。

    程光頭是駁船上的夥夫，船停在江北維修，放假回家。清晨打太極拳，夜晚拉二胡，都是看不得聽不得的水平。他愛摸自己剃剪的光頭，不等頭發長出，就要用剃刀仔細地刮掉。每回從船上回家，還未到院門口，就開始叫起“媽，媽”，一直叫進院門，跨入堂屋右側自家門老母親跟前才停止。他的父親在日本人空襲重慶時喪命，母親才三十出頭，未改嫁，兩隻三寸小腳，獨撐著一艘打魚船在嘉陵江上，把他拉扯成人。母親如今已是七十奔八十的人，病病歪歪，大都在屋裏躺著。

    婆媳不合，在這條街是家常便飯。可他家的情形有點特殊。他太有孝心了，半夜也會從老婆床上跑到母親床前，幫母親掖被子，怕母親受涼。老婆後來受不了，一氣之下住進紗廠集體宿舍。院子裏的人聽見“媽，媽”的叫聲響起，就上前搭訕：“喲，孝子回來啦。”他笑嘻嘻地點點頭。

    蓋得嚴嚴的棺材，母雞在裏麵沒有悶死也是怪事一樁。“文革”中程光頭做過工宣隊，去過北京，參觀過先進經驗，回來後津津樂道，是我們這一帶最見過世麵的人。那幾年他把棺材搬回自家半截敞開的閣樓上。堂屋貼滿語錄、“忠”字、偉大領袖的畫像。一大早他指揮院裏人向偉大領袖做請示匯報，沒有人敢不來。那時我還未上小學，我不會唱歌，聲音細而尖。

    除夕夜的飯菜太香，窮人家平時吃得節儉，過年還是有好吃的，藕燉肉骨頭，鹽炒花生米，特別是涼拌紅蘿卜絲，上麵澆了平時不會有的香噴噴辣滋滋的辣椒油。但母親不管我們有多饞，都不讓我們先動筷子，通通趕出房間，讓我們在冷颼颼的堂屋或天井站著。她一人在房內，天知道在幹些什麽，嘴裏心裏念叨著什麽。母親說不這樣，祖先會不高興。

    “祖先都不在了，啷個會知道？”我不識好歹，姐姐哥哥們都閉嘴不說，我偏要說。

    “亂講，祖先這陣子就在我們邊上站著。”母親瞪了我一眼。

    等一家人可以坐攏在桌前，母親指著桌上碗筷說：“你們看，剛才筷子頭朝外，現在頭朝裏了，祖先來過了。”

    “來過了。”四姐附和。

    “六六，你拿筷子改不改？”母親逮住了我。我舉著筷子，一副不知如何是好的茫然狀。

    “你看，筷子不能握在頭上，在頭上，你以後會離家遠走，再也回不來。你拿近點，這樣就總會待在父母身邊。”

    我的手移到筷子中部。

    “不行，這樣也不對，你耳朵生翅膀了，總聽不見我的話？不能叉開筷子，叉開了，你守不住錢，會一輩子窮。像這樣，拿穩，大拇指和二指壓在一塊。看你，教都教不轉，得了，你今天先吃飯，明天給媽改過來。”

    姐姐哥哥端著飯碗，埋頭吃他們的飯，像未聽見一樣。

    一到清明節，父親有時一人，有時也帶上我和五哥去山坡挖清明菜。小心摘，留住根。他說這樣明年我們還可以摘到，餓肚子那幾年就是連根也吃了，到現在野菜越來越難找。

    這種野菜，奇怪極了，隻在清明節前鮮嫩嫩，過了節就顯出老相，即使是清晨露珠亮亮地滾動在菜葉上，也那樣，有點像女人的生命。它葉不大，也不寬厚，生有一層淡白色的毛，茸茸的，一小棵一小棵。用清水洗淨後，切碎，放入和好的麵粉裏攪混，用手拍扁，一個挨著一個，放在炒菜用的鐵鍋邊上。待鍋底水幹，便揭開蓋，把鍋傾斜地在灶上轉動。熟的清明菜有股清香，粘粘連連的，有個好聽的名字：清明粑。

    父親叫我們吃清明粑時別說話，他的嚴肅勁和母親祭祖先時不一樣，有種讓我們畏懼的東西。父親遠離家鄉浙江，在戰火連連、生死未卜的行軍途中，遇到鄉親，才知道父母早已去世，他的祖先之魂，太遠了一些，不容易召到漂流他鄉的兒子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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