堯是中國古代傳說的聖王，後代傳說他號陶唐，姓伊祁氏，故亦稱為唐堯。《尚書》和《史記》都說他名叫放勳。堯父相傳為帝，母為陳鋒氏女。帝乃黃帝曾孫，在位70年，“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卒後由堯之異母兄摯繼位。摯在位9年，為政不善，而禪讓於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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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說：“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以後曆代有“堯都平陽”之說。平陽即今山西臨汾市，《詩經》中所說的唐國即在山西境內。今臨汾尚存始建於晉代的堯廟，以及唐代修築的堯陵。堯的品質和才智俱是非凡絕倫，“其仁如天，共知(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所以他即位以後，局麵大變：舉薦本族德才兼備的賢者，首先使族人能緊密團結，做到“九族既睦”；又考察百官的政績，區分高下，獎善罰惡，使政務井然有序；同時注意協調各個邦族間的關係，教育老百姓和睦相處，因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天下安寧，政治清明，世風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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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在堯的時代，首次製定了曆法，這樣，勞動人民就能夠依時按節從事生產活動，不致耽誤農時。漢民族是農業墾殖曆史悠久的民族，對農時十分重視，故《尚書·堯典》對此有詳細記載。《堯典》上說：堯命令羲氏、和氏根據日月星辰的運行情況製定曆法，然後頒布天下，使農業生產有所依循，叫“敬授民時”；派羲仲住在東方海濱叫暘穀的地方，觀察日出的情況，以晝夜平分的那天作為春分，並參考明星的位置來校正；派羲叔住在叫明都的地方，觀察太陽由北向南移動的情況，以白晝時間最長的那天為夏至，並參考火星的位置來校正；派和仲住在西方叫昧穀的地方，觀察日落的情況，以晝夜平分的那天作為秋分，並參考虛星的位置來校正；派和叔住在北方叫幽都的地方，觀察太陽由南向北移動的情況，以白晝最短的那天作為冬至，井參考昴星的位置來校正。二分、二至確定以後，堯決定以366日為一年，每三年置一閏月，用閏月調整曆法和四季的關係，使每年的農時正確，不出差誤。由此可知，古人將帝堯的時代視為農耕文化出現飛躍進步的時代。堯的時代，又是傳說中的洪水時期。“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水勢浩大，奔騰呼嘯，淹沒山丘，衝向高岡，危害天下，民不安居。堯對此非常關切，征詢四嶽(四方諸侯之長)的意見，問誰可以治理水患，四嶽推薦了鯀。堯覺得鯀這個人靠不住，經常違抗命令，還危害本族的利益，不適宜承擔這項重要的工作。但是四嶽堅持要讓鯀試一試，說實在不行，再免去他的職務。於是堯任命鯀去治理水患。鯀冶水9年，毫無功績。這是關於堯的傳說中，政治上的一次失誤，類似的不足之處還有若幹，總之堯的時代也不是盡善盡美，故又有舜繼起的一番勵精圖治。在諸子書中，還有關於帝堯武功的傳說，文治和武功俱臻美備，方見得堯之所以為古昔聖王。《呂氏春秋·召類篇》說：“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曾討伐過南方的幫族，並親自出征作戰。《淮南子·本經訓》說：“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為民害。”堯派羿將那些野獸殺死，並射落九日。據說人們對堯為民除害的舉措十分感激，所以擁戴他為天子。羿射九日”已是神話，不過其中稱頌堯“興利除害，伐亂禁暴”的意思，確實是推崇帝堯安邦治國有道，不但文治昌明，而且武功赫奕。堯的傳說最為人們稱道的，是他不傳子而傳賢，禪位於舜，不以天子之位為私有。堯在位70年，感覺到有必要選擇繼任者。他早就認為自己的兒子丹朱凶頑不可用，因此與四嶽商議，請他們推薦人選。四嶽推薦了舜，說這個人很有孝行，家庭關係處理得十分妥善，並且能感化家人，使他們改惡從善。堯決定先考察一番，然後再行決定。堯把自己的兩個女兒娥皇、女英嫁給舜，從兩個女兒那裏考察他的德行，看他是否能理好家政。舜和娥皇、女英住在溈水河邊，依禮而行事，二女都對舜十分傾心，恪守婦道。堯又派舜負責推行德教，舜便教導臣民以“五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五種美德指導自己的行為，臣民都樂意聽從他的教誨，普遍依照“五典”行事。堯又讓舜總管百官，處理政務，百官都服從舜的指揮，百事振興，無一荒廢，並且顯得特別井井有條，毫不紊亂。堯還讓舜在明堂的四門，負責接待四方前來朝見的諸侯。舜和諸侯們相處很好，也使諸侯們都和睦友好。遠方來的諸侯賓客，都很敬重他。最後，堯讓舜獨自去山麓的森林中，經受大自然的考驗。舜在暴風雷雨中，能不迷失方向，依然行路，顯示出很強的生活能力。經過三年各種各樣的考察，堯覺得舜這個人無論說話辦事，都很成熟可靠，而且能夠建樹業績，於是決定將帝位禪讓於舜。他於正月上日(初一)，在太廟舉行禪位典禮，正式讓舜接替自己，登上天子之位。堯退居避位，28年後去世，“百姓悲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人們對他的懷念之情其為深摯。在先秦時期，以儒家和墨家兩個學派最有勢力，號稱“顯學”，兩家都以堯舜為號召。從那時起，堯就成為古昔聖王，既是倫理道德方麵的理想人格，又是治國平天下的君主楷模。孔子說，“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人，唯堯剛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孔子對堯的讚美，隨著儒家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的地位漸趨重要，而亦日益深入人心。後來儒家即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為標幟；到唐代韓愈以至於宋明理學，大倡“道統”之說，堯遂成為儒家精神上的始祖。在整個封建時代，從未有人懷疑過堯在曆史上的存在和他的業績。本世紀20年代，在“五四”新思潮的推動下出現了疑古學派，其巨擘顧頡剛認為，《尚書》中的《堯典》不可靠，該篇的出現在戰國時期；故以《論語》中對堯舜的記載為最早，由此推斷，堯舜的故事出現在東周末年，堯、舜、禹的關係和禪讓的事跡，都是逐漸編造完善的。春秋初年，人們所知道的最古的古王是禹，而沒有堯舜。所以，堯就象錢玄同所說的那樣，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根本不是曆史人物。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運用唯物史觀和社會發展史的一般規律來研究關於堯的傳說，指出堯的時代是原始社會向奴隸製社會的過渡時期，此時血緣性的氏族部落已結成部落聯盟，堯是由部落聯盟議事會推舉產生的聯盟首領。傳說中堯與四嶽討論治水人選和繼任人選，在一定程度反映了部落聯盟議事會的情景；堯禪位於舜，是原始民主作風的遺存。恩格斯曾指出，在這個階段每個文化民族都要經曆自己的英雄時代。堯及舜、禹正是華夏民族的英雄人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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