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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牛蘭夫婦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謎（下）

    1931年夏天，南京國民黨軍事當局關押、審判外籍人士牛蘭夫婦的事件，一度成為當時的頭條新聞。直到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軍炮轟南京時，牛蘭夫婦才得以逃出監獄。

    牛蘭夫婦被捕後，**中央和共產國際曾全力開展營救。**中央方麵派出營救牛蘭夫婦的主要負責人是潘漢年，共產國際派駐在上海營救牛蘭夫婦的是佐爾格。

    佐爾格是德國人，也是大名鼎鼎的蘇聯情報工作者。在“二戰”期間德國瘋狂進攻蘇聯的時候，包括在莫斯科保衛戰、斯大林格勒會戰的時候，由於佐爾格成功地搜集到了日本不會大舉進犯蘇聯的情報，及時向斯大林報告，使斯大林能夠從東方抽掉大量的兵力放在西部戰線，使莫斯科沒有被攻陷，而且蘇軍對德軍的反擊提前了。

    這是佐爾格的情報對蘇聯的巨大貢獻。佐爾格由此被蘇聯的情報機構當做了一個雕像，認為他是蘇聯情報局有史以來最成功的情報工作者之一。甚至到了1964年，佐爾格還被赫魯曉夫追授了“蘇聯英雄”的稱號。

    佐爾格與牛蘭有很多相似之處。

    一是兩人年齡相仿。牛蘭生於1894年，佐爾格生於1895年。

    二是兩人出生地相近。牛蘭出生於烏克蘭，佐爾格出生在高加索。

    三是兩人的工作語言都是德語。牛蘭是因為在歐洲活動和在比利時、瑞士等國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曉多門外語的語言天才；佐爾格的條件則更優越一些，父親是巴庫油田的德國技師，母親是俄國人，佐爾格3歲時就隨父母遷往德國柏林定居。

    四是兩人參加革命的經曆也十分相似。首先，兩人都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而且表現英勇：牛蘭因此進入聖彼得堡軍事學校學習；佐爾格則在戰場上兩度受傷，獲得德國政府頒發的二級鐵十字勳章。其次，兩人都因戰爭而走向革命：牛蘭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中率隊攻打冬宮；佐爾格則在此期間加入了德國**，並於1925年3月秘密取得蘇聯國籍同時加入了蘇聯**。

    現在兩個人都在上海，都是秘密工作者。雖然從屬不同，牛蘭負責共產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站，佐爾格負責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工作站；雖然牛蘭已成國民黨的階下囚，佐爾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險，更知救援的珍貴。

    佐爾格的公開身份，是德國報紙《法蘭克福新聞》駐上海記者，主要研究中國農業問題。蘇軍總參謀部派佐爾格來中國，主要任務是針對日本。當時日本昭和軍閥集團已經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擴張野心，對蘇聯東部的安全構成日益嚴重的威脅。開展針對日本的情報工作變得迫在眉睫，具有越來越重要的戰略價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認的最難開展情報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爾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選在了上海。他一麵在上海灘為《法蘭克福新聞》撰寫枯燥乏味的農業評論，一麵精心構築上海工作站，作進入日本的各方麵準備。該工作站後來被人們廣泛稱為“佐爾格小組”。很快還發展了兩個日本人，這兩人成為佐爾格後來去東京開展情報工作的重要幫手。

    佐爾格當時就和潘漢年兩個人在上海，共同完成對牛蘭夫婦的營救。怎麽營救呢？當時佐爾格就向莫斯科建議，要求立即派專人送2萬美元到上海，用這2萬美元打通關節，完成營救。佐爾格向莫斯科報告說，中國的法院係統是相當**的，用錢打通關節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當時蘇軍總參謀部馬上行動，為了保險起見，派了兩個人送錢。兩個人每人帶了2萬美元，實際上就是4萬美元。兩個人走兩條線路，而且兩個人互相之間都不知道另外有一個人還在完成與自己相同的事情。這樣確保即使有一人出了問題，另一人也能把錢送到；即使出了問題的人泄露口供，另一人也不會暴露出來。

    因為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東北地區被日本人完全控製。考慮到德國與日本關係不錯，蘇軍總參謀部就選派德國**黨員執行這樣一次送款的任務。最後兩位送錢的德共黨員都完成了這項頗具風險的任務，先後穿越中國的東北，抵達上海，把錢送到了佐爾格手裏。

    這兩個人都是十年以上黨齡的黨員，一個叫赫爾曼西伯勒爾，他晚年撰寫文章的時候還非常激動地回憶，安全到達上海以後，和在共產國際、蘇共、蘇軍總參謀部都大名鼎鼎的情報員佐爾格熱情擁抱的情景。另外一位送款員就是奧托布勞恩，他就是後來所謂的“被共產國際派到**的顧問”。

    當年一個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送款的送款員，怎麽就變成了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了？這裏麵又有些什麽名堂呢？

    68送款員如何曲折變身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上）

    由蘇軍總參謀部派到中國的兩個送款員都完成了任務，兩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黨齡的德共黨員。

    赫爾曼西伯勒爾晚年撰寫文章時，還激動地回憶自己安全到達上海後，和佐爾格擁抱的興奮情景。而奧托布勞恩，晚年寫文章卻板起了麵孔，一個字也不提當年的秘密使命，也一個字不提佐爾格。隻是含糊地說“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被捕，他辦公室裏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隻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不但說錯了被捕時間和人數，而且對自己與此事件的關係也守口如瓶。

    奧托布勞恩就是那個後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李德。

    他比佐爾格小4歲，卻比佐爾格早一年加入德國**。他出生在德國慕尼黑，是工人起義中的積極分子，曾經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英勇戰鬥。在此期間他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後越獄成功，逃往蘇聯，1929年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當共產國際的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方發現牛蘭夫婦的地址時，他還是一名學員，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內規規矩矩地聽課。其後發生的事情對他來說便都是閃電式的了——剛剛畢業就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剛剛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就被派遣來華。

    他與理查德佐爾格同一係統。區別就是，佐爾格已是蘇軍總參謀部內擔負重大使命的情報工作者了，而他還是個剛剛報到的送款員，擔任交通員一類的角色，到上海後便自然受佐爾格領導。

    給佐爾格送款，是奧托布勞恩在蘇軍總參謀部領受的第一個任務，也是最後一個。沒有人想到這位交通員一去不歸，在中國做起了“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

    他來到中國，並非像自己所述的，受共產國際指派。

    奧托布勞恩來的時機正是20世紀30年代初，當時顧順章的被捕叛變，使**中央麵臨嚴重的困難。牛蘭夫婦被捕後不到一周，又有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中央特委三位領導人竟然有兩人被捕叛變，**中央在此雙重打擊下，受到極大的損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領導者周恩來也隻有被迫隱蔽，於年底奔赴江西蘇區。

    當時在上海並沒有明顯危險的王明則找出種種借口，先周恩來一步於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已不足半數。

    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在王明和周恩來離開之前，駐上海的**中央改為臨時中央，何人出任臨時中央負責人，**中央自行決定。

    決定臨時中央負責人的會議，一種說法是在一家酒店開的，一種說法是在博古家裏開的。

    博古當時年輕氣盛，熱情奔放，並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裏。他又極富口才，善於作充滿激情的演講。六屆四中全會後，他出任團中央書記，因組織和鼓動的才能受到少共國際的表揚。在決定**臨時中央人選的會議上，王明提議博古負總責，他一句“好，我來就我來！”毫無顧慮。這一年他24歲。事情就這麽定了下來。

    在現在來看，24歲的年輕人，不過大學剛剛畢業，讀研究生的也就剛剛考研，但是24歲的博古已經是**中央總負責人了。而且由於**中央在上海受到損害，王明去了蘇聯，周恩來去了中央蘇區，**中央主要的工作已經改變了，變成了蘇區的工作。而**中央在蘇區的工作主要是進行革命戰爭。當黨的領導人，如果你不知道革命戰爭的規律，如果你不具有領導革命戰爭的經驗和資格，那你就很難做。

    當時的情況是，各個蘇區正在開展如火如荼的武裝鬥爭。蘇區的工作已經上升為中國革命的主要工作了，而蘇區工作中的軍事問題，正在成為革命鬥爭中首要的、迫切的、關鍵的問題。組織一場真正的革命戰爭，是中國**人麵臨的最新考驗，那麽作為領導人，不懂軍事就無法擺渡。

    麵對這個結論，最不利的就是博古同誌。

    他作為一個出了家門，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門，出了中山大學的校門，又進入**中央機關門的領導者，搞過學運、搞過工運，但沒有搞過農運，更沒有搞過兵運，而當時能起決定作用的就是農運和兵運。博古沒有接觸過武裝鬥爭，這是他最為欠缺的一課。

    恰好在這個時候，剛剛從軍事學校畢業的奧托布勞恩到了中國。

    奧托布勞恩在蘇聯上學的時候就跟博古相熟，博古上莫斯科中山大學，奧托布勞恩上伏龍芝軍事學院，兩個學校都在莫斯科。兩人在上海一見麵就熟。而德國人佐爾格見了布勞恩，也有幾分親切。當時共產國際在上海站還有一位負責人，叫約爾特，也是德國人。

    當時，送款員奧托布勞恩、共產國際遠東局在上海的代表約爾特和蘇軍總參謀部在上海的代表佐爾格，這三個人湊在一起了。三個人可以說都是德國人（李德是奧地利人，但出生在德國），真是老鄉見老鄉，完成這樣一種曆史巧合。

    布勞恩，也就是後來叫李德的這個人，與約爾特熟，與佐爾格熟，與博古也熟，當時一見，相談甚歡，談得很高興。送完款以後，另外一位送款員迅速地走掉了，布勞恩沒有走，留下來了。這一留時間還不短，從1932年一直留到1933年年初。他留下來一邊做些工作，一邊與博古聊天，兩個人就這樣相處了整整一年。

    這一年的時間，兩個人就中國革命的很多問題交換了看法，怎麽評估蘇區武裝鬥爭，怎麽進一步發展這個鬥爭。至於具體聊了什麽，現在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奧托布勞恩也去世了，博古早在1946年就因飛機失事去世了。但不管怎麽說，在這段時間裏，博古對奧托布勞恩建立了相當的信任。

    這種信任，直接導致了一件事情——奧托布勞恩最後變成了所謂的（我們在講到這個時一定要加“所謂”）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