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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姐把我叫出去，說今天你別去上學，陪我。我本來也不願去學校，我不想見到曆史老師，他讓我等了個空，他誘騙少女，又欺侮少女。

    在窄小的巷子拐來拐去，大姐停在糧食倉庫旁的一個院子門前，讓我一人進去，叫她的一個老同學出來。她這次回重慶，心神不定，老在找什麽人似的，像是故意找事做，好忘掉她又一次失敗的婚姻。我說，你沒有不敢做的事，你怕啥子？

    大姐求我幫個忙。

    “是個男的？”

    “人小鬼大！女的女的，你快點進去。”大姐催促道。

    跨入院門就是一大坡石階，比我家所居的院子小多了，住了幾戶人，我找到天井左手第一家，一個老太婆在剪幹紅辣椒，她聽我重複好幾遍話才說：“不在。”

    我問：“啥子時候在呢？”

    “不曉得。”老太婆不再理我了。

    我走下石階，對站在院門口的大姐說了情況，大姐說，那老太婆是她同學的媽，即使女兒在，也不肯讓女兒出來。臭老婆子，耗子精！

    她說這個女同學和她一起下鄉到巫山，在同一個公社，以前關係不錯，為一點小事彼此就斷了聯係。

    大姐說1964年她到農村，一看同在一村的四個女知青，便再清楚不過苦日子開始了：一個的母親是地主家庭出身；另一個是反革命子女；第三個，父親解放前隨部隊去台灣，屬敵特子女；第四個，災荒年父母雙亡。全是家庭成分有問題的，被哄騙下鄉，都成為響應黨的號召的英雄。夜裏有猿猴啼叫，跟鬼魂在叫一樣，知青夜裏不敢單獨出門。這個原先樹木成林的地方，大辦公社大煉鋼鐵大饑荒時，把樹砍毀了。知青住的村子還獨剩一棵很大的黃葛樹，知青沒柴燒，要砍樹。

    農民說，砍不得，砍了要出事。

    知青不管這些迷信，砍了，就此中了邪。一個女知青生小孩死在巫山，墳還在那兒。沒多久另一個女知青被區裏幹部霸占奸淫，一直忍氣吞聲，最後和當地農民結婚，難產而死。當地風俗，產後死的隻能夜裏十二點後出葬。那是一個大雨天，天黑路滑，抬屍體的人和棺材全部跌下懸崖。

    兩個男知青受不了當地政府對知青的不公正待遇，拉了公社二十來個知青要進深山打遊擊，準備了大刀、長矛。大姐沒參加，是因為覺得躲進深山，日子一定更苦。隊伍還沒拉進山，就被全部抓獲，兩個頭頭被判了十五年刑。

    “他們平反沒有？”我問，“現在每天報紙都在說糾正錯案。”

    “平啥子反？牢一坐進去，人就會整垮了。”大姐把話又繞到剛才那個女同學身上，說看來隻有找到她，才能找到另外一個男知青。當年他對大姐有情有義，大姐沒當一回事，現在她後悔了。

    大姐的第一丈夫在一個縣煤礦當小幹部，夫妻吵鬧無一日安寧，丈夫怨恨地跑去黨委控告，說自己和妻子階級路線不同，將大姐生父養父的事全部抖了出來。第二天全礦貼滿了大字報，揪鬥黑五類翻天，他就在台下看著她被鬥。

    “不提他了，我本來就不應該和這種人結婚。”大姐說。

    “我還是覺得那個姐夫好，起碼比你第二個丈夫好。”

    “一個比一個差，再找一個也不會好。結婚不是為了找好男人。但離婚卻要拿出命來幹，隨便哪個鬼地方離婚都得他媽的單位批準才行。”她說著把頭往旁邊一揚，先我兩步台階在前了。

    纜車道上，麻袋裝的糧食堆得齊整的車往山上，已被卸掉貨的空車往山下。一隊搬運工，在底端下船裝車。另一隊搬運工在纜車頂端——倉庫大黑鐵門裏卸貨。與四周房子相比，那片倉庫區的房子，是南岸最結實的，處處是紅字警告“閑人免進”、“注意防火”和**語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我們走到纜車道下的橋洞旁，我對大姐說：“你還沒有告訴我全部事，你上次說時間太晚，答應一有時間就告訴我。”

    “我已說了好多不該說的事。”但大姐嘴邊馬上掛了一絲笑容，“你命還是比我好，你看那年這纜車壓的就是五弟。當時你還沒讀小學，還不到六歲，就曉得一個人跑去坐船，到從未去過的白沙沱造船廠找母親。誰也沒想到你能。”

    “你記錯了，我是走了很久的路。當時我身上哪來坐船的錢？”我說。

    “好吧算我記錯，不管怎麽說，一個五歲半的小孩能走那麽遠的路，沒迷方向，看來你還是這個家裏的人。”

    “你這話是什麽意思？”我突然警覺起來，“為什麽我‘還是’這家裏的人？”

    “就是嘛！”大姐口氣一點沒變，“看你為五弟的事能吃這麽大的苦，你還沒懂事，我那時二十二歲了，從巫山農村回家生大女兒沒有多久，就明白你不會像我，你是這家裏的人。”

    “為什麽我在這個家裏不會‘像’你？”我差不多抓住了大姐的衣服。我不知道大姐是說漏了嘴，還是有意賣個破綻引我上路。

    五哥拿著小竹箕，裏麵已有不少幹豌豆綠豆，都是我和他從纜車上的鐵軌和石縫中一粒一粒撿的。纜車上貨卸貨間總有不少孩子，趴跪在地上，用手指挖從麻袋裏漏出的豆子米粒，隻是不像災荒年搶得那麽凶。饑荒算是結束了，糧食還是不夠吃，大人還是讓孩子去拾，拾一點算一點，幾天積下就是半土碗，頂一頓飯的糧食。1968年初夏，我記得我在纜車道外的沙灘，發現草裏有幾根香蔥，很興奮。但我聽到纜車啟動的鈴響，就警覺地站起身來讓開，手裏滿是泥沙。

    那天上午，向上開的纜車是空車，向下滑的纜車裝貨，從倉庫運糧食到江邊的船上，空車上坐著四五個男孩，五哥也在其中。開纜車的師傅和裝卸工人，沒管這些幾乎是熟麵孔的孩子。一個孩子從五哥的竹箕抓了一把豆子，從不與人爭鬥的五哥，從那孩子的竹箕裏抓回一把。那孩子一用勁，就把坐在前邊的五哥推下車，纜車的後輪壓住了他的左大腿，開纜車的師傅馬上停車。

    我隔得不遠，看得真切，跟著五哥慘叫聲哭喊。家中幾個姐姐哥哥，唯有五哥對我最好：他從不欺負我，還教我識字。有吃的自己不吃，也讓我吃。他因為嘴有殘疾，愛躲著人，被家裏人嗬斥，也不吵不鬧。

    聞訊趕來的二姐，背起五哥就跑，一路血流灑下來。二姐扯下五哥的褲腰帶，紮在他鮮血淋漓的大腿根。我回過神，跟在他們的後麵。

    武鬥最凶的時候剛剛過去，兩派繼續上繳武器，但同時還在使用大炮、輕重機槍和坦克，市區水陸交通時而中斷，電、自來水供應緊張。石橋廣場診所和區一院那天都沒開門，怕醫治武鬥一派受傷者，另一派知道了來砸來打。

    二姐敲開醫院的門，在那兒大鬧起來，說小孩被纜車壓了，與派仗有什麽關係？醫生被二姐那股拚命的氣勢洶洶嚇住了，正在猶豫是不是收下五哥。我一個人奔出醫院，沒有回家，而是對直朝江邊跑。天上烏雲騰騰，連雷也未響一個，立即下起雨來。雨把遠的山巒拉近，把近的山巒推遠。

    我沿著江邊不知走了多少小時，等我在造船廠找到母親時，雨已變小，輕輕渺渺地飄灑，陰鬱的天色，暗如傍晚。母親戴著草帽正在和聯手從船上往岸上抬油漆桶，看到泥人似的我在叫她，她扔下扁擔就奔了過來。

    大姐在我前麵走出了好遠，我趕了下去。她剛才說的話，我怎麽想都不對勁，我得抓住這個機會，不想讓她溜掉。

    “你性急啥子？”大姐沒像上次那麽推來推去，爽爽快快地說，“我還沒講到在新社會，我是什麽樣的身世。”

    2

    袍哥頭子被捕了。1950年，**決定用大兵力剿四川的**遊擊隊。大鎮反大肅反延續了好幾年。重慶逮捕了所有袍哥頭目、各種道會門的頭子。城裏的幾個刑場有一度每天槍斃上百人，斃掉的人大多沒人敢去認領，就挖大坑埋了。南岸的刑場在柿子溝，被槍斃的還有曆來不管廟外之事的寺廟住持法師，好多老頭老太、虔誠的佛門信徒為法師之死暗暗悲泣。但這一帶的老百姓，卻興奮得天天茶館客滿，也許是重慶人喜歡吃辣椒，吃出來的好事性格。

    “這年頭，死個人比死隻雞還容易。”父親歎著氣說。

    母親叫父親閉嘴。她挺著大肚子，抱著女兒在家裏戰戰兢兢。

    有人悄悄給她捎來口信，袍哥頭子在監獄裏，要她帶女兒去監獄看望他。母親猶豫不決，在床上輾轉反側，難以入睡。清晨，母親雙眼紅腫，出了家門，她沒有帶大姐。

    母親大著肚子在監獄門口小房間裏，報了名字，登了記，卻沒能被允許見麵。反落了個記錄在案，坐在回南岸的過江輪渡上，她氣惱萬分。

    母親得到口信已晚了好幾個月，袍哥頭早被綁赴刑場。那天是大鎮壓，據說，赴刑場的途中死刑犯們在車上暴動，一群死囚跳車亡命沿街奔逃，手提機槍隻能就地掃射。

    擁擠的船艙裏十分悶熱，母親抹去臉上的淚珠，定了定神。她早就不應當為這個男人哭了，可還是沒能止住。船舷外洶湧的江水，一浪一浪，搖晃著她的身體。

    還是多年前，有一次母親和袍哥頭子在街上坐人力車，遇到敲敲打打長長的隊伍，軋斷了街口。披麻戴孝的孝子孝孫舉著哭喪棒在前頭，棺木後麵，身穿素衣的人抬著紙糊的轎、馬，抬著綢緞製的禮服、官服，薄絲絹掛在靈幡上。奏樂鳴炮，燈彩搖紅。

    他對正觀望出殯發愣的母親說，別羨慕別人，等你媽百年後，我一定為她大辦，請和尚道士做法事，超度亡魂，擇吉日吉地下葬，祖墳風水好，後人才會發跡。他摸準了母親想對鄉下的外婆盡孝的心事，這一招很準，她是心領了。

    外婆死在重慶，死在母親家裏。鄉下大舅二舅砍了竹子，做了滑竿，把病倒的外婆往重慶抬，靠張嘴問路和半乞討，走走停停，走了四天三夜，好不容易挨到重慶的江北，搭乘船才過了江到南岸。母親一見他們就哭了，說，為啥子不寫信來？我就是借錢也要讓你們坐船來！兩個舅舅頭上按照鄉下走親戚習俗，纏了根洗白淨的布，都成灰色了。院子裏的人說，是抬來一個死人，頭上纏的啥子裹屍布？兩個舅舅急著要回去。母親湊了二十元路費，叫他們坐船。

    大舅說不坐船，二妹，你這些錢我們回去能做大事。

    母親送外婆上醫院，醫生說治不好。母親去抓草藥熬，那段時間我家的房子裏全是草藥味。外婆臉和身體瘦得隻剩下一把，肚子裏全是蟲，拉下的蟲像花電線一樣顏色，扁的。外婆按住肚子縮在床上，睡也不是坐也不是。隻過了一個冬，小年剛過，大年未過，直到那個寒冷的半夜，外婆一聲尖銳的呻吟後，就痛昏死在家裏尿罐上。母親把外婆扶上床，外婆醒過來說的唯一的話，就是要求她把還在鄉下挨餓的最小的弟弟弄到重慶來，讓他有口飯吃，讓他識幾個字。看著母親點頭，外婆才咽了氣。

    1953年外婆死的那天，母親打來一盆溫熱的水，用毛巾給外婆擦臉、脖頸和身子，把外婆冰冷的手貼在自己的胸口。外婆穿著母親手縫的衣鞋停在一塊舊木板上，在堂屋緊靠我家房門邊。沒有人號啕大哭，沒有請人來做道場，沒有花圈祭幛，也沒設靈堂，一盞燈芯草點的菜油燈，一閃一閃照到天亮。外婆被草草埋葬在三塊石山坳的野墳堆中。

    一年後母親的小弟弟從忠縣鄉下拿著地址，一人問路來到重慶。這個十一歲的少年到我家時，穿件老藍布長衣，一條爛褲，從頭到腳又髒又臭。大姐還以為是農村叫花子，叫他滾開。母親從屋裏出來，止住大姐，告訴她：“這是你幺舅。”

    幺舅隻上了四年學，就私自逃學去挑河沙掙錢。母親知道時，他已在一家機械廠找到一份臨時工，他說自己學習成績不好，認為自己拖累了姐姐一家。母親要他別去廠裏當抬工，回學校，讀不走，就降一年二年級讀。

    幺舅不肯，說他得養活自己。

    母親說你不聽話，我就當沒你這個弟弟。

    幺舅給母親跪下，磕了個響頭，就住進廠裏集體宿舍。

    幺舅偶爾也來我家，與母親話頭總轉到外婆身上。幺舅說：以為解放了打倒地主，日子會變好些，沒想到還是差吃的。媽為節省，隻喝井水。

    母親說：媽死了，我後悔沒給她留張照片，現在想看媽，都想不起她是啥樣兒，隻記得媽梳了個髻。

    幺舅說：媽和姐姐樣子像。媽被哥哥他們抬走時，媽拉著我的手不肯放，我追她追了好幾匹山。

    母親說：那陣隻想到媽病，盼她病好，哪想到她死？

    外婆咽氣時也未諒解母親當年逃婚的事，這也是母親的心病。母親一次次夢見外婆到她床前來找她，倒也未提逃婚的事，這是外婆驕傲，不願提。外婆隻是埋怨母親，說母親不管她，說她依然餓肚子，孤孤單單，遭人欺。外婆還說她找三姨——她的親外甥女，卻怎麽也找不到。母親也從未找到三姨的墳，三姨1961年餓死後據說是被埋在長江大橋南橋頭的山坡上。那時還未興建大橋，野樹野草亂石成堆，沒立個碑，就等於消失了。修建大橋時，早被推土機鏟得一根白骨也不剩。

    母親是在外婆死了十七年後，夢見她十七年之久，才把外婆的墳打開，用一塊白布裝殮屍骨，放好在一個小木箱裏，讓幺舅送回家鄉，葬在老房子後山坡外公的墳旁。之後，母親再也沒夢見外婆。家鄉來重慶的人說，外婆的墳前一下雨，總生出一片地木耳，黑黑的，在有月亮的夜裏去摘，回家不洗就能吃，不沾沙土。

    3

    未到晚年，母親的眼睛就總是不幹淨，每隔一會兒就得用手絹擦，不然，就被綠綠的黏液堵住眼角，又痛又癢。“這是懷孩子時惹上的，”她對我們說，“不管有天大的事發生，在懷孕時，別哭，別像我，落上這種病醫都醫不好。”

    我現在明白了，母親是指她懷孕時，去探監，路上哭得太傷心。

    大姐不太相信母親敢去監獄探望。在這件事上，大姐對母親的懷疑或許真有道理，她做女兒的，對這點應當最敏感。

    “你父親就這麽死啦？”我拉著大姐的手，這個男人，與我沒有太大相幹，卻讓我心裏一陣難過。我與大姐握在一起的手，從來沒這麽緊。

    不料過了一會兒，大姐猛地蹦出一句叫我莫名其妙的話：“他就那樣死，就好了。”

    她挑了塊石頭坐下，背對著江麵，不待我問，就說起來。

    那是一個星期天，許久沒有走船的父親的消息，母親抱著三歲的三哥，帶著大姐過江去輪船公司打聽。走到朝天門，母親換了下手，把三哥抱在右手邊。港口旁的一大坡人和車相混的馬路，不下雨也陡而滑。心事重重的母親沒注意一輛板車急滑而下，等她發現，板車已近在咫尺，她抱緊三哥往路沿一讓，朝嚇呆的大姐喊：“跑開呀！快點跑開！”她閉上眼睛，大姐不被撞死，也會被撞個大傷。那板車翻掉，拉板車的男人不死也會受重傷。但板車奇跡般刹住了，雙方都嚇了個半死，一張口，卻都愣住了。

    是袍哥頭的舅爺，他直呼母親的姓名，連連叫道：“是你啊，你們母女倆讓我找得好苦！”他雙鬢已開始發白，袖子和褲腿挽著，穿著一雙沾滿泥灰的膠鞋。

    這個場麵很戲劇性，但大姐的生平多一分少一分巧合已無關要旨。總之，母親知道了袍哥頭並未死，未處決他，他陪了殺場，嚇了個屁滾尿流，答應交代。他全招了，吐出了他所知道的全部關係。一邊交代著，一邊就痛恨起國民黨來了，他那麽拚了性命，也不過是一個被玩於股掌的小卒。他終於看清了自己的命運：小卒就是被棄在前沿的，當犧牲品給收拾掉。為啥子不吐，吐個痛快？

    他待在牢裏，一點也沒內疚。由於他的坦白，受他牽連的人全部抓獲，他以為自己會被許諾的那樣，放出來。沒過多久，他就明白自己上當了，不僅未放他，而且還要他繼續交代。

    “我已交代完了。”他掏心捶肺地說。

    “沒有，你還得老老實實全部招出來。”

    他聽到這話還是不明白，他的確不明白**的政策。

    他先被關在緊靠著白公館的一幢房子裏。白公館和渣滓洞，是國民黨關押黨內反對派人士和**地下人員的兩所監牢，1943年建立的收集情報培訓特工的中美合作所就設在那兒。解放後這地方被**作為活教材：這是美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惡！這是國民黨蔣匪幫屠殺我們烈士的鐵證！每年的“11·27”死難日，烈士墓前都有成群結隊的少先隊員，為他們胸前的鮮豔的紅領巾頭上飄揚的五星紅旗握緊拳頭，誓言錚錚。這地方的烈士名單經常改變，“文化大革命”翻出不少烈士原來是叛徒，民主黨派的人不算烈士。後來又說沒有叛徒，全是烈士，審查死人比活人還難。取材於此的革命《紅岩》的作者，最大的英雄，“文革”中被說是叛徒，他跳樓自殺，頭顱著地，當即死亡。砸在地麵上的一隻眼睛緊閉，另外半邊臉上的一隻眼睛撐大了一倍，幾乎蹦出眼眶，是我從小看到的死人照片中最恐懼的一張。

    袍哥頭一到這地方，肯定也明白了，曆史最樂於開玩笑，監獄總是輪流坐。白天被槍逼著去挖煤幹苦力，隻有夜裏才想到命運顛來倒去。他不能容忍自己當初的招供，既不符合袍哥的江湖規矩，也不符合他做人的準則，他一開始後悔，就明白一切都晚了。

    4

    但是母親不可能再去探過袍哥頭子，因為很快他就被移到南岸的孫家花園——關押重犯的省二監獄。

    在朝天門碰見舅爺，使母親和久未有聯係的舅爺家有了往來，災荒年快結束時，母親才讓大姐去認舅爺一家，當時她在衛校讀書。袍哥頭後來娶了那個姑娘，生了一女一兒，和袍哥頭的弟弟一家在1949年前到重慶。大姐管那女人叫二媽，管袍哥頭的弟弟叫力光幺爸。他們住的吊腳樓爛朽，從樓板的漏縫中能看見輕緩流動著的嘉陵江。

    大姐說，那家人日子過得也很難，為了生存，她的同父異母的妹妹就隻得跟社會上那種女人一樣，跟不認識的男人睡覺。

    我說，當妓女。

    “不準說這個詞！”大姐聲音大得吼了起來。

    “一直這樣？”我問。

    大姐說，當然是那些年，現在她不知道。那個妹妹也不願見她，可能怕她看不起，那家人和她也沒了往來。

    大姐的生父作為一個沒骨頭的好漢，苟延殘喘活了下來。但沒有多久，1960年，由於他交代好，被押回老家安嶽勞改農場，本想可以在那兒熬到自由的日子，卻不行了。沒吃的，農場裏犯人的夥食隻能喂石頭人，這年10月下旬他得了水腫病，終於支撐不住，再也不能幹活，就倒下了。

    天冷地凍，不幹活就沒吃的，連野菜野草也分不到一棵，他最後咽氣時雙手全是血，抓剜土牆，嘴裏也是牆土，眼睛大睜著，才三十六歲。沒人收屍，丟在大墳坑裏了。死了好久之後，從那兒逃災荒出來的好心人，路經重慶才把這噩耗轉告。

    同一年，在母親的家鄉忠縣關口寨，附近能吃的觀音土都被挖淨，吃在肚子裏，都發脹了，解不出大便，死時肚子像大皮球一樣。大舅媽是村子裏頭一個餓死的，大表哥從讀書的煤校趕回去吊孝。到忠縣前的豐都縣，饑餓的慘狀便不忍目睹，插著稻草賣兒賣女的，舉家奔逃的，路邊餓死的人連張破草席也沒搭一塊，有的人餓得連自己的娃兒死了都煮來吃。過路人對他說，小同誌，別往下走了，你有錢有糧票都買不到吃的。

    他這個孝子回學校後一字未提母親是餓死的，一字不提鄉下饑餓的慘狀，還寫了入黨申請書，讚頌黨的領導下形勢一片大好。他急切要求進步，想畢業後不回到農村。家裏人餓死，再埋怨也救不活。隻有順著這政權的階梯往上爬，才可有出頭之日，幹部說謊導致饑荒，饑荒年代依然要說謊，才能當幹部。

    5

    越往下探究，越更深沉無底。饑餓與我結下的是怎樣一種緣由？在我將要出生的前幾年，外婆、三姨、三姨夫、大舅媽、母親的第一個丈夫，和我有血緣沒有血緣關係的親人們在一個個消失，而我竟然活了下來，生了下來，靠了什麽？

    我沉默了，腦子裏反反複複全是一個個問號。

    50年代這條街的人和其他街上的人一樣，聽**的話，由著性子生小孩，想戴大紅花，當光榮媽媽。有的女人一年一胎，有的女人生雙胞胎。相比之下，母親的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麽了。到1958年，家裏添了四姐、五哥。在四姐前一個哥哥生下來就停止了心跳，打了引產針，好不容易死嬰才下來。母親大出血，人昏迷不醒，但她還是醒了過來，這是1954年春天的事。

    “你這狠心腸的媽，差三天就該生了，去江邊洗衣服做啥？你把兒子悶死在肚子裏，害死了他。”護士對躺在病床上的母親埋怨道。

    母親臉上出現了淺淺的笑容，輕聲細語地說：“死一個，少一個，好一個。”

    護士不解地走開了，這麽無情義的母親，恐怕她是頭回碰到。

    母親無可奈何的自嘲，或許達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在她第一次和男人會麵時，她早就看清自己的命運，她的孩子們的命運。不出生，便可避免出生後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難。母親這樣的想法，當然有她的道理。大生育導致人口大膨脹，不僅我是多餘的，哥哥姐姐也是多餘的，全國大部分人全是多餘的，死再大一批也無所謂。

    大姐說來說去繞不過大饑荒年代，該我出生的時候了。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歲的姑娘，性情不安躁動，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對母親更是恨上加恨。大姐說到這兒時，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動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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