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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助

    國民黨確立建黨模式

    在國際上有這樣一個比喻，對20世紀思想產生重大影響的三位思想巨人都是猶太人：馬克思、愛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對中國革命產生重大影響的也有兩位猶太人，一是米夫，米夫在**黨內發現了王明；一是鮑羅廷，鮑羅廷在國民黨內發現了蔣介石。當然，鮑羅廷能夠認識蔣介石，能夠把蔣介石推到高位，與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居於關鍵地位是很有關係的。

    鮑羅廷是蘇聯駐華代表加拉罕介紹給孫中山的。加拉罕沒有叫鮑羅廷去改造國民黨。鮑羅廷也想不到，他到中國幹的第一件事，也是後來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件事，是主持了對國民黨的改造。

    在鮑羅廷來到中國之前或者之後，被派到中國來的共產國際或蘇俄革命者，沒有一人能如他那樣，富有創造性地執行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沒有一人能如他那樣，對中國革命的進程發揮如此巨大的影響。

    孫中山稱鮑羅廷為“無與倫比的人”，但這都是後話。

    鮑羅廷剛到廣州時，孫中山對鮑羅廷這個顧問的認識還不是很深，認為蘇共來了個顧問，他能起到多大作用呢？鮑羅廷到廣州以後不久，跟孫中山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告訴孫中山，國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理論上都無法算做一個政黨。

    孫中山非常吃驚，他搞同盟會、興中會，搞了幾十年，搞武裝起義搞了幾十年，搞政黨搞了幾十年，鮑羅廷來了告訴他，你這個國民黨，你這一攤子事兒，政治上、組織上、理論上都無法算做一個政黨，因為你沒有明確的綱領，沒有嚴密的組織，沒有一個成文的章程，而且你沒有選舉，你沒有定期會議，甚至你連有多少黨員都是一筆糊塗賬。

    鮑羅廷之前，國民黨作為一個政黨，內部組織構建相當混亂。據說黨員有30000名，注冊的卻隻有3000名，繳納黨費的又是6000名。這非常怪異，所有數字都對不上號。當時黨員入黨要打手模向孫中山個人效忠，但連孫中山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黨員”，這些黨員又都是誰。

    所以，鮑羅廷告訴孫中山，作為有組織的力量，國民黨並不存在。

    這句話對孫中山刺激太深了，以前從來沒有人對他說過這樣的話——你領導一個組織，你這個團體不管是同盟會也好，國民黨也好，不算個什麽玩意兒。孫中山大為震動，下決心對國民黨進行改造。

    這一回他看好了鮑羅廷。他對鮑羅廷說：“老黨員不行了，新黨員還可以。”孫中山下決心“以俄為師”，依靠鮑羅廷，運用蘇俄無產階級政黨的建黨經驗，改造國民黨。

    鮑羅廷像一部精細嚴密、不知疲倦的機器那樣高速運轉起來。他嚴格按照俄國**的組織模式，依靠中國**人和國民黨左派，對國民黨開始了徹底改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那份至關重要的“一大宣言”，就是布爾什維克黨人鮑羅廷親自起草、**人瞿秋白翻譯、國民黨人汪精衛潤色的。

    鮑羅廷死去將近40年後，一直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我記得大約1995年、1996年，台灣的李登輝成為國民黨主席，西方資深評論家稱李登輝使國民黨徹底摒棄了列寧的建黨模式。當時全世界都吃了一驚，原來幾十年來天天喊“**”的國民黨，竟也用了列寧的模式建黨。

    鮑羅廷在國民黨內所具有的地位就是他完成了國民黨的改造。他陪孫中山北上，到天津、北京，陪孫中山會談。孫中山當時身體不好，住在醫院裏。他在孫中山的周圍幹了大量事情，與馮玉祥會談，布置將來的北伐，怎樣完成軍閥轉換。

    孫中山在北京去世，鮑羅廷回到廣州，在國民黨內他就是顧問，他就是教練員，他提出的所有的東西都是建議：我建議你們這麽做，我建議你們那麽做。實際上他的每個建議幾乎都是命令國民黨人心悅誠服地服從他的命令。他已經成為了一個任何人都難以撼動的、在國民黨內居於至高無上地位的人物，被稱為“廣州的列寧”。

    見過鮑羅廷的人都對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銳，思想深刻，而且極富個人吸引力。他講話時手不離煙鬥，對任何事物都極其敏感，不管麵對什麽樣的記者，都能以自己的遠見卓識將他們征服。隻要他一出現，就能控製住在場的人，成為他們的中心。蘇聯顧問切列潘諾夫回憶說，鮑羅廷能夠看到局部現象的曆史意義，能夠從一係列廣泛的、相互交錯關聯的事件中綜合出局勢的發展趨向，而別人在這些事件麵前卻隻能感到眼花繚亂。

    這正是他最為吸引人的地方。

    他又非常注重中國的傳統、習慣和禮節。他的房間不掛列寧像，隻掛孫中山像。凡與他接觸的人，都對他的非凡氣質和征服聽眾的能力印象深刻。他協調不同派係的能力極強。隻要他在，廣州的各種勢力基本都能相安無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願意找他商量解決，他也總能提出恰如其分的辦法，讓人滿意而去。時間一長，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個人來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憶說，當時人們都以在鮑公館一坐為榮。

    鮑羅廷給廣州帶來了一股清新空氣。他的風格深深感染了周圍聽眾，他的名聲傳遍了遠東地區，革命者稱他為“廣州的列寧”，上海租界則說他是“紅色首都”的“紅色猛獸”，西方評論家則說他正在廣東重複俄國革命的曆史。

    孫中山去世，鮑羅廷在廣州擁有了這麽大的權力，才可能把所中意的人物推上主要的領導崗位。那麽他最看好的人物是誰呢？

    就是蔣介石。

    21鮑羅廷如何將蔣介石推上國民黨權力的巔峰

    鮑羅廷重看蔣介石，與他輕看中國**同時發生，而且互為因果。

    他看好蔣介石，正因為不看好中國**能搞成什麽事兒。他曾經十分輕蔑地說，中國**“總共隻有40人”，“研究翻譯成中文的共產國際提綱是他們的全部活動”，罷工之類的事件“臨時把它拋到麵上，否則它就會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裏，事後從那裏發指示”。

    鮑羅廷尤其藐視在上海的**中央。他在中國工作三年，不僅把“國共合作”變成了“國蘇合作”，更熱衷於把這種合作推向與孫中山、汪精衛、蔣介石個人之間的合作，中國**反而成為他與國民黨要人討價還價的籌碼。

    然而，在當時情況下，即便有鮑羅廷這個有著巨大能量的人物的支持，蔣介石想要成為國民黨內強有力的人物，幾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在蔣介石前麵位高權重、資格又老的人比比皆是，至少有三個根本無法逾越的障礙：軍事部部長許崇智、外交部部長胡漢民、財政部部長廖仲愷。軍權、財權、政權全在這三人之手，從一般規律上看，蔣介石是不可能越過這些障礙的。

    但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在幾個月內卻發生了。

    1925年8月20日，廖仲愷被刺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廖仲愷被刺之後，誰動了手？怎麽辦？怎麽調查這個事情？廖仲愷在國民黨內的影響非常大。當天，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召開緊急會議，眾人的目光都集中向鮑羅廷。

    孫中山死後幾個月裏，鮑羅廷成了廣州主要的掌權人物。表麵上所有決議都由幾個國民黨領導人共同決定，實際是鮑羅廷說了算。他在廣州的權勢和影響如日中天。他的住宅樓上經常坐滿廣州政府的部長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們和中國**人；樓下則是翻譯們忙碌的天地：將中文文件譯成英文或俄文，再將英文或俄文指令譯成中文。印刷機晝夜不停，各種材料、報告、指示從這裏源源而出。

    鮑羅廷實際已成為國民黨中央的大腦。

    他在這個至關重要的會議上，提出了一條至關重要的建議：以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

    鮑羅廷設想，這是一個類似蘇俄“契卡”的組織，目的是用特別手段肅清反革命。他自己則擔任特別委員會的顧問。

    他的建議實際就是決議。建議被迅速通過。

    “授以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的特別委員會三人中，汪精衛本身是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是政府軍事部部長，唯有蔣介石未任過高於粵軍參謀長和黃埔軍校校長以上的職務，他第一次獲得如此大的權力。

    魔瓶最先被鮑羅廷開啟。

    被授予政府、軍事、警察全權的三個人中，汪精衛作為國民政府主席，許崇智作為國民政府軍事部部長，這兩個人經常不到特別委員會來，所以主要幹事的就成了蔣介石。

    我們經常講人生重要的隻有幾步，而凡在關鍵時刻能有特別作為的，必有其長期的準備和異於常人的獨特地方。

    蔣介石就一直準備著，而他最為獨特的地方就是，利用危機的能力非常強。

    巴斯德說機遇偏愛有準備的頭腦。

    蔣介石為這一天的到來作了充分準備。

    他運用這個突然降臨到手中的“政治、軍事和警察全權”是毫不猶豫的。

    軍事機器立即開動。

    第一個對準的人便是掌握軍權的軍事部部長許崇智。

    蔣介石利用他在特別委員會中的職務，馬上動用黃埔黨軍，包圍了還是軍事部部長的許崇智，指責他涉及廖案。許崇智當然扯不清，倉皇逃亡至上海。

    一塊石頭搬倒了。

    然後就是胡漢民，第二塊石頭。

    胡漢民之弟胡毅生與廖案有瓜葛，蔣介石抓住這一點，不管你是不是元老，一律拘留審查，胡漢民後被迫出使蘇聯。

    如此，廖仲愷光榮體麵地下葬，許崇智被趕到上海，胡漢民被迫出使蘇聯。

    一件廖案，蔣介石一石三鳥。

    三個奪取權力的障礙一掃而光。

    半年以後鮑羅廷才明白自己打開了魔瓶。

    1926年2月，鮑羅廷在北京向將赴廣州的以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聯共政治局使團得意揚揚地說：“當你們去廣州時，你們自己會確信，華南的思想勢力範圍乃是我們的影響……還有什麽問題我們解決不了呢？一旦我們宣傳什麽，一旦我們提出什麽建議，人們就會很認真地聽取，並將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決定，以極大的成功希望來加以貫徹執行。”他十分有把握地說，“軍隊領導人已完全處在我們的影響之下”，蔣介石等四個軍長“完全可靠”。在鮑羅廷的主觀意識主導之下，聯共中央政治局也認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強調作為民族解放思想最徹底最可靠的捍衛者的國民黨的作用，並將其提到首要地位”，**必須向國民黨右派和中派讓步。

    但這位權術大師很快要開始尷尬了。

    許、胡、廖三人消失之後，他已經不能照原來設想的那樣遏製蔣介石了。他幫助蔣介石邁出了奪取政權的決定性一步，卻嚴重低估了蔣介石的能力。埋葬了廖仲愷，趕走了胡漢民、許崇智後，蔣介石還剩下最後三個障礙：前台的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後台的國民政府政治顧問鮑羅廷，他心目中的死敵中國**。

    到了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中，蔣介石又是一石三鳥，打擊的重點就是**、蘇聯顧問團和汪精衛。從這一係列事件來看，蔣介石作為中國近代的政客，其手腕相當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