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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張國燾相對**的“巨大優勢”

    我們前麵講到了大叛徒龔楚，這裏再講黨內的另一個大叛徒——張國燾。張國燾在黨內的任職、資曆比龔楚還要高很多。

    **在中央蘇區取得了農民出身將領的衷心擁護，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也取得了農民出身將領的衷心擁護，兩個人領導的蘇區都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中央蘇區在**領導下，鼎盛時期紅軍兵力超過10萬，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轉移到川北蘇區時達到了8萬多人。兩個人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講話都極富鼓動力，**的講話，語言直入普通將士、普通民眾的心裏，張國燾也是這樣。

    張國燾剛開始在北大當學生的時候，據他回憶，他演講是不行的。他在北大上學時就擔任講演部部長。五四運動中一次街頭演講，聽眾一開始有100多人，張國燾和同學喊得聲嘶力竭、滿頭大汗，隻有位老牧師站在一旁一直耐心聽到最後，約他們去其住處傳授演講技術。他單刀直入地告訴這些疲憊不堪的學生，他們的講詞不夠通俗：你們隻講了主義，隻講了信仰，隻講了你們心中的東西，沒有和民眾的切身利益聯係起來，所以民眾不聽你們的。沒有從大眾的切身問題說起，也沒有將人民受痛苦的根源和愛國運動聯係在一起，因此賣力不小，聽眾卻不一定完全領悟。

    就是這位老牧師使張國燾第一次明白，演講不僅要靠激情，還要靠技巧。這對張國燾影響至深。

    張國燾和**還有一個非常相像的地方，就是兩人都要走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此前我們黨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可以說都是在共產國際籠罩下進行工作，始終沒有擺脫共產國際的指示、電文。**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自己的道路，張國燾也是如此。

    兩人早年曾在北大相遇，比較起來，張國燾在北大的地位比**要高得多。

    **1919年進入北大，當時還是他的老丈人楊昌濟把他介紹給李大釗的。**被安排在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同時正在爭取旁聽生的資格。張國燾不但是北大理工預科三年級學生，而且是學生中的風雲人物，後來還成為北大學生會主席，正在發起組織“國民雜誌社”1。每天晚上，他的房間都是“左翼”同學聚集的中心。

    1

    五四時期的社團之一。1918年10月20日，由當時的全國學生團體學生救國會創建於北京大學。其宗旨是：“增進國民人格，灌輸國民常識，研究學術，提倡國貨。”1919年1月，該社組織出版《國民》雜誌，進行反帝愛國宣傳。張國燾是雜誌社的活躍分子，擔任首屆總務股幹事，負責募集經費、編輯出版、組織發行等事務。

    **後來對斯諾回憶說：“由於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願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張國燾也是無時間與這個圖書管理員交談的人之一。他對**的最早記憶不是來自北大圖書館，而是來自**從北大返回長沙後創辦的《湘江評論》2，當時這份刊物在南方影響很大。政治上極其敏銳的張國燾雖然感覺到了幾千裏之外一個叫**的人所顯示的思想能量，卻錯過了在安靜的北大圖書館與**會麵與交談。

    2

    五四時期時事政治性周報，湖南學生聯合會機關刊物。**主編。在長沙出版。1919年7月14日創刊，8月上旬被軍閥政府查封。共出五期，第二期附有《臨時增刊》，第五期未發行。

    **與張國燾的第二次相遇是1921年7月在上海召開的**“一大”上。

    這一次張國燾同樣優勢很大。“南陳北李”都沒有來，張國燾成了中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實際主持人——大會執行主席。**在**“一大”上擔任會議記錄。他原來就在北大圖書館一個一個記下讀者姓名，現在又一個一個記下每個人的發言。

    “一大”當時選舉出來三個核心人物：陳獨秀、張國燾、李達。陳獨秀是總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李達負責宣傳。後來成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主任張國燾，**在湖南分部當主任。

    從中國**成立之日起，張國燾長期居於**中央的核心領導地位。在**“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等會議上，他一直是中央的核心層，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是一個在**黨內資格極老的人物。項英因斯大林贈送一支小手槍而自豪不已，把手槍別在腰上隨身不離；張國燾則麵對麵與列寧談過話，當麵聆聽過列寧教誨，其資格1927年以前隻有陳獨秀能與之相比，1927年以後則隻有周恩來能與之相比。

    **雖然也是“一大”代表，但是在早期中國革命的領導人中，**是一個被邊緣化的人物，他長期沒有進入中央的核心層。而張國燾資格如此之老，卻又比**年輕4歲，內心的優越感即使不說出來，也是巨大的。

    40**締造者與叛變者張國燾的人生醜劇

    前麵我們講到張國燾早期在黨內的任職以及以往的一些巨大優勢，但他到最後為什麽會叛黨而去呢？

    張國燾1979年病死在加拿大的多倫多養老院，他為什麽走上這條路？

    張國燾作為四方麵軍的重要領導人，一、四方麵軍會師的時候，可以說是張國燾人生的頂峰。

    一、四方麵軍會師發生在1935年6月，當時張國燾是四方麵軍當之無愧的領導人。後來很多四方麵軍的老同誌回憶這一幕時說，四方麵軍與一方麵軍會師，當時一方麵軍不叫一方麵軍，叫中央紅軍。四方麵軍與中央紅軍會師之前，很多四方麵軍的同誌都對中央紅軍懷抱神秘的感覺，認為中央紅軍很神秘、很偉岸、很高大。

    但是兩軍會師後，四方麵軍很多同誌感慨，走過來的是中央紅軍嗎？他們衣衫襤褸，槍支長短不齊。

    中央紅軍長期征戰，經過非常艱苦的戰鬥，和四方麵軍會合時，中央紅軍連一門山炮都沒有了，最後一門75毫米火炮，在一渡赤水的時候被扔到赤水河裏去了。

    一渡赤水完成之後，中央紅軍最重的火力是60炮，就是前膛裝炮彈的60炮，後膛炮一門都沒有了。整個裝備比四方麵軍相去甚遠，人數比四方麵軍也相去甚遠。

    6月25日會師大會後，張國燾看似不經意地問周恩來，一方麵軍有多少人？周恩來坦率地告訴他，遵義會議時有3萬多人，現在可能不到了。實際上，當時一方麵軍隻剩下1萬多人。周恩來說得很委婉，沒有告訴張國燾真實的數字。

    1972年6月周恩來回憶這一幕時，依然印象深刻。他說，張國燾一聽，臉色就變了。張國燾太懂得數字裏麵的含義了。這就意味著兩個方麵軍會合後總兵力10萬人，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四方麵軍的人。

    那一刻，張國燾開始了自己的打算。

    張國燾開始思考如何把這個比例帶進中革軍委，然後再帶入政治局，其個人野心就這樣膨脹了起來。舊中國的軍閥，誰人多槍多，他的勢力就大。但是，紅軍不應該把實力帶進爭論中，不管是軍事上的，還是政治上的爭論。

    7月9日，張國燾控製的川陝省委又向中央提出改組中革軍委和紅軍總司令部的人員名單，要陳昌浩出任總政委，敦促政治局“速決速行”。

    7月10日，毛、周、朱致電張國燾，切盼紅四方麵軍各部速調速進，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並望他速到蘆花集中指揮。

    同日，張國燾致電**中央，親自提出“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

    這實際上就是一種半攤牌的表示，不解決組織問題，一、四方麵軍便很難聯合行動。張國燾利用其在四方麵軍中舉足輕重的權威，要求進行組織調整，要求在領導集體中處於主導地位。

    一方急著北進，一方毫不著急，“王顧左右而言他”。

    情況越來越緊急。

    7月16日，中央紅軍攻下毛兒蓋。張國燾不僅不執行計劃，按兵不動，並再次提議由四方麵軍政委陳昌浩擔任紅軍總政委。

    陳昌浩是留蘇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回國後為鄂豫皖根據地的建設也作出了很大貢獻。

    7月18日，陳昌浩致電**中央，提出由張國燾任中革軍委主席，朱德任前敵總指揮，周恩來兼參謀長，“中政局決大方針後，給軍委獨斷專行”，不這樣“集中軍事領導”，便“無法順利滅敵”。

    在這種情況下，**也準備作些組織調整。

    這段時間**很少說話，很少表態，分外謹慎。他麵對的不是紅軍長征前博古、李德這樣對中國革命規律毫不知曉、對中國社會基本不太了解的人物。**與他們鬥爭，遊刃有餘。但張國燾通曉中國社會的情況，而且對根據地建設作出很大貢獻，還領導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這種情況與**當時在擔架上與王稼祥、張聞天商量怎麽開一個會議，改變博古和李德的錯誤領導而積極進行活動的形勢完全相反。

    張聞天的夫人劉英1986年回憶說：“**當時的想法是，既要盡量考慮滿足他的要求，但軍權又不能讓他全抓去。所以考慮讓張國燾擔任紅軍總政委的職務，當時同擔任總政委的恩來商量時，恩來一點兒也不計較個人地位，覺得這麽安排好，表示讚同。”

    總政委是一個非常關鍵的位置，權力很大。在紅軍領導體製中，總政委具有最後決定權。方麵軍的總指揮擬訂了作戰方案，總政委最後予以核準，也可以推翻，重新擬訂方案。**曾長期擔任紅一方麵軍的總政委，其權威非常大。

    周恩來再一次為大局負重。既然四方麵軍人多槍多，既然張國燾認為不做人事調整無法順利滅敵，無法北進，為顧全大局，周恩來讓出了紅軍總政委一職。

    這個讓步是很大的。

    遵義會議後、魯班場戰鬥前成立的“三人軍事領導小組”即毛、周、王三人團至此終結。

    蘆花會議是一個新的分歧點。

    張國燾在會上表情嚴肅。“國燾同誌擔任總政治委員，軍委的總負責者。”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實力正在發揮作用。張國燾在會上提出要提拔新幹部，中央委員會還要增加新人。**說提拔幹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這麽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麵也需要人，張國燾便不再堅持自己的要求。

    張國燾不用堅持，他相信實力會繼續產生作用。

    對實力的依賴，會把他帶向哪裏呢

    兩大主力紅軍剛剛會師的時候，紅軍總兵力達10餘萬，士氣高昂。《紅星報》以《偉大的會合》發表社論，稱兩軍會師“是曆史上空前偉大的事件，是決定中國蘇維埃運動今後發展的事件”，“是五次戰役以來最大的勝利”，“是中國蘇維埃運動新的大開展的基點”。

    誰能想到前麵等待的，竟然是一個前所未有的分裂局麵？

    當紅軍走到毛兒蓋的時候，張國燾召開緊急幹部會議，宣布中央執行的是“機會主義”路線，要求將四方麵軍的十幾個幹部分別批準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及書記處書記；同時指責遵義會議是調和主義，要求博古退出書記處與政治局，周恩來退出軍委，不達目的不進兵。

    矛盾空前尖銳化，張國燾想攤牌了。

    分裂已成定局。

    紅軍長征經過那麽多艱難險阻才與四方麵軍會合，誰也沒有想到新的危機產生了——一、四方麵軍分裂。

    在一、四方麵軍的分裂中**講了一句話，張國燾是個實力派。

    張國燾後來犯錯誤，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切從實力開始。中央紅軍與四方麵軍會合，政治局委員的比例、中央委員的比例、中革軍事委員會的比例都要體現在實力上，這是造成一、四方麵軍分裂的重要原因。

    當然，說張國燾一開始就想讓四方麵軍與中央紅軍分裂，一開始就想另立中央，我覺得這也不是實事求是的，也不是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