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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國際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後有不少的人物被派到中國來指導革命，這些來的人有成功的，有不那麽成功的，也有失敗的。維金斯基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了中國**小組的建立。馬林參加了**“一大”。鮑羅廷在指導中國革命時過於相信蔣介石，使中國革命吃了很大的虧。米夫最早提出了在中國農村可以建立農民蘇維埃，還最早提出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羅米那茲提議撤銷**的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

    65“牛蘭夫婦案”引出李德身份之謎（上）

    在任何一本辭典或者黨史的資料裏，都不難找到關於李德的條目。他的頭銜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然而，正是這位大名鼎鼎的軍事顧問，曾經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高指揮者，卻因為他的錯誤指揮，導致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差點兒遭遇滅頂之災。

    很多言論把李德所犯的錯誤歸入共產國際的指導。那麽李德這個人他是從什麽地方來的？他真的是來自共產國際嗎？他來中國幹什麽？他的到來，又給中國工農紅軍的這種革命戰爭進程帶來了什麽樣的變化？

    這都是半個多世紀以來，李德所帶來的大量的謎團。僅僅為了弄清他的真實身份，中國**黨員就花掉了七八十年的時間。

    要弄清李德的真實身份，我們必須從一個更遠的源頭去追尋。

    曆史中很多事情的由頭，都是一些光怪陸離的現象，是由極大的偶然性串在一起的。就像恩格斯所講的那樣，曆史的必然是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向前演進。

    1931年6月就有一個偶然事件。

    共產國際的信史約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國警察逮捕了。英國警察把約瑟夫抓捕之後，經過審問，發現約瑟夫是向馬來西亞**人轉移經費的。這些經費從哪兒來？從上海來。約瑟夫帶的文件中有一個來自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件信箱。當時新加坡是英國的殖民地，上海又有英國最大的租界，英國人高效地作出了他們的反應，立刻通知上海公共租界的警務處，通過這個電報掛號和郵件信箱，迅速查實這個地址。

    這個地方住著牛蘭夫婦。因為牛蘭夫婦是被新加坡發生的事牽涉到的，並不是上海的地下黨被破獲了，或者什麽交通員叛變了，可以說事先毫無預兆。牛蘭夫婦來不及轉移密碼，也來不及轉移賬本，密碼和賬本被全部繳獲。

    有一個電視劇叫《潛伏》，片子的主角是餘則成和翠平，中國**的地下工作者就相當於他們這個地位。當然，《潛伏》的片子它是一個藝術的描寫，而牛蘭夫婦是一個真實的存在。

    牛蘭夫婦被捕之後，我們確實可以看出共產國際秘密工作者的素質和紀律，那麽多證據都被掌握，上海租界從多方入手，但居然無法查實牛蘭夫婦的真實身份，最後他們企圖從牛蘭夫婦一家操的語言上打開缺口，一定要證實嫌疑犯來自蘇聯。結果發現，牛蘭夫婦當時年僅四歲的兒子吉米，也隻會說德語，不會說俄語。

    搞了很長時間，租界當局的審訊者和國民黨政府都沒有搞清楚，牛蘭夫婦到底是共產國際的秘密工作人員，還是在上海冒險經營企業或者販毒的西方人士。一直到了20世紀末蘇聯解體，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大量檔案披露，才證實了牛蘭夫婦當時是共產國際駐上海的主要負責人。

    牛蘭的真實姓名是雅可夫馬特耶維奇魯德尼克，1894年出生於烏克蘭一個工人家庭，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統治的鬥爭中開始革命生涯，成為布爾什維克的一員；1918年被選入捷爾任斯基領導的肅反委員會“契卡”，到歐洲數國執行任務，在法國被捕，被判處兩年徒刑；1924年刑滿返回蘇聯，調入共產國際聯絡部擔任與奧地利、意大利、德國等國**聯絡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國大革命失敗後，被共產國際定為派往中國的最佳人選；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開始全麵負責中國聯絡站的工作。

    牛蘭夫人的真實姓名是達吉亞娜尼克萊維婭瑪依仙柯，1891年出生於聖彼得堡的一個顯赫的貴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對語言的悟性極高，精通法語、德語、英語、意大利語，還研究過格魯吉亞語和土耳其語。她同樣在十月革命中加入布爾什維克，1925年在維也納與牛蘭相識相戀，1930年年初帶著兒子來到上海，協助丈夫工作。

    這是一對經驗豐富的革命者夫妻。窮人家庭出身的魯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瑪依仙柯的結合，使他們對各種社會環境具有更大的適應性。他們在上海的任務主要有三項：

    一是利用在租界內的各種合法身份，完成共產國際執委會以及遠東局、青年共產國際、赤色職工國際與中國**和亞洲各國黨的電報、信件、郵包的接收與中轉；

    二是為赴蘇聯學習、開會、述職的東方各國**人辦理各種手續；

    三是利用公開渠道接收共產國際從柏林銀行轉來的款項，分發資助中國及東亞各國的革命運動。

    即使外行人也能從這些任務看出來，牛蘭夫婦負責的這個聯絡站，實際上是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和資金流的轉換樞紐。正因關係重大，所以負責此事的人必須有豐富的經驗，行為必須分外謹慎。牛蘭夫婦完全符合條件。他們都在多個國家工作過，在上海他們持有多國護照，使用數個化名，登記了8個信箱、7個電報號，租用10處住所、兩個辦公室和一家店鋪，並頻繁更換聯絡地點，同時盡量避免與中國**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觸。

    牛蘭到上海的最初一年多裏，不是到中國其他城市旅行，就是往來於上海和歐洲，疏通貿易渠道。後來夫婦二人搞了三家貿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會貿易公司資金雄厚，信譽也好，在上海商圈裏口碑頗佳。如果不是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約瑟夫違反規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電報掛號和郵件信箱，牛蘭夫婦就不會暴露。

    牛蘭夫婦被捕，聯絡站被破壞，使共產國際支援東方革命的信息、人員、資金轉運通道被切斷。禍不單行，牛蘭夫婦雖然口風很嚴，但是恰恰趕上了顧順章叛變。

    66情報要員叛變，**主要領導人死裏逃生

    牛蘭夫婦是共產國際在上海工作站的重要負責人，負責共產國際在遠東的信息流、人員流、資金流等工作。牛蘭夫婦被捕，使得共產國際在遠東的工作受到非常大的打擊。

    當時，牛蘭夫婦隱蔽非常深，身份無法查實，工作性質也無法查實，租界當局無可奈何。

    那時的上海有個特點，全世界的各種投機者使用各種合法的、非法的、地上的、地下的手段，淘金的、騙錢的，在上海比比皆是，遍布租界內外，見怪不怪。牛蘭夫婦被捕，從口供、身份辨別不出來要害證據。案子雖然棘手，但查無實據，隻好放人。

    但就在這個關鍵點出了大問題——**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

    顧順章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過上海工人武裝力量糾察隊副總指揮，一度是周恩來的得力助手。他在1927年八七會議被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六大”以後擔任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年底，**中央成立中央特別任務委員會，領導特科工作。特科負責人是時任**總書記的向忠發、**中央實際負責人周恩來，第三人就是顧順章。顧順章對黨的秘密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的叛變使中國**麵臨嚴重損失。

    幸虧打入敵人內部、給徐恩曾做機要秘書的錢壯飛在顧順章叛變的第二天獲得情報，立即向周恩來報告。周恩來當機立斷，在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的協助下，連夜布置中央機關和人員向外轉移。對此事聶榮臻同誌有段回憶，說：“那兩三天非常緊張，恩來和我們都沒合眼，終於搶在敵人之前完成任務。”

    當國民黨軍政人員按照顧順章的口供撲到上海，把各個據點一掃而光，絕大多數據點都沒有找到。後來，據說國民黨“中統”負責人陳立夫仰天長歎：“活捉周恩來隻差了5分鍾。”當然他說得太絕了，哪是差5分鍾，周恩來同誌其實早就轉移了。

    後來周恩來多次講過，要不是錢壯飛同誌，我們這些人都會死在反動派的手中。

    顧順章的叛變導致**中央大轉移，直接促使周恩來於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蘇區。雖然在周恩來的領導下，顧順章叛變的影響被減到最低，但損失還是難以避免。外麵的人容易走脫，已被關在國民黨監獄的，危險就接踵而至了。

    最典型的就是惲代英。

    惲代英於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當時機智地抓破臉皮，化名王某，在監獄中並沒有暴露身份。在周恩來的指揮下，中央特委的營救工作頗見效果。老閘巡捕房的探長被塞上一筆厚禮“打招呼”，使惲代英獲得從輕發落，轉押蘇州陸軍監獄。江蘇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關節，準備將惲代英提前釋放。

    周恩來已經派人到蘇州去給將出獄的惲代英送路費了，恰在此時顧順章叛變了，直接指認即將釋放的蘇州陸軍監獄“王某”是**重要領導人物惲代英，導致惲代英最終遇害。

    顧順章指認的另兩個人物就是牛蘭夫婦。

    顧順章與牛蘭夫婦打過交道。1931年年初，共產國際派遣兩名軍事人員到上海，準備去中央蘇區做軍事顧問。牛蘭夫婦將此二人裝扮成傳教士，中國**方麵則由顧順章安排這兩人潛入瑞金。後來行動沒有成功，兩人返回上海後，牛蘭夫婦迅速將他們送上外輪離境。顧順章叛變後，立即指認了這件事。但由於牛蘭夫婦行事謹慎，不直接與**地下工作者接觸，也包括顧順章本人。顧順章傾其腦袋瓜裏的所有，也隻能供出共產國際在上海有一個“洋人俱樂部”，負責人是個綽號叫“牛軋糖”的德國人——牛蘭（noulens）的發音與德文牛軋糖（nougat）相近。

    當時國民黨方麵正苦惱跑掉了周恩來這條大魚，一聽有共產國際的“洋人俱樂部”，馬上高度興奮起來，迅速認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語、國籍得不到確認的牛蘭夫婦，就是顧順章所說的“牛軋糖”——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洋人俱樂部”負責人。

    1931年8月，牛蘭夫婦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裝的憲兵押解下由上海前往南京。

    國民黨方麵力圖以此為突破，一舉切斷中國**的國際聯絡渠道，使共產國際的遠東聯絡體係癱瘓。在這種嚴峻的情況下，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被迫做出反應，開始組織營救牛蘭夫婦。組織具體的營救工作，交給了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遠東情報局的上海工作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