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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蔣介石教會**

    認識“槍杆子”

    為什麽說真正教會**認識“槍杆子”的是蔣介石？

    有這樣幾個關鍵的事件：

    一個是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艦事件”。

    一個是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在**人麵前把槍杆子的威力表現得淋漓盡致。當時**怎麽辦？一忍再忍，一讓再讓，對蔣介石的忍讓實際上是對實力的忍讓，對槍杆子的忍讓。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不久，我們黨的主要負責人總書記陳獨秀十分悲痛地說，我們一年餘的忍耐、遷就、讓步，不但是一場幻想，而且變成了他屠殺**的代價。這個“他”指的就是蔣介石。

    **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自己描述自己“心境蒼涼，一時不知道如何是好”，這種無奈，是**人對槍杆子的深刻認識，沒有槍杆子，在槍杆子威逼麵前，除了後退，除了讓步，除了繳槍，除了把性命賠上去，就沒有別的辦法了。

    到了黨的八七會議，中國**決定武裝反抗，從此才真正找到了一條武裝鬥爭的道路。**在發言裏麵講：從前我們罵孫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就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事運動。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槍杆子起家的，我們獨不怪，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以說完全由於書生主觀錯誤，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需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的“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關鍵來源就是他這句話：須知政權是由槍杆子中取得的。

    **剖析了中國紅色政權客觀存在的條件後提出，我們的主觀還要加上這條，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這才是構成一個完整形態的中國革命。

    中國**人的思想一步一步走向成熟，最終找到一條“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正確道路。那麽工農為什麽能武裝割據？因為白色政權之間的鬥爭。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那麽怎麽樣實現農村包圍城市？就是槍杆子裏麵出政權。

    蔣介石從反麵教會了**人認識槍杆子，他使**人認識到必須建立自己的工農武裝。

    我們的政權不僅需要主義，需要人民群眾的擁護，需要對中國社會特質的了解，我們還需要武裝起來，就像斯大林曾經有過一段描述：“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是中國的特點之一，也是中國革命的優點之一，這是一係列曆史人物對中國革命的破解，其中**同誌所起到的關鍵性作用至關重要。

    19孫中山是否曾選定

    蔣介石作為接班人

    **不是共產國際選定的領導人，同樣，蔣介石也不是孫中山選定的領導人。

    **解決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這一重大命題，蔣介石實際上完成了國民黨對整個中國政權的控製。這是中國近代以來兩個非同尋常的重要人物身上共同的一個特點，他們都不是被他們所謂的上級組織所認定的領導人。

    很多人原以為蔣介石是孫中山選定的接班人。

    於是就說，接班人選錯了。

    蔣介石也常以“總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是據說孫中山臨終時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難舍，痛於言表。

    可惜此說來自蔣介石自己修訂的《蔣公介石年譜初稿》。

    當年寸步不離孫中山病榻的床前侍衛李榮的回憶是：

    “（1925年3月11日）至晚8時30分鍾止，（孫）絕終語不及私。12日晨1時，即噤口不能言。4時30分，僅呼‘達令’一聲，6時30分又呼‘精衛’一聲，延至上午9時30分，一代偉人，竟撒手塵寰，魂歸天國。”

    臨終的孫中山呼喚了宋慶齡，呼喚了汪精衛，卻沒有呼喚蔣介石。

    孫中山1925年3月去世。該年7月1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所謂“總理唯一的接班人”蔣介石卻既不是其中的常務委員會委員，不是國民政府委員，也不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甚至連候補委員也不是，他還隻是一個沒有多大影響的人物。

    孫中山至其臨終，也沒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蔣介石1905年在東京由陳其美介紹認識孫中山。但孫中山倚為股肱的軍事人才，先是黃興、陳其美，後是朱執信、鄧鏗、居正、許崇智和陳炯明。陳其美殉難，孫中山說“失我長城”；朱執信病逝，孫中山說“使我失去左右手”。

    孫中山對陳炯明寄予厚望：“我望競存（陳炯明）兄為民國元年之克強（黃興），為民國二年後之英士，我即以當時信托克強、英士者信托之。”

    他依靠的不是蔣介石。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他未委派蔣重要的軍事職務。

    最先欣賞蔣介石的倒是陳炯明，他發現此人的才能絕非限於參謀方麵。蔣介石在陳部幹了一段作戰科主任，要辭職，陳炯明竭力挽留，向蔣表示“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一人”。

    陳炯明說對了。最後他果真敗於蔣介石之手。

    蔣介石與陳炯明關係不錯。1922年4月，陳炯明準備叛變，向孫中山辭粵軍總司令和廣東省長之職。孫中山照準。蔣介石不知陳意，還想找孫中山為陳說情。不成，便也辭職。在回滬船上還給陳炯明寫信：“中正與吾公共同患難，已非一日，千裏咫尺，聲氣相通。”

    但陳炯明一叛變，蔣立即拋棄與陳的友誼，站到孫中山一邊。

    孫中山正是因為陳炯明的叛變，第一次對蔣介石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後來在《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序言中寫道：“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餘側，而籌策多中，樂與餘及海軍將士共生死。”

    1924年11月13日，孫中山啟程北上。國民黨黨史記載，北上前兩天，“總理令（黃埔）新軍改稱黨軍，任蔣中正為軍事秘書”。這是孫中山給蔣介石的最後一個職務。孫中山北上至去世4個月時間內，再未給蔣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蔣介石1963年11月在台灣回憶說：“我是21歲入黨的，直到27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地對我以訓誨，亦叫我擔任若幹重要的工作，但我並不曾向總理要求過任何職位，而總理卻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一直到我40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我開始入黨，到擔任黨的中央委員，這中間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語之間，飽含當年的不遇與委屈。孫中山不曾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何人派蔣任何公開而高超的職位呢？蔣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來說，將是一部現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來說，則該歸於蘇聯顧問鮑羅廷。

    蔣介石在國民黨內之所以能達到這樣的職務，離不開共產國際這位重要人物鮑羅廷，他是第一個把蔣介石推上權力高峰的人。蔣介石登上曆史舞台，給中國近代革命帶來很大影響，實際上打開這個潘多拉盒子的就是共產國際駐中國革命的總代表鮑羅廷。

    前不久我們很多雜誌推出了對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100人，鮑羅廷名列其中。這100人包括愛因斯坦，包括白求恩，包括很多人物，很多人對鮑羅廷是完全不了解的，但這是個對中國大革命影響非常大的人物。當時是蘇聯駐中國大使加拉罕把鮑羅廷推薦給孫中山，孫中山接受鮑羅廷為大革命時期的顧問，孫中山那時候還專門發布了一個委任狀，委任鮑羅廷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這個教練員跟我們今天的體育運動教練員完全不一樣，他實際上是國民黨改組的總設計者，是他一手把蔣介石推上中國近代史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