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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母親是乘船到重慶來的，大姐說，她是逃婚，她是個鄉下逃婚出來的女子，溜進這個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霧濃濃稠稠，一片片的，像破爛的棉絮。“到重慶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從臭熏熏讓人作嘔擠嚷的底艙鑽出來，母親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鮮空氣。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狀的房子，古城牆下石梯一坡接一坡。越離躉船近，越看得真切。碼頭上擠壓著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禮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燙發，手拿扁擔繩子的腳夫，抬滑竿的，兜售叫賣的小販，帶槍的警察。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時忘了為什麽到這地方來。

    那是1943年，嚴冬尚未結束之時，霧很濃，霧卻是安全的信號，狂轟濫炸的日本飛機，要到霧期結束的五月才會再次讓這城市震動。這城市當時是國民黨政府臨時首府，抗戰大後方，許多醫院、大學、工廠、公司，包括牲畜也都遷移到此，依靠長江天然的河運交通，依靠四周層層疊疊山之屏障，這個又髒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時成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

    幾天前母親從家裏跳窗逃出，忍著腰痛，趁著拂曉霧靄籠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親戚家沒人會收留她。雞叫了，天色變亮。跟上一夥上縣城賣竹席的人，她手裏隻有從家中抱走的唯一陪嫁物：一床麻紗蚊帳——大片白色中飛有幾隻墨藍的鳥。

    當晚，母親隨著十來個少女上了沿長江開上來的客輪。她們的家鄉忠縣不過是一個小碼頭。

    她們在鐵板的底艙，大通鋪。少女們和兩個招工女販子，擠著挨著睡在吵鬧的底艙裏。兩個女販子睡在最外邊，怕這些少女進紗廠前出意外。

    聽著江水拍打著船嘩啦響的聲音，少女們愁眉苦臉。輪船淒厲的一聲長鳴離岸時，幾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母親沒聽見，她早就傻愣愣地睡著了，她睡得很幸福，像一輩子沒睡過覺似的困，身體縮成一團，甚至都沒有換個姿勢，沒翻個身。

    2

    母親從紗廠下班後，看到的是一個並不可愛的城市。春天來臨，離霧期結束還有一段平安日子。霧氣慢悠悠地在這座城市飄移，在山脊線上結成濃雲，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朧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無。街道淩亂狹小，彎曲起伏，貧民區的碼頭與沿江坡地區，吊腳樓一邊靠道路一邊靠崖，像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說的事發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並不陌生，這個城市的工人住宅區，半個世紀以來，恐怕沒什麽不同，今日的房子隻比那時更擠。

    這座城市令人戰栗，有股讓人弄不清的困惑，時時隱含著危險和埋藏著什麽秘密。重慶男人走到街上，無論他裝束什麽樣，你都無法猜出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務，也可能是順民；可能是暴亂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學者、賭徒、官員，或是戲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慶女人也一樣，無法以她的打扮舉止而定她是良家婦女，還是蕩婦，野雞。不管什麽人，都有點潮濕濕的鬼祟氣，也有點萎靡的頹喪感。

    時間很快到了1945年，雖然這時，幾乎沒有了人們熟悉的警報聲和奔逃淒厲的尖叫聲，人們也忘了抬頭仰望天空，不再關心有否日本飛機的小黑點，防空洞開始門庭冷落，這個城市漸漸充滿戰爭勝利的喜慶。巨大的曆史轉機，與這個年僅十八歲的做工妹本沒有多大的相幹。但命運卻讓她看到尚在田裏耕作的父母兄弟、她同齡的鄉村少女永遠看不到的東西。

    大姐坐著的礁石麵上有許多蜂窩似的蝕坑，她與我肩挨肩，說的事卻離我越來越遠。遠程的大客輪駛近朝天門碼頭，拉響汽笛，聽來像個廉價雇來的吹打隊在奏喪曲。太陽退到對岸江北，一層淡淡的紅暈浮於山頭。江裏零散的幾個遊泳者，頂著衣褲往自家岸邊遊。這個城市的曆史太喧鬧，傳入我耳旁的聲音極雜亂，單憑耳朵，很難一字不漏地聽清大姐的話，我必須憑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進位於沙坪壩地區601紗廠戴禮帽的男人，本來毫無興趣看一眼養成工的宿舍。他隻是走過門口，聽見了一點奇怪的聲音，探了一下頭，他身後跟著跑的兩個小打雜也忙不迭地站住。大棚式房子裏兩排草墊通鋪，有股積久的汗臭。

    一個少女被捆綁在木樁上，發辮早已散開，有幾綹飄拂在她的麵頰。漏進棚的光線像故意落在她的身上，顯得她皮膚健康細嫩，睫毛黑而長，嘴唇傲氣地緊抿，在憤怒中潮濕紅潤。工頭的皮鞭在揮舞，她掙紮著，有一股抗爭到底的狂野勁兒。

    大姐堅持說，男人的這一伸頭，是我們家的第一個命運決定關頭，因為他馬上被母親的美貌勾掉了魂。母親那天早晨的倔強，使那個袍哥頭兒覺得有趣，竟然還有這麽個鄉下妹崽，不僅不順從淩辱，被捆綁鞭打了還不願服個軟，也不願說個求情話，讓工頭下不了台。工頭正氣得沒辦法，轉身看見那男人，立即賠了笑臉來。袍哥裏認輩分，這個戴禮帽的男人輩分高得多，問了兩句，就走了進來。

    那時母親抬起頭，因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著帽子，來人的五官輪廓不分明，隻覺得他個兒高，身子直直的。母親頓時害怕起來，想這下自己真完了，她絕望地把眼睛掉到一邊去。因為恐懼，她的臉通紅，呼吸不均勻，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鬆綁。

    母親這才正眼看清進來的是一個英俊的青年。他關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觸動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沒命地愛上什麽男人，我沒法阻止她的講述，也沒本領重新轉述她說的故事。我隻能順著大姐的描述，想象這場一見鍾情中的邏輯：一個鄉下姑娘，敢為貞操拚命，長相又俏，或許正是這個袍哥頭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標準。他自己也是個從社會底層爬上來的幫會小頭目，本能地不信任這個大城市裏像蒼蠅一樣圍著他轉、賴在他床上的風騷女人。

    他看了看母親，與工頭咕噥了兩句話，就匆匆走了。

    母親那天被鬆了綁，躲過一難，又開始下班上班，很快忘了這件事，就像忘了她年輕的生命中已多次曆經的危急。她節衣縮食，想積攢錢寄回家鄉。兩個月後，一天放工時，著工裝的女工們正在過例行的搜身——廠裏怕女工帶走棉紗團、布片之類的東西——工頭卻滿臉笑容走過來，請母親到廠門外去。

    她出了大門，一下愣住了：一輛新嶄嶄的黃包車停在那裏，每個金屬部件都亮得晃眼，穿著整齊的車夫恭敬地等在一邊。

    3

    那種時代，到那種餐館的男客個個西裝革履，頭發胡子修剪得體；女客則一律高跟皮鞋，燙著和好萊塢電影裏女演員一樣波浪的發式，耳環、項鏈、別針、手鐲，把自己披掛得鋃鐺作響。旗袍也都是錦緞，開衩到時風該露的頂端位置。

    大姐從小是個擺龍門陣的能手。和上輩人不同，她這一輩擺的已經是電影和。我那時才幾歲，總是縮手縮腳在一個角落，張著嘴，不作聲地聽這些回城探親時間過長的下鄉知青聚著講故事。他們坐在兩張床和地板上，擠擠團團地嗑著瓜子。恐怖的山間鬼魂，國民黨特務梅花黨。有時是親曆的實事：知青間談戀愛，與農民打群架，反抗鄉村幹部欺壓動了刀子，最後被公安局槍斃。故事一個接一個，有時全室哄笑，有時唏噓一片。

    母親嫌我不做家務，老在閣樓下喊：“六六下來！”弄得大姐認為我討嫌，也趕我走。我每每做完了事，就在閣樓門口蹲著聽，以便再要做事時下樓快些。

    我不知道這段家史，有多少是大姐在過龍門陣癮。說實話，大姐比我更適合當一個家。大姐沒有受完足夠的教育，她的黃金歲月都被“文革”耽誤了。怎麽追也追不回。有一次她對她過去的幾個知哥知妹說，命運不幫忙，要是能讓她做個作家，她的經曆足夠寫成好多部精彩的。我一旁聽著，替她抱屈，覺得她太可惜了。

    但是在這時，我很難把她勾勒的母親那時的形象，與如今臂腿粗壯、身材上下一般大小、沒好脾氣、非常不女性化的母親合成一體。

    我努力想象：母親穿了她最喜歡的靛青色布旗袍，襯出苗條玲瓏的身段，布鞋，沒有一件裝飾品，一頭黑發光順地往後梳成兩條辮子，露出額頭，就是剪成短發也行。但她的眼睛黑而清亮，和她的臉色一樣羞澀，在她微微一笑時，既溫柔又嫵媚，的確很美。大姐是對的，母親不可能沒擁有過青春。

    坐在母親對麵的那個男子，更為神采飛揚。

    他，一身考究的白西服，頭發看來是在理發店整治過的，體麵，黑黝黝的頭發，上了油，眼睛與眉毛有棱有角，長得比當今電影院門前廣告上的明星還帥，不像三四十年代電影裏的奶油小生，或戲台上的白麵書生。八角燈籠光線柔和，桌上藍花邊盤碗勺碟，瓷麵細膩，一式光潔透亮。星月上升到天空，山城萬家燈火閃爍。母親微微低垂臉，沒吃菜，雙手安靜地放在膝上。

    他們在說什麽呢？母親竟然忘記了生平第一次穿羅戴綢進大飯館的拘謹不安，聚精會神地聽起那個男子講他自己的身世。這個身世，是那個男子說給母親聽，母親在不知什麽時候說給大姐聽，大姐在這一個晚上擺給我聽。

    他說他老家在四川安嶽，家貧，母親給人洗衣做衣，父親有力氣，給人抬滑竿。母親前後生了十一胎，隻有第八胎和十一胎活下來。母親給他取了個小名“長生娃”，想他順當長大，盼長生平安；給弟弟取小名“火林娃”，算命先生說弟弟水氣邪氣重，求個吉利。

    1938年安嶽害瘟疫，又天旱，他的父母先後不到一周得病去世。當時他十四歲，弟弟五歲，他們成了街上的叫花子。有一天，他跟前經過一隊拉壯丁的人馬，其中一人很像早些年遠走他鄉的舅爺。他跟上部隊，做了當夥夫的舅爺的助手，這支川軍雜牌部隊兵員不夠，也就不趕他走，反正他不拿餉。部隊1942年入駐重慶時，他已成了憲兵隊的小頭目。抗戰時期，重慶袍哥已近六七萬人。川軍裏幾乎全是哥老會袍哥，他在“禮”字位第五排，難怪工頭見了他那副龜孫子相：“禮”字在底層社會影響大，職業袍哥結交有錢有勢兄弟，擺設紅寶，聚賭抽頭，買賣煙土，開鴉片梭梭館。

    母親難以相信坐在麵前的這個儀表堂堂的男子，曾經是個又髒又臭的叫花子。她的心慌亂起來，她水一樣流逝的生命中，除了一位從未見過麵但可給父母兩擔米的小丈夫，沒有與任何男人聯係在一起。

    逃婚對母親來講是難免的，是她骨子裏刻著的叛逆性格。母親的眼裏盈滿了淚，或許在這個青年男子敘述他的經曆時，她就明白自己的一生，她未來的子女的一生，都不得安寧。

    鑼鼓聲、爆竹、遊行的隊伍，使整個山城徹夜不眠，好幾個星期，都籠罩在八年抗戰勝利巨大節日般的歡慶裏。日本人投降，國民政府準備還都南京。重慶突然出現了權力真空。袍哥勢力正在積聚，並更靠攏政府，政府也注重依靠地方勢力鞏固這個經營多年的後方。

    母親和那個男子舉行了婚禮，婚宴辦了七十桌。母親被牽來拜去，暈頭轉向。喜房紅燭不是兩支，而是兩排，一直燃到天明。

    不久，母親就懷孕了，於抗戰勝利第二年生下一個女兒。

    大姐說，那就是她，她是流氓惡霸頭子和逃婚不孝婦的女兒，“反革命”子女。

    4

    原來大姐另有一個父親，她跟我們兄弟姐妹不一樣。說出來了，她似乎挺得意揚揚：流氓頭子也是好漢，我們的父親卻是個老實巴交的工人。我大吃一驚，對大姐不光彩的虛榮，很不以為然。

    跟所有人一樣，我一上小學就得填無窮的表格，在籍貫一欄，填上父親的家鄉：浙江天台縣。那是我眼前的長江，流過了千裏萬裏，將匯入大海的地方。我從未去過，也聽不懂那裏的話。

    父親的生日在中國正是“六一”兒童節，我從小就記得。父親說話有很重的浙江口音，一說快，沒人能聽得懂。他講得稍慢一點，我能半懂半猜，就給人當翻譯。如果我討厭這個人，就故意翻錯。父親白我一眼，忙不迭地給人解釋說，他小女兒不懂，說錯了，請原諒。

    冬天既潮濕又寒冷，家裏沒有燃料烤火取暖，有支氣管炎哮喘病的父親就容易發病，隻能靠藥物支撐。嚴重時，也不肯去醫院住院。本來就瘦，一生病就瘦成一束枯枝。他個子本來不高，這時，就更縮了一截。他總是一個勁兒地挨，否認自己生病。發高燒時唯一的症狀是一股勁念叨：“回家。”

    “讓他回浙江！”家裏姐姐哥哥異口同聲說。

    “不行的，”母親反對，“他哪是要回去？他要去死在那兒。”

    父親和四川大部分下江人一樣，由於抗戰才來到重慶。十五歲時到縣城跟人當學徒，先是倒屎倒尿，端茶遞水，後來背弓彈棉花。他心靈手巧，幫師傅拉線鋪棉絮，很快就學會了彈棉被整套手藝。1938年，他二十一歲那年國民黨在天台縣抽壯丁。鄉裏的保甲長收了賄，將別人的名字改成父親的，他隻得辭別家人，跟著部隊到了重慶。部隊就駐紮在南岸山上，他在通訊排，掛防空襲訊號。

    1943年春天，正是母親從家鄉忠縣逃婚前往重慶的日子，父親所在的部隊開拔另一城市守防。路上，父親肚子痛絞得厲害，躲進樹叢解決問題。等他鑽出樹叢，部隊已成小芝麻點在另一座山的道上，舉著火把趕夜路。他當機立斷，朝相反方向走。準確地說，父親是一名國民黨的逃兵。逃兵是要被國民黨槍斃的，但解放後**也不喜歡他這段曆史。當時，幸好無人注意，或許以為他生急病死在行軍路上。戰亂之年，誰去調查一個士兵的真死假活？他回到重慶，在招商局的船舶隊當了一名水手。

    按照大姐的說法，父親一生之中真正有膽有識的唯一一件事，是1947年那個春天與母親的結合。為了與我的父親相遇，母親需再次出走，得再次逃離自己的家，才能完成她遇見父親的彎曲的路徑。這四年中，父親已在這個仍然是陌生、卻強要他留一輩子的城市做水手，他得等候一個自甘落難的四川女子，這是命定的。

    大姐站了起來，我也站了起來。夜使兩江三岸變得美麗了一些，一輪淡淡的月亮升起在天空。行駛的船打著一束束白光，灑在江水波浪的一片黑色上，那山上江裏的小燈，像一隻隻溫柔的眼睛，忽近忽遠地閃爍。山坡上有人在吹口琴，被風一陣陣帶來，我第一次覺得口琴聲是這麽好聽。

    大姐嘲諷地笑了：“我媽也真傻裏巴嘰的，爭啥硬氣，非要走，那個倔強勁，倒真是像我。我生父，那個混賬男人，”大姐說了下去，“那混賬男人不僅常常通夜不歸，後來還帶了摩登女人回家。母親獨自垂淚，他看見母親哭，就動手打，一邊打一邊還罵：養不出個兒子的女人，還有臉！我早晚得娶個小。”

    母親受不了，一氣之下一手抱女兒，一手拎包袱，就逃回了家鄉忠縣。家鄉待不住，按照家鄉祠堂規矩，已婚私自離家的女人要遭沉潭。母親在家裏躲了三天就返回了重慶。那男人登報找，還布置手下弟兄找，沒有下落。

    5

    父親在嘉陵江邊，一片吊腳樓前的石階上，看見一個年輕的女人，背上背著一個剛生下隻有幾個月的嬰兒，在洗一大堆男人衣服。那些都是男船員們浸滿汗臭的衣服襪子。她洗衣服動作麻利，專心致誌。洗衣婦個個都是瘋言瘋語，笑罵不斷，否則就接不到足夠的活兒養活自己。她站起身，雖然背上有個嬰兒，但遮不住誘人的身材。

    她的臉轉過來，頭抬了起來。他入神地看著，不轉眼。他以為她在朝他看，但他錯了，她不過是為了舒舒腰，馬上就背過身，蹲在地上洗衣。早春二月，江水異常清澈，但冰冷、刺骨，她的手指凍得通紅，袖口挽得極高，頭發梳了個髻，不知是怎麽梳的，竟沒有一綹頭發垂掛下來，耳朵、脖頸和手腕沒一件飾物，整個人幹幹淨淨，清清爽爽。如果不是背上那個不哭不鬧的嬰兒，帶來了一點真實感，他真以為這個女人是從另一個他所不知的世界而來。

    沿江一帶山坡上的吊腳樓，大都住著與江水有關的人：水手、挑夫、小販、妓女、逃犯，人來人去如流水，租金也比城裏便宜得多。那個女人住在一間吊腳樓裏，除了洗衣，也接補補縫縫的針線活兒做。不提她的模樣，就憑她自個兒養活自己和孩子的勤儉能幹，理應是船員追逐的對象，可是沒有任何人去惹她，她似乎也安於清閑，謹謹慎慎地度著日子。

    幹水上活這行當的人，哪個碼頭沒個相好。男人們怎會有意躲著這個女人呢？

    有明事的人點撥他：我看你八成給那個女人迷住了，跟每個見到她的男人一樣。這是城裏一個袍哥頭子的老婆，從家裏跑出來的。離遠點，別提著腦袋瓜兒耍女人。

    1947年初春，對父親一生來講，是個特殊的分界線。他本對機械和器材有著天生的興趣，幾年來背熟了水道情勢，加上好學多問，沒多久就學會了駕駛。主流支流，下水上水，就這個蹲在江邊背著嬰兒在一心一意洗衣服的女子，總晃蕩在眼前，忘也忘不了。當她又像第一次朝他這個方向站起來，為了舒動酸痛的腰、腿和手臂時，他看見了她的全部：善良、孤零，渾身上下的倔強勁，她就那麽站在他麵前了。

    他把衣服送給女人洗，每次給的錢比別人多。不等女人目光示意他走，他便告辭，頭也不回一個。

    “你看你衣服還是幹淨的，用不著洗嘛。”女人開口了，聲音很輕。他不好意思了，臉紅紅地愣在門邊。他實在是送衣服送得太勤了。

    女人沒背嬰兒，嬰兒正睡熟在床上，女人的身子靈巧地一轉，遞出一個木凳，讓他在門口坐。

    6

    袍哥頭四處找我母親，登報，派手下人專門到母親家鄉忠縣尋找，都沒有下落，一氣之下返回自己家鄉安嶽，挑了個正在讀中學的姑娘。匆匆辦完喜事，安了一個家，自己一人回了重慶。他是地頭蛇，竟然找不到母親，就斷定母親已遠走他鄉。豈不知是身邊一個舞女在搗鬼，她買通他手下人，不讓他知道我母親的下落。母親在江邊洗衣服時，曾瞥見過一個濃妝豔麗的女人，母親沒有在意。1947年春天，抗戰勝利的喧囂早已被內戰的炮聲取代。地方軍閥與各幫會宗教組織忙於擴大勢力搶地盤，市麵上各種謠言紛傳，人心浮動。袍哥頭沒心思管棄家出走的妻子女兒。當然，如果是個兒子，情形就不一樣了。

    父親言少語拙，他隻能靠行動，讓母親相信他的真心誠意，下定決心請求母親與他生活在一起。他不像其他垂涎母親的男人，他不怕殺人如家常便飯的袍哥頭。不過也可能父親是個外鄉人，不太相信四川黑社會的厲害。不管怎麽說，這就是目前這個家庭的正式由來。

    大姐說到這一段時，三言兩語打發過去，我幾次回到這個題目上來，她幾次虛虛地邁過去。我知道她不是對父母結合不滿——正是靠了這個婚姻，她才活了下來——而是覺得這種貧賤夫妻的事太實際，不浪漫。我找到過父親陪母親到城中心照相館拍的一張照片，母親梳著流行發式，穿了她最好的衣服，折價買的一件白底白花綢旗袍。日本投降時，急著趕回南京上海的富貴人家，帶不走的家當，就便宜賣了，那時有好幾條街有人專收專售。父親不在照片上，母親抱了大姐，端坐於一個花台邊。照片上的小白花的粉紅，是後來大姐加上的顏色，給平淡的黑白照片添了點兒韻致，照片上的人在框起來的尺寸裏，眉眼很沉靜，甚至有點兒憂鬱，看不出她內心痛苦還是快樂。這是我能追溯到的母親最美的形象。

    7

    家裏有門親戚，我們叫他力光幺爸，但不和父親一個姓，我從來沒問，也沒想過，以為是家裏認的幹親。他一來，就是母親不在家，也與父親關起房門，說話聲低得聽不見。看來他就是袍哥頭的弟弟，大姐說的小名火林娃的人，大約“文革”開始，他就很少來我們家，以後也就沒見到過了。這也許和大姐說的與“反革命”幾個字有關，彼此沒聯係，也就減輕了禍事臨頭的擔憂。

    力光幺爸的樣子，我已忘掉。

    我隻能在大姐身上，找尋那個她叫作生父的男人的形象。他不像一般重慶男人那麽矮小，瘦弱，他喜歡穿長衫，戴帽子，是個風流情種，偶爾吃點小醋。朋友義氣重，可以有難同當，有福共享。這麽一個和母親有緊密聯係的人，一個我從未看見過的人，無論多麽真實，對我而言，也隻是影子一個。

    他曾被派去江北的兵工廠，捕捉在那兒半公開製造炸藥的**，卻一身是血敗逃回家，母親被嚇壞了。為此，在袍哥中他沒有得到提升，在家中發酒瘋，砸壞結婚時客人送的所有的匾，用腳踩，狠抓自己的頭發，母親才明白這男人日子並不一味輕鬆。時局一天比一天緊張，街上巡警和便衣增多，半夜也會聽到敲門聲，清查**。他常常不在家，突然回家，也會突然就走掉。這樣的日子，恐怕母親離開時也沒有多少留戀。

    大姐說，這個男人走到哪裏身上都不必帶錢，到哪裏隻要發一聲話，就有小嘍囉、小流氓跑前跑後，將錢遞上。

    “流氓頭子罷了，這有啥子值得說的？”我不以為然地說，“幸虧媽媽抱你出走，否則，解放了，你還會有好日子過？”我想殺殺大姐的傲氣。現在我明白了，她為什麽老抱怨這個家窮。

    “你說得有點道理，”大姐清清嗓子說，“哪條道，我都不會有好日子過。”

    **占領重慶前不久，一場大火在重慶上空騰起。火蔓延著，順著夏季的江風沿山坡往上卷。臨時板棚，吹到熱風就著火。泊在河灘渡口的木船躉船也燃燒起來，平民百姓在火焰中奔逃。

    母親抱著未滿周歲的二姐，牽著三歲的大姐，盡量躲避著尚在冒餘煙的房屋，沿江岸尋找父親的船。到處都是燒傷呻吟的人，狂奔亂逃的人，不相識的人蓬頭垢麵、衣衫不整地聚在一起哭著。還有人在拾沒燒壞的碗勺，也有人用木桶往已經燒得焦黑的柱梁上潑水。大人尋找孩子，孩子尋找大人，還有人飛跑過街狂呼親人的名字。

    有個孕婦在翻找屍體，認自己的親人。小孩燒死最多，身體縮成一小塊炭。一個老頭坐在石梯上，臉上黑乎乎的，傻掉了，他讓三歲的孫子坐在木箱上，等他回去從火裏搶東西，回來時箱子和孫子都不在了。

    火熄之後，一船又一船運載江裏江邊的死人，往下遊江灘的大坑堆埋。朝天門碼頭中心一個大空壩，卻在燒街上的屍體，架著柴潑著油燒，穿黑製服的警察站在一旁。死人的氣味跟著滾滾濃煙，罩住了整座城市。

    母親聽到重慶飯店那頭傳來槍聲，說是抓到了放火的人，斃掉了。是否真如街上傳言，是國民黨的消防隊在水裏摻了汽油，使火越燃越旺？還是**地下組織放的火，以增添老百姓對舊統治者徹底絕望？

    誰去弄清楚？這是個兵荒馬亂、每天要死上千上萬人的日子，重慶大火不過隻是小災小難。

    這場罕見的大火發生於1949年9月2日，它熄滅之後兩個月，即1949年11月下旬，這座山城終於落入**軍隊合圍之中，長江上船員大都棄船溜跑了，都知道在重慶這水道樞紐打仗時，船最惹禍。

    父親舍不得船，哪怕是老板的船。十幾個國民黨士兵把一個個封得嚴密的軍火木箱運上船。父親在刺刀下被迫駕駛船，他隻得用棉被裹住全身，僅露出眼睛和手。船上溯長江，從第一聲槍炮響起，父親就用他對航道水勢熟悉的全部知識，大拐“之”字行進，躲避船外兩岸飛來的炮彈。押船的一個軍官大腿被子彈擊中，倒在駕駛室昏了過去。受傷的士兵慘叫著，血濺到玻璃上，跳入江，有的士兵跌趴在船舷後。父親的棉被上，血在一攤一攤漫開，船上的軍火隨時都可能爆炸，但是父親卻奇跡般地衝到了目的地。

    當官的掏出兩塊大洋賞給父親，算是租船的錢。然後，用手槍指著父親說：“我們要沉船！”他跳到岸上，給士兵下任務。

    父親的膽子已掉光了，但是他把船開來本是為了救船。他當沒聽見一樣，便將船掉頭往回開。在船離朝天門兩裏路遠時，炮火過於猛烈。他怕船被打沉，便將船開向黃沙溪的河灘擱淺，想保住船。

    那天，這個古怪多劫的城市已經很寒冷了，人們皆在搶購糧食或逃離戰區。母親又有了身孕，在通向江北桂花街的石階上，她拎著一麻袋幹胡豆，抱著二姐，讓三歲的大姐自己走。江麵炮火不斷，風把樹刮得彎到地麵，把硝煙刮進深藍色的霧中。母親跨進房門，血從她的身體裏流出，順著大腿冰涼地滴。

    她小產了。房東太太從門口路過，說掉出的肉團若是一個瓣兒，就是一個兒子沒了，若是有兩個瓣兒，就是個女兒。她邊說邊用涮馬桶的竹棍去戳看，連連叫道：“是兒娃子，是個兒娃子呀！”

    聽著房東太太離去的腳步聲，躺在床上的母親絕望了，她認定父親肯定死在運軍火的途中，屍體隨著船的殘骸在長江裏漂走。

    可是父親從炮彈亂飛的江上回來了，臉被煙火熏抹得隻剩兩個眼珠子在動，嚇得兩個女兒哭了起來。母親一把緊緊抱住從死神那兒掙脫掉的父親。

    三天後，要父親去運軍火的部隊，被包圍重慶的解放軍部隊殲滅，被捕的軍官說出了那艘船，他對那個不怕死的年輕船長印象太深，但忘了說那兩塊大洋。

    清算的鎮反、肅反運動，父親交代不清，運軍火的事，他寫的檢查詳詳細細，也忘了交代那兩塊大洋。父親得救於他的一技之長，憑著他對長江航運的了解和熟悉，被**新政權留用了。長江上遊金沙江一段，水流急，暗礁多，航標燈少，稍不留心，就會船翻人亡。父親被派去，算是對他優待處置。夜航加班次數太多，加班費不值幾文，他的眼睛開始壞了。

    我很小時知道家裏箱底有兩塊大洋。父母低低的聲音爭執得很厲害，不像院子裏其他兩口子吵架那樣呼天喊地，凶煞惡氣，他們的聲音畏畏縮縮。那時我人太小，縮在黯淡的牆根就跟不存在一樣。

    “把大洋拿到銀行兌換了，再借些錢，找個好醫院，治你的眼睛。”母親說。

    “算了，已經這樣了，治不好。”父親歎息道，“再說，去兌換，不就不打自招了嗎？”當時我不明白他們怕“招”的是什麽，現在才覺得他們的小心不無道理。

    8

    大姐打了幾個大嗬欠，望望山腰，稀少的幾盞路燈在那一片黑漆中特別亮。她說回去睡覺吧。

    怎麽這就完了？我問：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哪來的梅毒？

    那還不明白，大姐說，袍哥頭從來沒有戒過**，他傳染給母親，母親傳染給父親。

    我說，這中間隔了好多年啊，什麽時候發現的呢？父親結婚前就知道嗎？難道爸爸的眼睛不是開夜航累壞的？

    “早治好了。哎呀你真煩！”大姐嚷道。

    她也許並非不願意說個仔細，而是認為不值得，還對此有股不輕的怨恨。這是完完全全的中國貧窮市民生活，絕對無法浪漫化的怪物。我們這一帶肮髒潮濕長著苔蘚的牆上，“包治性病，藥到病除”招貼處處可見：

    尖銳濕疣 **爛痛

    滴蟲陰癢 菜花肉芽

    尿口紅腫 **流膿

    這類廣告的讀法我始終弄不清楚，上下左右前後怎麽念，都是一堆亂糟糟的恐怖符號，老在指向最令人恐怖和羞恥的一些東西，在陽光最亮、即使社會最革命化、號稱全世界唯一無性病之國時，這些廣告也沒有完全消失，80年代初又是貼得滿街滿巷。我從來不敢看個明白，也從不知道誰在醫治，誰在求醫。大姐一打住，我也被自己嚇得沒有追問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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