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選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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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陳獨秀為何無法走出獨立自主道路(上)
陳獨秀主張一麵工作一麵搞革命,他說:“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別人幫助固然好,但沒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拿別人的錢來革命是不行的。”所以他不同意接受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援,也不願意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這是陳獨秀很強的獨立性的一麵。陳獨秀這個觀點,實際上表現了我們早期**人一種完全理想化的追求。哪一個黨人不想獨立?但是若不能自主地解決穩定可靠的經濟來源,理論再好獨立也是一句空話。
陳獨秀後來很快就麵臨這個問題,最初是想讓黨員把自己的工資全部捐出來,陳獨秀自己確實做到了這一點,但是沒有辦法,成立這樣一個黨,僅僅靠一個人的工資收入、稿費遠遠無法支撐黨的活動。
陳獨秀的強硬使得中國**與共產國際關係非常緊張。
正所謂解鈴還需係鈴人,很快轉機就出現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家中與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等5人聚會,被法租界當局逮捕。到捕房後他化名王坦甫,想蒙混過去。但不久邵力子和褚輔成也被捕來,褚輔成一見麵就拉著陳獨秀的手大聲說:“仲甫,怎麽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拉到這兒來了!”
陳獨秀身份當即暴露。
當時的情況非常糟糕,用我們今天的話說,有點證據確鑿這個架勢。陳獨秀當時就感覺大事不好,起碼要坐七八年牢,不會比七八年更短。
這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起了關鍵作用,他用重金聘請法國律師巴和承辦此案。
10月26日,法庭宣判釋放陳獨秀,罰100元了事。
陳獨秀原來估計這回自己要坐上七八年牢了,出獄後才知道馬林為了營救他們幾人,花了很多錢,費了很多力,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方才順利結案。
按照李達的說法:馬林和中國**共患難了一次。
這次遭遇對陳獨秀影響極深。他通過切身經曆才真正感悟道:“不光是開展活動、發展組織需要錢,就是從監獄裏和敵人槍口下營救自己同誌的性命,也離不開一定數量的經費。這些現實問題,的確不是憑書生空口的豪言壯語能夠解決的。”
陳獨秀本人極重感情,一番波折,無形中增進了他對馬林的感情和理解。李達回憶說:“他們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的解決。”
有了這個基礎,陳獨秀最後同意了接受共產國際的經費援助。當然,陳獨秀還是繞了個彎,就是用**中央下設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共產國際的援助。繞了個彎,下了個台階,但最後畢竟還是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援助。
據包惠僧回憶,當時陳獨秀與馬林達成的共識大體是:
一、全世界的“共運”總部設在莫斯科,各**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
二、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是有經濟聯係的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計劃和預算,每年都要由赤色職工國際批準施行。
三、**中央不受第三國際的經濟援助。如確有必要時開支,由勞動組合書記部調撥。
那麽共產國際給中國**人提供了多少援助呢?
我們從共產國際給孫中山政府的,給蔣介石的黃埔軍校的,給馮玉祥的北方西北軍的援助來看,共產國際提供給**的援助,隻能說是九牛一毛,提供的數額極其有限。
據陳獨秀1922年6月30日致共產國際報告,從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共收入共產國際協款16655元。因黨員人數不多,全黨還保持人均年支出40元至50元的比例。隨著1925年以後黨員人數大幅度增長,共產國際所提供的費用遠遠跟不上這一增長速度了,全黨人均支出由最初的人均40元下降到1927年的人均4元。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援助,主要都轉到了國民黨方麵。
盡管經費援助十分有限,但對早期的中國**人來說,這依然起到了非常大的幫助作用。
據陳獨秀統計,建黨初期黨的經費約94%來自共產國際,黨又將其中的60%用於了工人運動。顯然,中國**成立後能夠很快在工人運動中發揮重要領導作用,同共產國際提供經費幫助分不開,也同**將其絕大多數用於工人運動分不開。
黨的組織不斷發展,以革命為職業者漸多,各種開銷日漸加大。20世紀20年代脫產的**員,組織上每月給30元至40元生活費。盡管“二大”明確規定了征收黨費的條款,但大多數黨員實際生活水平本來就很低,黨費收入便極其有限。陳獨秀在“三大”上的報告稱:1922年“二大”之後,“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
到1927年1月至7月,黨員繳納的黨費不足3000元,而同期黨務支出已達18萬元。若再將這一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少共國際、濟難國際等提供的黨費、工運費、團費、農運費、兵運費、濟難費、反帝費、特別費等總算起來,有近100萬元之多。
比較起來,黨的經費自籌數額實際不足千分之三。所以盡管共產國際援助中國**的數額遠遠少於國民黨接受的數額,但必須承認,共產國際對中國**人提供了重要支援。
8陳獨秀為何無法走出獨立自主道路(下)
共產國際對早期毫無經濟來源的中國**人的援助,為**的發展起到巨大的幫助作用,但同時也因這種有限的援助所形成的依賴關係,給中國**人造成了相當的損害。
1922年春,馬林提出**黨員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國共合作的建議,陳獨秀強烈反對。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富創見。在荷屬殖民地求解放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統一戰線經驗的馬林,看到當時**僅是幾十個知識分子組成的小黨,與五四運動以後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不相適應,加上孫中山也不同意黨外聯合,因此提出**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用國民黨在全國的組織機構和政治影響,使**迅速走向工農大眾、迅速發展成長壯大起來,這可以說是革命黨人戰略與策略的高度融合。
但也應該說馬林的建議頗含風險。雖然**黨員皆以個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進入到龐大的國民黨裏去,怎樣保持其獨立性而不被吞並?
怎樣維護蓬勃的銳氣而不被官僚化、貴族化?
怎樣堅持自己的主義而不變成別人的尾巴?
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會因喪失原則而變成壞的機會主義戰略。
馬林的建議中還隱含著一些錯誤估計。他認為中國革命隻有兩個前途,或者**人加入國民黨,或者**運動在中國終止。馬林把是否加入國民黨看做是決定中國**運動的生死存亡問題,他在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關於中國形勢的報告中稱“中國政治生活完全為外國勢力所控製,目前時期沒有一個發展了的階級能夠負擔政治領導”。
創見、風險、謬誤就這樣奇妙地組合在了一起。
馬林在強調國共合作的好處,陳獨秀在強調這種黨內合作的壞處,一時間與早先的經費之爭一樣,雙方再次陷入僵局。
但之前已經承認了“各**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這種僵局不可能像上次那麽持久了。
馬林在他的建議遭到陳獨秀拒絕後,立刻動用了組織的力量。
共產國際從1922年7月至1923年5月作出一係列命令、決議和指示,批準馬林的建議,要求中國**執行,並令**中央與馬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就這樣,在1922年8月馬林親自參加的**中央杭州會議上,盡管多數中央委員思想不通,但組織上還是服從了,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決定。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今天回過頭去看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大革命實踐,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策基本是正確的。說它正確,是因為正是這一決策種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種子。而在正確前要加“基本”二字,是因為它僅僅簡單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國**獨特的政治麵貌為代價”、“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卻沒有任何具體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實際上是不相信中國**人的力量與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敗的種子。
目標與風險成正比,這是任何決策都無法規避的兩難。夾在兩難之間的,是陳獨秀。
長期以來人們說陳獨秀的領導是一言堂、家長製。包惠僧一語中的:“以後(接受經費以後)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
曾經叱吒風雲地領導新文化運動、被**稱為“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陳獨秀,大革命失敗,你說有沒有他的問題?麵對共產國際作出的一個又一個決議,有時明知不可為,也隻有放棄個人主張而為之,確實暴露了他在領導方麵、領導力和路線選擇方麵的問題。但是按照共產國際當時那種說法,把很多罪名都加在了陳獨秀的身上,讓陳獨秀承擔大革命失敗的全部責任與對**路線指導的一切錯誤,這未免太過分了。
共產國際的指導有問題,斯大林的指導有問題,但是共產國際不承認,斯大林也不承認。最後指責陳獨秀用什麽語言?《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陳獨秀“這個死不改悔的機會主義者,實際上是汪精衛在**內的代理人”。這種似曾相識的扣帽子習慣和無限上綱的語言風格,竟然早在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就已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國。
陳獨秀下台以後,在個人反省期間經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這是他終生想要實現而未能在自己手上實現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