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選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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帷幕還未拉開,“立三路線”已經宣告結束。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對這位要求蘇聯停止五年計劃準備支援中國的革命戰爭、要求外蒙古回歸中國的李立三進行了快速而堅決的反擊。
1930年,“立三路線”3個月後,李立三被解除政治局委員職務調往莫斯科,一去就是15年。其中有兩年時間甚至在“世界無產階級紅色堡壘”的監獄中度過,品嚐了蘇聯內務部人員對囚禁者從不手軟的肉刑。
據李立三後來講,他在蘇聯期間“終日提心吊膽,謹小慎微,以免觸怒,但還是不免經常受到斥責”。即使這樣,他仍然努力為黨工作。
1935年初春,共產國際派他到接近新疆的阿拉木圖建立交通站,負責國內方麵來往人員的安排,了解新疆政治情況,更重要的是設法恢複與**中央的電訊聯係。
**中央和共產國際的電訊聯係是由他重新建立的。
完成這一重大任務的李立三,又被人忘記了。
他被忘記的地方何止一處。
中國**領導的早期工人運動中,最為成功的是安源路礦工人大罷工,“文化大革命”前說領導者是**,“文化大革命”中說領導者是**,自始至終一直在安源領導罷工的工人俱樂部主任李立三卻無人提及。安源工人的歌謠“有個能人李隆郅”也被改為“有個能人毛潤之”。改歌者還振振有詞:不是為個別的真實,是為曆史的真實。
丟掉了個別的真實,真的能夠獲得曆史的真實嗎?
遵義會議後,本來已經弄清楚李立三和王明有所不同,但為了照顧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關係,近十年時間裏,仍將“王明路線”稱為“‘立三路線’的殘餘”,李立三不僅因自己的錯誤受到了應有的或不應有的對待,而且還要代人受過,把殘酷鬥爭過他的王明的錯誤也擔在身上。
這自然又是曆史的需要。
李立三的命運就是這樣,不斷地為曆史犧牲自己。
1946年,李立三終於從蘇聯回到東北,化名李敏然。一些單位不知道他就是李立三,請他去講黨史,他就自己選擇介紹“立三路線”的錯誤,並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領導者個人的責任,講完後場上一片稱讚。也有人聽了以後疑惑不解:“您怎麽會知道犯錯誤的人心裏想什麽?”李敏然的回答令全場大吃一驚:“我就是李立三。”
短暫的沉寂後,會場上突然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許多人很多年以後還回憶說,聽了那次課,才知道什麽是老革命家的坦蕩胸懷和自我批評精神。
李立三這種坦蕩帶來的問題是:至今我們都知道他的錯誤在哪裏,卻很少有人能說出他的功勞在何處。
於是也就弄不清什麽是個別,什麽是曆史,弄不清為什麽曆史如此藐視個別。
這是中國革命中一位極富悲劇色彩的人物。幾十年忘我奮鬥無人知曉,3個月的錯誤卻結結實實檢討了30多年。最初因為橫衝直撞的性格被人稱做“坦克”,最終卻像綁縛山崖任蒼鷹一遍又一遍啄食的普羅米修斯。
開國大典中,人們還可以清楚地看到李立三作為全國總工會的代表,站在**身邊。
20世紀50年代末,他到東北考察後提出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工業管理原則,被**概括為“鞍鋼憲法”。
1967年6月22日,“文化大革命”爐火正旺之際,李立三服用大量安眠藥自盡。
1980年**中央為他舉行平反昭雪追悼會,他的骨灰早已無影無蹤,被隨便扔掉了。覆蓋著黨旗的骨灰盒裏麵,隻裝著他生前戴的一副老花鏡。
李立三生前最喜歡明代愛國將領於謙的《石灰吟》,他的命運恰是如此: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閑。
粉身碎骨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11**的艱難選擇
陳獨秀、李立三的選擇,都想使這個黨獨立於共產國際,走一條中國的道路,都沒有搞成,**同誌為什麽搞成了?這裏麵最大的一個區別在於,陳獨秀和李立三在指導方針上脫離了中國革命的實際,尤其是李立三表現得更為嚴重,而緊密聯係中國革命實際這一點恰恰是**最擅長的。
**在選擇方針路線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牢牢根植於腳下的土地。他沒有到莫斯科去學習。他是從井岡山和江西蘇區這塊紅土地上成長起來的。
**在八七會議之後組織了秋收起義,秋收起義原定的方向是打長沙。**一看這個隊伍的實力,根本打不了長沙,就放棄了打長沙計劃,帶領秋收起義的部隊上了井岡山。
為此,**受到了撤銷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
**是在八七會議中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剛剛開始進入中央的核心層就被撤職,撤職原因是:讓你組織秋收起義主要是攻長沙,把長沙打下來。你沒有打長沙,卻帶著隊伍上了井岡山,屬於右傾逃跑。
現在我們看上井岡山這件事。就當時中國革命的現狀,**上井岡山恰恰是為中國革命找到了一條極其符合中國實際的道路,但是這個開端沒有任何人褒獎,得到的反而是最嚴厲的處分。這也再次說明了我們中國革命道路選擇之艱難和中國領袖成長之艱難。
那麽,**在這塊紅色土地搞了什麽呢?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這樣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這條正確道路,在今天很多理論概括中,紅色根據地、革命政權的廣泛建立,在政治上開辟了中國**人自己獨特的理論領域,而且軍事上建立了中國**自己的武裝力量工農紅軍。
但是我覺得有一點講得是不夠的,正因為在廣大的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建立廣泛的農村根據地,我們黨才在經濟上完全擺脫了對共產國際的依賴,擺脫了曾經一直束縛著陳獨秀、李立三的經濟繩索,讓中國革命在一定範圍內能夠真正獨立,這是**對中國革命的重大貢獻。
中央蘇區也好,地方蘇區也好,都實行了打土豪、分田地這種政策,既是紅色政權政治運動的基礎,也是中國**人經濟獨立的基礎。在中國**人最為困難的土地革命時期,我們說“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人人皆知。而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派人一趟一趟給上海的黨中央送經費、送黃金,我們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呢?
今天我們還有不少人以為上海中央經費主要來源於蘇聯。當然,共產國際是提供了一些經費,但是從中央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蘇區等各個蘇區建立之後,蘇區的財政全部自給自足,蘇區不需要共產國際的經濟支持,蘇區有獨立的工商稅收,有獨立的田稅。
蘇區在這個基礎上已經完全擁有了政權獨立運作的模式。
紅色首腦最先在發達的上海租界建立,在共產國際、蘇俄的幫助下建立。紅色政權最終在貧困落後的山區、邊區紮根,這可以看做是中國革命一個非常大的特征。
如果當年紅色首腦不集中在現代化的大城市,我們黨不可能獲得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樣最先進的思想體係,而且也不會收獲後來眾多的精英的領導;如果紅色武裝不分散到最貧困落後的邊區、山區,也就不可能得到充足的給養和頑強的戰士。
所以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才講到**道路的珍貴。**道路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完全自己獨立自主地開展武裝鬥爭,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給我們揭示了什麽呢?其實今天來看也是我們必須珍視的:中國革命不但要獨立於敵人,而且要獨立於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