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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李德就是博古的“鍾馗”

    博古把李德捧上這麽高的位子，給李德授以尚方寶劍，說他是共產國際派駐**中央的軍事顧問，還戴上一連串的卓越的冠——卓越的軍事家、鬥爭經驗豐富的國際主義戰士、老革命家等這樣光彩照人的帽子，而且還親自給他取了個中國名字李德，從此奧托布勞恩以李德這個名字載入中國革命史冊。

    當然在中國革命史冊之中，他扮演的角色並不是很光彩的——已經成為每一個研究**黨史的人都想找出他來算算賬的人物。

    李德隻是一個軍事學院剛剛畢業的學生，一開始並不是太上皇的地位。他在日記中專門寫道：別人對我有誤解，我沒有這麽大的權力，沒有這麽大的榮譽。博古也許還在有意識地容忍這種誤解，因為他以為這樣可以加強他自己的威望。

    從這一點來說，李德看得還是很準的。

    博古為什麽有意識地容忍，不僅是容忍，實際上是製造了這種誤解？就像李德自己分析的一樣，因為這樣一來，博古可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博古這樣一位年輕的同誌進入中央蘇區，在指導蘇區的鬥爭中是毫無經驗的，他擔心蘇區不服他的領導。而且進入蘇區之前，很多人都給他作過分析，共產國際在蘇區有代表，在很多白色蘇區也都有地下代表，還說在蘇區**同誌是很難領導的，領導他是很困難的，很多這樣的話。

    對於年輕的**中央臨時負總責的人博古來說，內心確實非常擔心。他需要找一個鍾馗來打鬼。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威，尤其他一竅不通的軍事的權威，李德實際上扮演了鍾馗的角色。博古捧李德，實際上是要借用李德的威望，來達成這樣一個目的。

    當然，最後在某些方麵，博古也對李德失去控製了，因為涉及軍事指揮，博古確實也不懂，那隻好由著李德來了。

    當時的工作程序是這樣的，前方來的電報，都要先送到李德住處，查明電報所述地點的確切方位並完成翻譯後，繪成簡圖由李德批閱。批閱完畢提出相應的處理意見，再譯成中文送給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周恩來根據來電的重要程度，一般問題自己處理，重大問題則提交軍委或政治局討論。

    這一係列的程序走下來，李德就變成太上皇了。他慢慢由一個沒有指示權力的軍事顧問，變成一個有決定權力的軍事顧問。而且李德自己也慢慢習慣了這種角色。

    這一點是很糟糕的。

    很快，李德與博古經過商量，在10月中旬中革軍委一次會議上說，遊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了，山溝裏的馬列主義該收起來了。現在一定要擺脫過去一套過時的東西，建立一套新原則。

    “遊擊主義的黃金時代”和“山溝裏的馬列主義”，明顯是博古的語言，借李德之口說出而已；新原則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東西了：用鮮血保衛蘇維埃，一切為了前線的勝利，不讓敵人蹂躪一寸土地，不被敵人的氣勢洶洶嚇倒，消滅敵人於陣地之前。

    這都是李德從伏龍芝軍事學院學到的一套老戰法。

    這些新的原則被通過、付諸實施了。

    11月11日，尋淮洲率新成立的紅七軍團進攻滸灣，遭敵夾擊，彭德懷率三軍團赴援。陳誠以部分兵力牽製我三軍團，以主力向七軍團猛攻。七軍團陣地被突破，尋淮洲率部迅速後撤。彭德懷的三軍團也在多次向敵陣地衝擊過程中，遭密集火力殺傷和低空飛機掃射，傷亡重大。兩個軍團傷亡1100餘人。

    11月15日，紅一軍團和紅九軍團一部從敵人堡壘間隙北出，配合三軍團作戰。17日，陳誠以10個師兵力從側麵出擊，企圖斷我歸路，另以5個師向我發動正麵攻擊。雲蓋山、大雄關一帶，一軍團、九軍團蒙受重大傷亡，被迫放棄陣地。

    如果說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裏指揮，也不完全是事實。但同樣是事實的是，此時李德已經擁有了決定性發言權，紅軍各級指戰員不得不執行他的原則方針。

    中革軍委11月20日致師以上首長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帶有鮮明的李德印記：“如果原則上拒絕進攻這種堡壘，那便是拒絕戰鬥。”

    軍人不能拒絕戰鬥，更何況是革命軍人。

    於是革命軍人不能拒絕進攻堡壘。

    紅軍開始了一場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

    曆次反“圍剿”中機動靈活能征善戰的紅一軍團，由於陷入李德的“短促突擊”戰術，從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雲蓋山、大雄關、丁毛山、鳳翔峰、三岬嶂、乾昌橋和廣昌戰鬥，除了鳳翔峰、三岬嶂戰鬥苦守陣地而取得小勝外，其餘都打了敗仗，損失嚴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戰鬥，一軍團一師三團9個連隊，竟然陣亡了13個連級幹部。

    曆次反“圍剿”猛打猛衝能啃硬骨頭的紅三軍團，1933年1月的滸灣戰鬥傷亡重大，12月的德勝關戰鬥傷亡重大，1934年3月的駐馬寨戰鬥傷亡重大。

    此外，就是第五次反“圍剿”。李德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一係列的指揮動作導致紅軍遭受到了更大的損失。李德不了解中國革命，不了解土地戰爭，不了解工農武裝割據和農村包圍城市這一套路，他學的是伏龍芝軍事學院中的老戰法。

    陳誠帶領著湘兵，他不斷琢磨紅軍的戰略戰術，調整自己的戰略戰術，每次作戰前都作好了充分準備，敵人變聰明了，殲滅敵人變得更困難了。而我方也在變，我方來了一個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根據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套軍事理論來指導我們。敵人在變，我方也在變，隻是敵人變得更強了，我方實際上變得更弱了。在保衛戰、進攻戰、短促突擊等一係列的以正麵對正麵、以攻擊對攻擊這些帶有李德印記的指揮下，紅軍開始了一場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

    在與敵人硬碰硬的決戰中，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廣昌戰鬥。廣昌戰鬥是第五次反“圍剿”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一次戰鬥。廣昌戰鬥的失利，紅軍受到了最大的損失，這次戰鬥幾乎將紅軍的主力拚光，導致中央紅軍不得不突圍長征，進行戰略轉移。

    廣昌之戰，從戰鬥任務的下達，到戰鬥失敗的收場，整個過程，李德一直在使用伏龍芝軍事學院理論。在廣昌之戰中，李德擬定的電報就是用很多西化的語言指揮前方的將士。

    電報裏講，我支點之守衛隊，是我戰鬥序列之支柱，他們應毫不動搖地在敵人炮火與空中轟炸下支持著，以便用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及勇猛地反突擊，消滅敵人有生兵力。

    這些複雜的語言，什麽“有紀律之火力射擊”，全部都是莫斯科伏龍芝學院的語言。還有跑步、利用死角避免在敵人火力之下不必要之死亡，而進行出於敵人意料之外的突然攻擊等一係列西化語言，使中國革命的整個進程脫離了**所指出來的這樣一條道路。

    不得不再次感歎：與之前相比，在第五次反“圍剿”中，敵人換了一個人，我們也換了一個人。敵人從以前的失敗中變得更加聰明、更加警醒，而且作戰更加有效了，而我軍也換了一個人，卻使整個反“圍剿”都失效了。

    廣昌戰鬥持續18天，紅軍作戰損失極大，傷亡了5500多人，占參戰兵力的五分之一。最後廣昌作戰的失敗，導致中央蘇區不得不被放棄，中央紅軍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突圍，長征。

    紅軍突圍的戰略方針，實際上在廣昌之戰中已經決定了。而李德在廣昌之戰中起的很壞的作用，也是導致紅軍滿盤皆輸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當然如果把全部原因都歸於李德的話，也有不公平的地方。

    73李德該不該成為紅軍失敗的替罪羊

    李德當時有一個翻譯叫王智濤。王智濤講過，李德不是真正的共產國際代表，他是上海真正的軍事顧問派來打前站的。共產國際真正的軍事顧問是在上海的弗雷德，從來沒有進入過蘇區。而在蘇區的這個顧問李德，共產國際從來不認為他是共產國際派駐江西蘇區的顧問，共產國際一直認為他是**中央自己聘請的一個顧問。

    如果李德是假顧問，弗雷德就是真顧問。

    那麽弗雷德來了，中國的命運是不是能夠好一些呢？中國革命的命運是不是能夠更好一些呢？

    正式顧問弗雷德1933年到達上海，他在中國的時間雖然短，但是3個月之後就給**中央發出一封著名的長電，指示紅軍今後的作戰方針。他反對集中使用兵力，主張兩個拳頭打人，要求紅軍主力組成東方軍，打通福建出海口，獲得蘇聯可能的武器援助。這是完全不切實際的想法。當時連共產國際的代表約爾特，還沒有出發去蘇區的李德都認為，弗雷德剛到中國想法太不切實際。李德到蘇區之後的很多想法都不切實際，你說連李德都認為弗雷德的想法不切實際，可見這種顧問的意見荒謬到什麽地步！

    弗雷德當時還給蘇區中央局去電，非常嚴厲的電報，電報裏寫：必須時時記著我們不能允許以討論或含糊的方式來浪費我們任何時間。

    口氣多麽強硬！有一個正式顧問頭銜的弗雷德，比李德不知強硬了多少倍。

    但不管是弗雷德還是李德，中國革命如果不尋找自己的辦法，隻聽別人的意見，確實搞不成。真的顧問弗雷德是這樣，“假”的顧問李德也是這樣。中國革命缺的不是顧問，缺的是我們自己對中國革命的性質、特點和方針路線有沒有切實的把握，有沒有自身能得出的東西來，否則是不行的。

    由於中國革命的特殊性，靠請這樣一個外國人來指導，希望從他那兒獲得靈丹妙藥，獲得偉大的勝利，結局會是什麽呢？那就是在這些外國顧問的指導之下，我們付出了一個比一個更慘重的代價。

    當然，如果簡單地把革命損失都歸結於這些顧問的指導，也不盡公平。因為從這些顧問的不成熟，可以看出當時中國**的不成熟，中國**當時某些領導同誌的不成熟，比如博古同誌。

    李德的另一個翻譯伍修權後來當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對李德就有一段很公平的回憶。他說，李德的權力不是他自己爭來的，是**中央負責人拱手交給他的，造成失敗的主要責任應該是中國人本身。

    伍修權同誌這句話講得很對。

    當然以博古與李德的關係，軍事上不懂向別人請教無可厚非，哪怕請教的是個外國人，都可以。如果僅僅局限於請教，也許中國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個人曆史，會是另外一個樣子。但如果是想借著伏龍芝軍事學院的招牌，借著共產國際的身份幫助自己壓台、壓人，把李德變成鍾馗，用他來打鬼——用李德這個形象威嚇那些在革命戰爭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堅持紅軍獨立戰法的人，那麽這本身就有問題了。

    1929年，李德剛剛成為伏龍芝軍事學院的一名學員，彭德懷、**等人已經完成了他們那段最艱難困苦的戰爭實踐。

    1932年春天，李德從軍事學院畢業，江西革命根據地已經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圍剿”，**軍事路線已經完全形成。

    為什麽不信任自己的將領、自己的理論，偏要請來一個李德呢？

    中國同誌如果出問題，主要問題可能就出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是中國革命的不幸的話，李德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這個。如果公平地認識李德的話，現在也能作出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李德還不是想象中的那樣糟糕。當然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蘇分裂的時候，李德在德國寫了非常激烈的文章，包括他寫的《中國紀事》，對中國充滿了怨言，對中國同誌充滿了怨恨。

    經過了這麽一個曆史時段，我們再來看，怎樣公正地認識李德，是我們黨能不能真正成熟起來的一個重要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