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更新甲午之軍工霸世 ！

    法家思想不但可以跟儒家思想合作，同樣也可以與另外兩種擁有自己世界觀的流派道家和墨家合作，前者讓西漢從秦末戰亂的創傷中恢複過來、為漢武帝之後的全麵擴張奠定了基礎，而後者的成功範例則是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幾乎可以跟近代國家相比的驚人動員效率充分反映出了“墨法合一”有多麽恐怖

    “法家思想本身談不上好壞，它隻是一個工具，配合崇尚理性和平等的墨家思想，自然公平高效；若是與推崇‘無為而治’的道家思想相結合，隨著人民自己努力勞動改善生活，國家也會逐漸強盛起來，速度慢一些，但是步子更穩；而如果配合強調上下尊卑的儒家思想，就成了‘刑不上大夫’、而非‘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惡法，隻是拚命係緊縛在人民身上的鎖鏈，卻於富國強兵毫無益處”，這是李暉對法家思想的看法，而他選擇墨家思想作為自己思想的核心，與此也不無關係。

    事實上，後世之人對（先秦）墨家普遍存在誤解，例如墨者在傳統觀點中近似於苦行僧和活雷鋒的形象就並不完全符合事實。

    曆史上墨子的確提倡艱苦樸素、舍己為人，但他的很多弟子都在各國出任高官並享有優厚的待遇，墨子十論當中的《尚賢》一篇裏也勸說當時天下的諸侯和卿大夫們開出高官厚祿來吸引人才，可見墨家並沒有將道德上的要求過度泛化。

    而《尚賢》中認為優秀人才應當享有特別優待的觀點也說明墨家並不追求絕對的平等，隻要是“官無常貴，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做到機會上的平等就可以了。

    這些觀點在李暉看來完全沒有問題，根本不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理想化到脫離實際

    而“節葬”、“節用”等崇尚節約的觀點也是如此，並非是要人們節衣縮食過艱苦的生活，而隻是勸導人們、特別是社會上層減少不必要的奢侈浪費。

    在李暉這個未來人看來，其中除了“非樂”思想有些過於極端（其實在墨子那會兒倒是合情合理的，當時主流的音樂是編鍾之類的‘高雅’器樂，消耗的人財物力太多，卻隻能讓上層享受。）之外，其他的部分都是完全可以采納並且應當大力提倡的。

    如果新中國還像現在的滿清貴族一樣奢侈浪費，已經被西方拉開了幾百年差距的華夏如何能夠盡快拉近這個距離？

    至少在新中國起步的階段，舉國上下一起過二三十年苦日子是免不了的，而墨家簡化禮儀的觀點則更讓一向都很厭惡繁文縟節的李暉由衷支持

    墨家思想中最有名的一個口號應該是反對不義之戰的“非攻”，考慮到現在才是十九世紀末，中國將來還有對外擴張獲取更大生存空間的機會，李暉一度想過將其擯棄。但隨著他對墨家思想的理解進一步深入，李暉發現自己對“非攻”的涵義存有很大的誤解。

    原來，墨子提出的“非攻”並非像近現代西方的和平主義那樣是簡單的反戰，而隻是單單針對不義的戰爭，至於“不義”的標準，卻是對國內的平民百姓無益。

    比如曆史上墨子止楚攻宋時對楚王說，“楚國地廣人稀，連自己的土地都還沒有充分開發，就算獲得了宋國的土地，又有什麽用處呢？”，這段話中隱含的意思如果反過來引申，就可以得出一個可能很多人都會深感意外的結論——“如果一個國家人多地少，本身的土地不夠養活國民，那麽該國以獲取土地為動機向外擴張的話，在墨子看來是可以理解的”

    這對中國來說剛好適用，因為中國的人口密度極大，口糧問題始終威脅著這片土地上的億萬民眾，所以“非攻”並不會對未來中國的對外擴張造成太大妨礙。

    而對於那些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由於他們大都是以直接或間接地掠奪財富為目的，其中唯一一個更熱衷於喜歡擴張領土的惡鄰沙俄又是一個地廣人稀的國家，因此“非攻”思想照樣可以成為華夏抵禦外侮的道德基礎。

    此外，如果對方國內實施苛政讓民眾痛不欲生而邀請出兵解救，或者之前為惡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這裏李暉將墨家主張除惡的思想改得更為激烈，不能隻是幾句道歉就算了。），那麽對其開戰就是正義之舉，非但不違反“非攻”原則，反而是值得讚揚的正義“誅伐”（全無節操的李暉在這裏采用了墨家死對頭孟子所創的名詞）。而如果鄰國仰慕華夏文明“主動”要求並入，那自然更不違反原則

    所以最終李暉還是保留了“非攻”這一條，但經過其解讀詮釋之後，這個觀點實際上已經變成了“中國打別國永遠是正義的，別國打中國永遠是罪惡的。”。

    而且這樣的結論還是站在“中立”的立場上作出的，較之西方列強簡單粗暴的雙重標準法，華夏文明深厚的底蘊完爆了它幾條街，咱們就是要侵略擴張，也能先找出一大堆帽子扣到對方頭上

    墨子十論中主張“事鬼”的觀點在後世被很多人以為是迷信，但隻要看過墨子的原話，腦子不算太蠢的人都會明白這位先秦的聖人其實是個無神論者，否則也不會同時提出與之對立的“非命”觀點。他之所以提倡敬拜鬼神，隻是在科技落後的戰國初期無奈的權變之舉，一方麵是為了方便自己學說的傳播，另一方麵也期望借助鬼神的威懾引人向善。

    不過，現在已經是科技蓬勃發展起來的十九世紀末，再搞這一套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了，因此李暉理所當然地以無神論取而代之，然後直接並入“非命”當中。

    而在日後的宣傳工作中，還有更加讓人鬥誌昂揚的“人定勝天”口號，但李暉也知道違反自然規律蠻幹的嚴重後果，因此將墨子十論中作為基礎的“天誌”改為“尊重自然規律，並利用它來為人類服務。”，簡稱“唯物”，結合辯證法加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