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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大姐站在1962年春末的細雨中，戴著一個大鬥笠。她在野貓溪江邊，在停貨船的躉船前等父親。

    江上各類運輸船遠比客船多，開得慢悠悠的，細雨飄霧時，汽笛更是聲聲不斷。她不知道父親在哪條船上，蒙蒙細雨變成了瓢潑大雨。她著急起來，不時在沙灘上走動兩步，但還是等著，她心裏正燃燒著對母親的怒火。

    父親已三個月沒有回來。當她終於看到父親扛著隨身衣物走上跳板時，她就迎了上去。

    父親回家就開始打母親，他從未動手打過她，結婚十五年來，這是第一次。

    母親的第八胎，若按出生存活算是第六胎，才四個多月就很出懷。母親不躲開父親的巴掌，隻是用手護著肚子，“求你別打，不要傷了娃兒。”

    父親馬上就住了手，但痛苦得蹲在地上。母親想去拉他，又不敢。母親抱著架子床的柱子，流著淚說：“你說怎麽辦，就怎麽辦，不就行了！”父親站了起來，薄薄的一扇門被他弄得哐當哐當響，二姐三哥嚇呆了，四姐五哥哭叫起來。父親連轟帶打把他們統統趕出門。

    緊掩的房門擋不住父母的爭吵，不斷有哭泣聲，兩個人都在哭。二姐牽起四歲的五哥到院門外，三哥四姐跑掉了，大姐沒有露麵。到晚上還不見孩子們回來，父親才出去找。下了一整天的雨停了。大姐拿著鬥笠晃悠悠地進堂屋，她想溜上閣樓，被母親看見，隻好隨母親回到房間裏。

    一跨進門檻，母親就叫大姐跪下。大姐彈著鬥笠上的雨水，裝作沒聽見。母親扯過鬥笠，給她一掌。大姐避開了，嘴裏罵了一句。母親氣得臉都白了，走過去抓住大姐，大姐竟然還手。母親有身孕，行動不太方便，但個子比大姐大。母女倆鬧得天翻地覆。院子裏的鄰居都來觀看，但誰也不上前勸阻。直到被雨淋得一身濕的父親，帶著大大小小四個兒女回來，才把大姐一把拖開。

    “你怎麽敢和你媽對打？我可以打，你做女兒的卻不能動手。”父親對大姐狠狠斥責。

    大姐哭著說：“爸爸，我是幫你呢，你還幫媽？”她一扭頭就衝進沒點燈昏暗的堂屋，從圍觀的人群中跑掉了。

    大姐停止講下去，她說她隻能講到這兒：母親懷上我，她和母親打架。

    我怎麽逼她也沒用，她掉頭就走了。

    一個大問題放在我麵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樣，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誰。這個貌似極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許南岸每個破爛的屋頂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來的秘密。大姐這頭斷了線，四姐自顧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會說。周圍的人都回避我的問題，我已感覺到謎底會令我非常難堪。但越這樣，我越急於想解開這個謎不可。

    記得幾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長途汽車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跡，她說她又另有所愛，要離婚。丈夫來抓奸，未抓著，嚇唬她要去黨支部告她，要鬥她作風敗壞。兩人打起來，她用碗砸過去把他砸傷。

    母親說你怎麽嫁一回離一回，一回比一回瘋狂，不吸取教訓，也不聽我的話。大姐一把拉住我，對母親說：全是你，你自己是個壞母親，你沒有權利來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們兩人爭吵的話，好像跟我有關，但剛開始吵，兩個人就合起來把我趕出去，再接著吵。

    我愣在門外，父親走了出來，他把我拉到八號嘴嘴院子下麵的峭岩上，坐在我的身邊。他那時眼睛在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個小黑點正朝東移動，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愛的船，駛下去，就能到達他永遠也回不了的家鄉。

    2

    這天下午最後一堂課下課鈴聲響後，我正在整理書包，曆史老師走進教室。我們一起下樓梯，走到空曠處，他未提兩天前失約讓我久等的事。仿佛沒有這件事，自然也談不上道歉。他隻是問了問我複習功課的事，受傷害的感覺重新在我的心裏翻起，我轉身快步走開。

    他叫住我，“有事對你說。”

    我停了下來。一停下來，我就後悔，我不該如此輕易就向他讓步。但我已經停下了，沒法再走開。

    他說很抱歉那天讓我空等。公安局和校黨總支找他去談話，說他家裏常有聚會，公安局不相信他們是在讀書，認為是在組織反動集團，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學校方麵對此事很害怕，有可能開除他的教職。訓話結束後，他趕去約會地點找我，我已不在。此後他的朋友也一個個被公安局找去調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車從我們身邊駛過，塵土直噴到臉上，我們也未躲，各自心裏擱著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發現我們是朝西麵走。

    “看來我們得吃點東西。”他不由分說，把我帶進一家離街麵較遠的小館子，三張桌子都空著，我們在靠窗的一個桌子前坐下後。坐著等菜時，他問：“怎麽啦，還在生氣？”

    我說：“開除回家，你怎麽辦？”

    “重新當工人唄，”他笑笑說，“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兩碗綠豆稀飯，一碟泡菜，一盤涼拌藤藤菜端了上來。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說是他在修繕隊做臨時工時，從房頂上摔下來弄壞了腰，多少年了，腰痛還是沒好，喝了酒，就覺得肌肉鬆弛多了。他讓我喝酒，我遲疑了一下。我以前從沒有喝過酒，隻在逢年過節時，在父親杯子上呷一口，極不喜歡那刺鼻的味道。而這會兒，曆史老師正在苦惱中，我得讓他高興。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發現沒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麽討厭，一點兒也不紮喉嚨，很香。

    “你喜歡。”他說。

    我笑了。

    我說起了我家裏的事，1947年我母親與父親的相遇，1949年這座城市的事，我複製著當年的衣著，當年的天氣，當年的石階和江水。他關切地聽著，讓我說下去。但什麽話也沒說，隻是給我再要了一碗綠豆稀飯。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覺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統統扔給他，而一點也沒想到他。

    “你災荒年是怎麽活過來的？”我停下來問他。

    他笑笑說：“恐怕每個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個家庭又都不一樣——對每個人來說，很不一樣。”

    他說想照這樣的思路往下寫，寫成一本書，想寫他對生活和命運的感受。大姐也這麽說過，大姐想寫她自己，那是發泄，是對不公平的命運的訴怨。他說，他想找到一種新的表達方式，北京有一些寫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條新路子，作品貼在西單民主牆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給他們的讀書會施加壓力，也就是這個背景。他就是寫了，也不想發表，不到時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麵前，他推了回來，我握在手裏。剛才聽他說要寫書，我的心一下子被牽得遠遠的。

    “別怕，不會喝醉的。”他看著我說。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說：“還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歸我了。”

    我於是喝了一口，接著又喝了一口。我覺得臉紅了起來，記憶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個結巴也未打。我說到我出生前家裏親人因饑餓而死，也說到大姐幾次大吵大鬧離婚。我猜想，她想換個男人來換一種生活。

    曆史老師接過我的話說，你大姐用耗盡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對付一個強大的社會，她改變不了命運。

    這個社會，既得利益階層組成一個統治集團，一個新的特權階級。我們老百姓隻想在公共廁所加一個茅坑，當幹部的，不管小官還是大官，他們有自己專用的抽水馬桶、浴室、電話、用人、奶媽。饑餓時期哪聽說餓死過一個幹部？這些人的第一條準則是鞏固特權集團的共同利益，並且傳給自己的子女；第二條是在這集團中往上爬。這第二條經常與第一條產生矛盾，由此鬧出禍及老百姓的政治變亂。

    有兩個“文革”：第一個“文革”是幹部們互整，不被人整倒，也會整別人。既然吃政治這碗飯，就得手拎著腦袋瓜，既然享受特權，就得冒被整的風險。有什麽可抱怨的？本來這就是他們選擇的。不管是當事者，或是當事者的後代們，現在如何憤恨寫文字控訴“文革”，受造反派迫害，都太可笑了。另一個“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們借**在黨內與**等人搶權的機會，做了造反派來發泄報複。但是造反派在19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現在幹部們還要整膽敢造反的老百姓。

    我不眨眼地盯著曆史老師，他說得激動起來，手在桌子和胸前畫著。第一次聽他說這麽長的話，好像他也並不在乎我是否聽得懂，也不問我是否同意。我感覺他的神情有點可憐，他比我有知識有學問，但也一樣苦悶需要人理解。在感情的需求上，我們是對等的。

    小酒瓶早見底，酒盅裏還留有少許酒，曆史老師不時拿著，不時放下，舉棋不定。他笑他自己，說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麵吃飯，平日一個人在家吃飯，就更簡單。他的臉，不知是喝了酒發紅，還是點出這件事令他害羞。我轉移視線，隻看進進出出的店主，另外兩張桌子坐了人。

    小館子裏仍很清靜，窗外太陽正徐徐往山下沉，大概隻有五六點鍾。店主用一把蒲扇在扇涼一鍋新做的稀飯，可能七八點時，來吃飯的人會多些。

    他第一次提到妻子，一句帶過。我聽別的老師說過，他妻子在一所小學工作，做辦事員，不教書，女兒隻有七歲，就在妻子的學校上學。好像都不在南岸，在另一個偏遠的郊區。他想告訴我他家裏經常沒有別人，我知道他的暗示，可我沒有接他的茬兒。

    “你的眼睛能代你說話。”他說這話時，聲音很快，“你藏不住，你的思想，包括你每個小小的念頭，你的眼睛都告訴了我。”

    對此，我搖了搖頭。

    你知道嗎？我在心裏對他說，我唯獨藏起了我的孤獨，我拒人千裏之外，我絕望的需要總想把自己交給一個人。但是我不能讓我的眼睛說出這種渴望，我怕它們泄露我的內心，以致我不能與你的眼睛對視。

    3

    他們兄弟倆：弟弟略高，哥哥略結實，兩個人的麵貌都略帶點憂傷。父親病亡後，母親辛辛苦苦把他們帶大，他們相差四歲，形影難離。“文革”開始，造反了，他們先是在家操練**語錄，用語錄辯論。然後他們走出家，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躍分子、筆杆子，造反派分裂後兩個人卻莫名其妙地參加了對立的兩派。

    這樣的事，在這座幾百萬人口的城市算不了什麽稀奇。1966年、1967年和1968年，連在家糊布殼剪鞋樣的老太婆，都能倒背如流好多段偉大領袖或偉大副統帥的教導，講出讓人啞口無言的革命道理，家裏人經常分屬幾派，拍桌子踢門大吵。

    很快就出現軍人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麵，軍內各派借“文革”互相清算。“八一五”一派有駐守重慶的五十四軍在後麵支持。後來派駐重慶的五十三軍，支持“反倒底”。人們這才發現這城市有那麽多巨型國家軍工廠，現在被不同派控製，這城市成為“文革”武鬥全國第一戰場。各個製高點、交通要道、江上山上高音喇叭日夜狂吼，經常夜裏戒嚴。在1967年上半年開始動刀動棍，7月就真槍真炮地打起來。

    那時，兩江三岸幾乎每家床底下的雜物都被拉出來，床底放上席子。床上不睡人，堆放著棉被，疊放所有的枕頭。每家都如此，可防隨時從江上和對岸射飛來的子彈和炮彈。許多人家備有杠子、鋼釺。抗戰時期防備日本飛機空襲，在山坡上挖的防空洞，因為是石洞，保存之好，可能世界第一。後來，70年代為了準備打核戰爭，又加深加固，再挖鑿一批，城市的內髒早就像蜂窩，到處是一個個相連或不相連的洞穴。當時，武鬥一發生，離防空洞近的，一條街的人都去防空洞躲藏。每天天未黑盡，不管天有多熱，都趕緊閉掉大門，用杠子頂住門，各自把鋼釺剪刀菜刀等自衛家夥，備在方便的暗處，早早熄了燈。

    謝家灣醫學院有一夜武鬥，機槍架著射擊，坦克也開出來打。誰也沒見過那陣勢，特別是中學生大學生，慌亂中不擇路奔跑，翻牆的人太多，牆隨著人倒，壓死的人不比打死的少。

    8月，武鬥進一步白熱化。

    “八一五”和“反倒底”兩派，為長江上的決戰做了足夠的準備。南岸、城中心、江北要害之處都設有強火力點。貨船輪渡都停航，江上冷清空曠得異常。連城中心的中心地帶解放碑交電大樓，“反倒底”的“完蛋就完蛋”廣播站，九頭鳥式高音喇叭也暫時啞了。天空安靜得發白，沒人在意氣溫上升悶熱。靠江岸住的人們見勢不妙，紛紛躲在床底下、防空洞裏。

    “紅配綠，醜得哭，紅配紫，一泡屎”、“閏七不閏八，閏八用刀殺”。1967年8月8日，我正是能隨口念叨這些諺語的孩子中的一個。我的三哥膽子賊大，那年他十六歲，登陸艇往兩江三岸射炮、江上大戰時，他一人跑到麵對朝天門碼頭的八號院子嘴嘴，趴在岩石上看個痛快。

    父親彎著身子，貼著房子的牆壁躲避子彈，去逮三哥。父親急出汗，邊走邊大聲叫：“三娃子！三娃子！”我快五歲了，好奇地悄悄跟在他後麵。

    嘉陵江匯入長江的地方，船的殘骸碎塊有的在燃燒，有的冒著濃煙。一艘登陸艇靠近江中的烏龜石，屁股在水中，頭還在江麵上，正在下沉。另一艘登陸艇往下遊那頭開得快沒影了。

    八號院子嘴嘴沒三哥的影，父親往江邊的石階走，一回頭看見我，一隻手指著家的方向吼道：“回去，快些給我滾回去！”

    父親的樣子真凶，我愣了一下，就沒命地往家裏跑。

    三哥說一看到登陸艇下沉，他就奔下長長的石階到江邊，潛入水裏，撈到一個摸起來不錯的東西，遊上岸來一看，隻是一個塑料長筒，裝著十多個羽毛球。原來被打沉的艇上，是些好體育的學生。父親冒著彈雨把三哥抓回家，往床底下一塞，他還在得意地整理羽毛球。

    “反倒底”從下遊軍工廠開上來的登陸艇，從嘉陵江殺出“八一五”的炮艇和一艘小火輪，在江上對戰。兩艘軍艇，四周都是用裝甲車的鋼板焊封的掩體，僅留槍炮眼。“八一五”大部分是學生，也有工人，裝備也不錯，但顯然不是“反倒底”登陸艇中轉業海軍的對手。“八一五”的炮艇被打了十二個炮眼，主機被擊中，來不及掉頭逃走，就進水朝下沉。

    曆史老師親眼看見他們這一派射出的一顆炮彈，擊中對方的小火輪，“轟”的一聲爆炸開來。

    他最初也不能確信弟弟在小火輪上，據“八一五”裏的人講，弟弟這種“秀才”，本來在岸上“後方”，是他自己跳到了小火輪上的。處理打撈屍體時，隻發現了弟弟的透明邊框深度近視眼鏡，那副眼鏡，以及一堆江中撈上來的不知何人的斷肢，一起埋在沙坪公園紅衛兵烈士墓區裏。當年，這個全國武鬥最厲害的城市，有不下二十處比較集中的武鬥死難者墓區，專門葬著一批又一批誓死保衛偉大領袖的人，至今隻留存沙坪公園一處，某些墓碑上有的有姓名，大部分連姓名也沒有，當時墓都做得很堂皇，刻有**書法大瀟大灑的詩詞和語錄。“文革”中期派別被解散後，就無人看管，碑石七歪八倒，長滿荒草，成了一大片亂墳。

    他的母親聽到噩訊，正在家裏編織絨線衣，鋼針插進手心，一聲未叫得出來，中風死去。

    他退出派仗，回到家裏，家裏已被弟弟那一派來抄砸過。

    “8月8號，打槍打炮”，成了這城市一個新的諺語，表示不吉利。時隔十三年，有人將自己的親屬從沙坪公園紅衛兵烈士墓區挖出，重新安置時，嚇得魂飛魄散：“是冤鬼哪！冤鬼！”屍體隻剩骨頭，這沒什麽大驚小怪的，奇怪的是頭顱骨全變成了綠色。有人說是由於射進腦袋的銅子彈，隨著腦子爛成水，染得滿顱骨銅綠。

    誰都看得出來，曆史老師在小館子裏談論這類事時的平淡態度，是裝出來的，是強行壓製住內疚自罪。說起1967年8月8日這場武鬥，我覺得他關於兩個“文革”的精彩分析站不住腳：如果造反派搞的是“老百姓的文革”，為什麽互相往死裏打？

    他說：“成天說造反派蠻橫，其實造反派控製局麵時，知識分子平頭老百姓很少有被鬥自殺的，等到軍隊掌權，‘清理階級鬥爭隊伍’，人民才受到空前的迫害。”

    他這話是對的，從我上小學二年級開始，到處都是自殺的“五一六”分子，清理出來的“國民黨殘渣餘孽”和“反動文人”。那幾年江上的屍體多到都無人再去看熱鬧。

    我坐在那兒，手在桌子上襯著臉龐，早已忘了吃飯，一點兒也沒覺得時間已從身邊滑過去，夜晚已降臨。

    一直到分手後，我才想起書包裏那本《人體解剖學》。他說的事，眼光那麽高遠，觀點那麽深刻，與這本書完全不一致，我竟忘了把書還給他，也忘了責問他為什麽如此卑劣？他還沒走遠，我叫住他，我倆在路燈下漸漸走近，他的臉被路旁樹枝的黑影遮沒，像是一個沒有麵目的幽靈。

    “怎麽啦？”他問，他聽到我沉重的呼吸。

    “還你書，”我坦然說，一字一句，“書我看了，也看懂了。”我把藏到身後那本書拿出，放在他的手中。在我的目光注視下，他拿過書轉頭走開，明顯有點驚慌失措。

    這是我第一次在精神上占了優勢。看著他很快走遠，不知為什麽，我突然感到**的衝動，我心跳個不停，骨盆裏的肌肉直顫抖，**尖挺起，硬得發痛。我不得不雙臂緊緊環抱住自己的身子。

    4

    一路上，無論怎麽被夜風吹著，我也冷靜不下來。腳踏風琴聲，甕聲甕氣地從路邊的托兒所石牆內傳出來。

    找呀找呀，

    找到一個朋友，

    點點頭來握握手。

    裏麵的小空壩孩子們在丟手絹。小小孩隻有白天在這裏玩，怎麽晚上七八點鍾還在這裏呢？幾條街都有股糞臭，可能是挑糞的農民弄灑在路上，也可能是廁所糞池滿溢出來。悶熱，沒有晚風，倒聽到樹葉嘩嘩響，水溝卻沉默地淌著。

    一走進六號院子，就看見人比往日多，有其他院子和不是這條街上的人，本來院子人不少，一多幾個人就擠翻了。“生了個兒娃子！”“石媽的福氣好，抱孫了！”堂屋裏四姐和德華一人坐一木凳在吃飯，五哥也回來了，父親在房間裏撥弄半導體收音機。

    我扔掉書包，取了盆子去大廚房打水。石媽的灶上正在燉著湯，冒著熱氣和肉香，其他灶都清靜地燒著一壺水。那些想來吃紅蛋的人已一哄而散，她的房間是後院第一家，緊靠大廚房。房門未關，她的兒媳婦躺在床上，說話聲極不耐煩：“啷個還沒燉好，人都等成哈巴還得不了吃。”石媽答道：“要等半夜，那種好東西才有效。”

    她們在說吃胎盤。這裏人都有這個習慣，從接生站要回胎盤，帶上鹽和堿到江邊用江水洗淨，切成碎塊和著豬肉燉。都說胎盤積聚了孕婦所有的營養，吃了能補產婦的身體。共用的大廚房燉胎盤時，偷嘴婆最多，在自己灶上，用一個長柄勺伸到別人的鍋裏。膽大的，直接到別人的灶前，盛一碗，匆匆忙忙邊吹涼邊喝。碰見了，總有回話：“幫你嚐嚐鹹淡。”

    每次一聽到有人興高采烈吃胎盤，我就要作嘔。我記得有一次大姐在家裏生小孩，與母親吵起來。

    大姐用筷子敲著隻剩少許湯和肉的碗，不高興地質問母親：“這是豬肚，媽，你肯定把我的胎盤扔了？”

    母親沒吭聲。

    大姐氣憤地嚷起來：“湯像是一樣的白，滋味也差不多，但我清楚得很，這不是胎盤！”她就知道母親不肯燉給她吃。母親不相信吃胎盤，說野蠻得很。母親雖然沒文化，但她有她的原則，人不能吃人身上的東西。

    5

    但是母親相信巫醫，她認為巫醫就是比西醫強。我十三歲，挑河沙時，眼花踩空了步子，帶著籮筐從石階跌下去，把左臂拐肘扭了筋，腫得動不得。

    痛到半夜裏，母親把我悄悄弄到水溝後麵的一條街，神情慌張地敲開一扇門。那門和窗都小得出奇，一個手裏夾著香煙的女人坐在黑洞洞的屋中央。我們進去後，才點了盞煤油燈，燈芯隻一丁點，放在屋角單腳櫃上。看不見她的臉，僅看得見她夾著香煙的手，她沒抽，隻是拿在手中。她說你們不請就進屋來就不對頭，你們根本付不起錢。

    母親問多少。

    她扔了快燃盡的煙頭，用手比了個數。

    母親二話未說，就點了頭。

    她站起身來，讓我坐到床邊。她用一種香味奇特的藥膏塗了手，在我左臂上緩緩地摩挲了幾遍，嘴裏不知念叨著什麽。然後她點起一炷長長的香，細細地燒炙我的拐肘，像有股滾燙的電流傳遍我的全身。

    “行了，回家去吧！”她氣喘籲籲坐下。

    我跳下床，手活靈活甩，沒事一樣。母親給她錢，她堅決不收，母親不明白了。

    她說她就要母親那副爽快勁，她知道我們沒錢。但她不許我們說出去，“你們沒見過我，聽到了嗎？”她惡狠狠地說。

    就是那一年冬天，血從我的身體裏流出來。我躲在布簾後，不知怎麽辦。四姐憋了許久的尿，覺得奇怪，才發現我在尿罐上簌簌發抖。她把衛生紙遞給我，讓我墊在內褲裏。每年的冬天，遇到來例假的一周，我的神經就緊張，血流得太多，我怎麽詛咒都不肯減少一點，上著課，就往家裏飛奔，內褲、絨線褲，包括罩在最外麵的長褲都被打濕了，既丟臉又不舒服。回到家裏，沒多的絨線褲，穿條單褲，守在灶坑前，烤洗了的絨線褲，等著幹了再穿，心裏念叨老師恐怕又要處罰我了。

    我的右手心上有顆黑痣，有個算命先生一看見這隻手，表情就不自然，隻說“阻切中脈，多紋交叉”一句，就不再多言。我的肚臍右上方有個小時開刀留下的傷疤，像一隻睜著的眼睛，總在看著我，每次脫衣服洗澡，我的手在這個地方就畫著大大小小的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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