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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成立初期為何遭到各界質疑

    當初社會主義理念傳到中國的時候，各方爭論的焦點就是社會主義能不能救中國。當時思想界的泰鬥級人物梁啟超，在中國**成立之前，發表了一篇《論社會主義運動》，裏麵就講，今日之中國，生產事業一無所有，雖欲交勞動者管理，試問將何物交卻？他的意思是說，你搞社會主義，沒有社會化的生產，談不上社會化的管理，搞什麽社會主義？搞不成。梁啟超的態度很明確，中國搞不成社會主義。

    這就是中國**成立之前，中國思想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梁啟超的態度。

    中國**成立一年多後，孫中山與共產國際的代表越飛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裏麵有這麽一句話：孫中山博士認為，**秩序，乃至蘇維埃製度不能實際上引進中國，因為這裏不存在成功建立**和蘇維埃製度的條件。1孫中山認為在中國搞不成社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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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製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或蘇維埃製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

    那麽共產國際代表越飛持什麽態度呢？在這篇《孫文越飛宣言》裏，越飛完全同意孫中山的看法，並且進一步認為，中國當前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國家統一和充分的民族獨立。

    孫中山和越飛，一個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行者，一個是蘇聯政府同時也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兩個人都不認為中國存在適合馬列主義生存發展的土壤。

    孫中山的“不認為”，一半出於對三民主義的信念，一半則是對剛剛成立的中國**的擔心。越飛的觀點，其實是一個矛盾，當然也可以看成是一種妥協，支持孫中山，為了換取孫中山對中東路和外蒙古問題的承諾。

    那還會不會有更深入一些的原因？

    有。

    當時**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在成立的時候，共產國際給予了幫助，越飛實際上就是在完成一種交換。他和他代表的共產國際支持中國**的成立，當時主要的想法是在中國培植對北洋軍閥政府的牽製力量，讓北洋軍閥不能毫無顧忌地反蘇。不管支持**成立，還是支持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在共產國際來看，在蘇聯來看，都是以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就是讓中國革命具有這樣的牽製力量。

    《孫文越飛宣言》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沒有這份宣言，就沒有後來的國民黨改造，就沒有國共合作，也就不會有黃埔軍校和北伐戰爭。它既是孫中山對中國革命走向的判斷和規定，也是蘇聯將其鬥爭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轉向蘇聯利益中心的啟端。

    中國**成立之後，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所麵臨的最大難處，除了自身的困境，就是蘇聯共產國際這個最有力的指導者，一直都不看好中國革命能在中國**領導之下搞成，甚至不相信中國能存在社會主義。1940年，斯大林就曾講過，中國沒有真正的**，或者說沒有實實在在的**。直到1944年，他還對美國特使哈裏曼說，中國**人，他們對**來說，就像是人造黃油對黃油一樣。他的意思是什麽呢？正牌的黃油是什麽？是工人階級的政黨。**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的結合，所以**不是真正的黃油，是人造黃油。

    可是曆史就是這樣有規律地發展，無規律地跳動。

    在歐洲，馬克思、恩格斯當初最看好的是德國革命，而不是俄國革命，結果是俄國革命最終獲得成功。

    在亞洲，列寧、斯大林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不是中國革命，結果中國革命最終獲得成功，而且是在中國**領導之下獲得巨大成功。

    那麽列寧、斯大林當時為什麽看好日本革命？因為日本工業最發達，日本工人階級最成熟，而且日本當時已經傳播了大量的革命理論，怎麽看日本都比中國強。所以斯大林將日本看做是遠東革命的鑰匙，沒有日本革命，遠東革命就是小杯子裏的小風暴；沒有日本革命，遠東革命就是瞎鬧，中國革命就沒有大希望。

    這就是當時的共產國際、革命導師、革命理論泰鬥，包括當時的中國理論界，普遍的一個判斷。

    但是，日本沒有發生革命，中國發生了革命，中國搞成了社會主義，這也是世界所預料不到的。

    4“南陳北李”缺席**“一大”的史因

    今天我們講中國**的誕生，是事後開講，因為她今天所取得的成就，讓我們在講到中國**的成立時很難繞過她所具有的深遠的曆史意義。然而，曆史從來都是當局者迷的曆史，我們從旁觀者的視角去看，會更接近真實。

    中國**當年成立時的13位代表，從其參與籌建的曲折經曆來看，當初這個黨的成立，並沒有多少人看好，甚至早期參加籌建這個黨成立的一些領導同誌，對這個黨將來能有多大作為，能做出多麽大的事情，在其成立之初並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認識。這裏麵就包括我們經常講的早期**小組創始人——有“南陳北李”之稱的陳獨秀和李大釗。他們為何沒能出席**“一大”這樣一個具有曆史性意義的會議？我覺得這是**黨史以及**“一大”的一個遺憾。

    中國**“一大”會址紀念館位於上海市興業路76號（原望誌路106號），是兩棟磚木結構的兩層石庫門樓房，一棟是“一大”上海代表李漢俊和他哥哥的寓所，另一棟是“一大”代表在上海的住所——博文女校。陳獨秀和李大釗都是**小組的發起人，都是**建黨早期的中堅人物，“一大”開會的時候，兩個人卻都沒有在上述兩個地方出現。

    陳獨秀當時在孫中山的南方政府出任教育廳廳長，“一大”開會的時候他正在籌款。陳獨秀想，人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所以沒有來。

    那李大釗為什麽沒有參加？

    李大釗當時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學期的終結，校務紛繁，無法分身。**“一大”開會正值北大放暑假，當時李大釗在北京有個重要任務是什麽呢？因為當時北洋軍閥政府財政困難，停發了北京八所高校教職員工的薪金，這八所高校就聯合成立了“索薪委員會”追討工資。“索薪委員會”負責人馬敘倫經常生病，主持不了會議，所以李大釗在“索薪委員會”中擔任了重要的角色，整天忙於開會，追討著北京八所高校教職員工的工資。

    兩人當時都忙。

    但他們的理由與**“一大”的曆史地位相較，無疑是芝麻與西瓜相較。

    什麽是曆史？這就是曆史，這就是並非理想卻真實的曆史。

    不是苛求前人。武昌起義並非一經發動就必定成功，之所以成功，畢竟還有其他許多因素。袁世凱也並非一出生就是“竊國大盜”，孫中山對他也有一個認識過程。

    對“南陳北李”來說，在舊中國劇烈的大變動時期，每天成立的組織與散夥的組織一樣多，結社很平常，也不能強令“南陳北李”預見到28年後的新中國。

    常人可能覺出眼前的量變不一定能覺察到質變，但很多時候，偉人也無法立即察覺將要出現或已經出現的質變。

    所以孫中山有麵對辛亥革命的遺憾。

    陳獨秀、李大釗也有麵對**“一大”的遺憾。

    中國今天的高速發展，使得中國**成立的曆史意義越來越大。那麽在當年誰看好這個黨？誰認為這個黨將來有大的作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也讓人遺憾。

    我們前麵也講過，當時看好這個黨的人是不多的，包括共產國際和當時中國非常具有影響力的一些重要人物。據**“一大”13位代表中最年輕的代表劉仁靜回憶，他當時參加“一大”時19歲，北京小組當時有兩個名額，李大釗是建黨發起人，有個固定名額；另一個名額屬於張國燾。張國燾當時已經去了上海，李大釗因“索薪委員會”無法抽身，去不了。劉仁靜回憶道：“李大釗去不了其實也輪不著我。”

    北京小組當時還有一位資深的黨員鄧中夏和另外一位資深黨員羅章龍。鄧中夏和羅章龍兩個人是劉仁靜的入黨介紹人，倆人資格都很老。可是征求鄧中夏的意見，鄧中夏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會議，沒有時間去上海參加**“一大”。鄧中夏不去輪到羅章龍了，羅章龍也不去。羅章龍為什麽不去呢？羅章龍要到二七機車車輛廠開工人座談會，搞工人運動，也沒有時間去。劉仁靜在回憶錄裏寫道：“這個莫大的光榮就這樣曆史地落在了我的頭上。”

    這就是當時**成立時一幅真實的圖像。

    當然這樣的情況也並不奇怪，當時中國大地的情況如前所述，每天成立的政治組織與每天解散的政治組織一樣多，誰也不知道這個黨成立能搞多長時間。

    鄧中夏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的會議，而沒有時間去上海參加**“一大”成立，南京離上海多麽近啊！劉仁靜作為北京小組一個資曆很淺的**小組成員，出任**“一大”代表，擁有**“一大”代表身份名垂千古，無論走到什麽地方，各種各樣的展覽，**“一大”代表十三個人的名單、照片都有劉仁靜，而鄧中夏、羅章龍呢？隨著曆史的推演，人們對他們的印象越來越淡薄。

    當然，劉仁靜的後來也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幾年前，我在《苦難輝煌》這本書裏寫道，1979年張國燾在加拿大多倫多去世，這是**“一大”十三位代表中，最後一位去世的。後來書出版了，我才發現我寫錯了。**“一大”13位黨代表最後一位去世的不是張國燾，而是劉仁靜。劉仁靜19歲當“一大”代表，85歲（1987年）去世。他才是“一大”代表中最後一位去世的，而且不幸的是被公共汽車撞死的。這讓人非常遺憾。

    85歲的劉仁靜，早起晨練，結果被一輛公共汽車撞了，中國**最後一位“一大”的代表，就這樣去世了。由此，我們回顧劉仁靜的一生，也是非常波折的。他光榮參會**“一大”，後來犯了參加托派、脫黨的錯誤，到了新中國，又檢討當年的錯誤……至1985年，他被任命為國務院參事，但到1987年便死於車禍，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