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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南昌起義中朱德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下）

    1927年9月，南昌起義部隊在三河壩兵分兩路。

    在三河壩，部隊留下二十五師，主力由周恩來、葉挺、賀龍、劉伯承等同誌率領南下，直奔潮汕，奪取海陸豐這一帶，爭取獲得一個港口接受可能來自共產國際或者蘇聯的軍火援助。

    朱德率領部分兵力留守三河壩，阻擊國民黨抄襲起義軍的後路，阻擊幾天之後，可以南下和主力會合。

    就這是著名的“三河壩分兵”。

    朱德率領的這“部分兵力”，是第十一軍二十五師和第九軍教育團，共計4000餘人。經過三天三夜的阻擊，部隊傷亡很大，撤出三河壩時僅剩2000多人。

    朱老總完成了三河壩的阻擊任務，準備南下與主力會合。

    這時候，南下一些失散的官兵跑回來告訴朱老總，主力南下作戰失敗，隻有1200餘人進入海陸豐地區，領導人分散突圍。

    這是非常嚴重的消息，周恩來同誌、聶榮臻同誌去了香港，葉挺同誌去了南洋，賀龍同誌去了湖南，劉伯承同誌去了上海。當時從南部跑回來的一些官兵講：“主力都散了，我們不是主力還在這幹什麽？我們也散夥算了。”

    部隊麵臨一觸即散的架勢。當時如果沒有朱老總，這支隊伍很可能就潰散了。

    在關鍵時刻，首先站出來的是朱德。

    朱德說隊伍不能散，主力打散了，但我們不能散，我們還有人，還有槍，有人、有槍就有辦法。

    後來很多當時留在三河壩的同誌回憶，部隊勉強聽取了朱德的意見，非常勉強。因為部隊不是他的，是葉挺的二十五師，朱德隻是負責指揮。葉挺主力在南下作戰全軍覆沒，二十五師走投無路，這個老同誌說他有辦法，大家姑且跟他幹幹，看他有什麽辦法。

    隊伍勉強沒有散。

    南昌天氣非常熱，部隊雖然擺脫了追敵，但常受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不得不在山穀小道上穿行，在林中宿營。起義隊伍穿短衣短褲，跟著朱老總走，一直走到10月底，走到江西安遠天心圩，隊伍還是短衣短褲，沒有備裝、沒有食品、沒有藥品、沒有彈藥、沒有給養，越走人心越散，越走隊伍越散。

    楊至成上將後來回憶說：“每個人都考慮著同樣的問題：現在部隊失敗了，到處都是敵人，我們這一支孤軍，一無給養，二無援兵，應當怎樣辦？該走到哪裏去？”

    各級幹部紛紛離隊。

    一些高級領導幹部，有的先辭後別，有的不辭而別。

    七十五團團長張啟圖後來在上海寫了一份《關於七十五團在南昌暴動中鬥爭經過報告》，向中央陳述當時情況：“師長、團長均逃走，各營、連長亦多離開。”

    2000多人的三河壩隊伍走到最後隻剩下800餘人。後來中央接到報告，報告中寫到南昌起義部隊的窘境，師長、團長均逃跑，各營、連長直接離開。師以上軍事幹部隻剩朱德一人，政工幹部一個不剩，團級軍事幹部隻剩王爾琢，政工幹部隻剩陳毅，隊伍麵臨一哄而散之勢。

    在這個中國革命最關鍵的時刻，八一南昌起義的火種，28 000多人的八一南昌起義隊伍，最後上井岡山的隻剩800餘人。

    這800餘人能不能保留下來？

    對喪魂落魄者來說這800餘人是殘兵敗將。

    對胸懷大誌者來說這800餘人是一堆可以燎原的火種。

    人數都放在這兒了，作為領導、革命者，你怎麽認識這個隊伍？

    很多人動搖了，很多人撤走了，很多人轉移了，很多人放棄了。

    在最關鍵時刻站出來的又是朱德，在天心圩的軍人大會上，朱德首先站出來穩住了這支隊伍。

    26周恩來如何總結南昌起義的經驗與教訓

    南昌起義在軍、師兩級設立了黨代表，團、營、連三級設立政治指導員。這一體製到1927年10月底崩潰，所有師以上黨的領導人均已離隊，隻剩一個團級政治指導員陳毅。

    軍事幹部也是如此。師團級軍事幹部隻剩一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

    領導幹部如此，下麵更難控製。

    營長、連長們結著夥走，還有的把自己部隊拉走，帶一個排、一個連公開離隊。

    剩下來的便要求分散活動。

    **帶著幾個黃埔四期畢業的連長找陳毅，現在部隊不行了，一碰就垮，與其等部隊垮了當俘虜，不如現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

    後來人們把這段話作為**在關鍵時刻對革命動搖、想當逃兵的證據，其實言之過重了。在當時那種局麵下，地位比**高且不打招呼就脫離隊伍的人比比皆是。很多走的人都如**所想，不是去上海便是去香港“另搞”。若說都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也許太重，起碼對這支行將潰散的武裝能有多大作為不抱信心。

    1927年10月3日，前敵委員會的流沙會議，是轟轟烈烈的南昌起義的最後一次會議。

    會議由周恩來主持。他當時正在發高燒，被人用擔架抬到會場。郭沫若回憶說，周恩來“臉色顯得碧青。他首先把打了敗仗的原因，簡單地檢討了一下。第一是我們的戰術錯誤，我們的情報太疏忽，我們太把敵人輕視了；其次是在行軍的途中，對於軍隊的政治工作懈怠了；再次是我們的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

    可以想見，當時周恩來是怎樣一種心情。

    別人的心情也是一樣。周恩來報告後，“葉、賀部隊”的葉挺說：“到了今天，隻好當流寇，還有什麽好說！”黨史專家們後來解釋，葉的所謂“流寇”，是指打遊擊。賀龍則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幹到底。就讓我回到湘西，我要卷土重來。”

    這樣的表態也沒有搞完，村外山頭上發現敵人尖兵，會議匆匆散了。

    分頭撤退途中，隊伍被敵人衝散。連給周恩來抬擔架的隊員也在混亂中溜走了，身邊隻剩下葉挺和聶榮臻。三個人僅葉挺有一支小手槍，連自衛的能力都沒有。若不是遇到**汕頭市委書記、周恩來的老朋友楊石魂搭救，三位真是生死難卜。

    聶榮臻回憶這段經曆時說：“那條船，實在太小，真是一葉扁舟。我們四個人——恩來、葉挺、我和楊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擠得滿滿的。我們把恩來安排在艙裏躺下，艙裏再也擠不下第二個人。我們仨人和那位船工隻好擠在艙麵上。船太小，艙麵沒多少地方，風浪又大，小船搖晃得厲害，我們站不穩，甚至也坐不穩。我就用繩子把身體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裏去。這段行程相當艱難，在茫茫大海中顛簸搏鬥了兩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在總結南昌起義經驗與教訓時，講過幾段話，“南昌起義後的主要錯誤是沒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針，起義後不該把軍隊拉走，即使要走，也不應走得太遠，但共產國際卻指示起義軍一定要南下廣東，以占領一個出海口，致使起義軍長途跋涉南下，終於在優勢敵兵的圍攻下遭到失敗”，“它用國民革命左派政府名義，南下廣東，想依賴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沒有直接到農村中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這是基本政策的錯誤”。

    這就不僅是當年所說的“戰術錯誤”、“情報疏忽”、“政治工作懈怠”和“民眾工作犯了極大的錯誤”了，而涉及方向和道路的選擇問題。

    1965年**會見印度尼西亞**主席艾地時，也談到南昌起義。他對周恩來說，你領導的那個南昌起義，失敗以後，部隊往海邊撤退，想得到蘇聯的接濟，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錯了。周恩來馬上接過來說，是錯了，主席上了井岡山，是正確的。

    應該再補充一句：幸虧南昌起義的部分部隊也上了井岡山。想得到蘇聯接濟的起義部隊主力，在“上海”過程中失敗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則成為了中國工農紅軍戰鬥力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