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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紅軍“洋教頭”李德為何出力不討好

    李德在1939年返回蘇聯，到了莫斯科之後，共產國際鑒於他在中國的這些問題，給予了他比較嚴厲的處分。

    李德到中國來的時候是一腔激情，走的時候是滿腹怨憤，他認為中國革命虧待了他。他承認唯一的缺點就是，不了解中國的國情。這一點李德是承認的，他說他最大的吃虧就在於對中國國情的不了解。

    他講的是實情，但是有一個問題是非常值得中國同誌思考的，好像直到今天中國人也沒有完全走出這個怪圈，就是**同誌反複講過的、批評過的這種現象——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外國的月亮比中國圓。

    崇洋媚外，把外國人在他特定條件下所獲得勝利的經驗或理論，原封不動照搬到中國來，或者用這個理論來指導我們，或者用這個理論來威嚇我們中國的一些同誌。

    直到今天為止，都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其實，還可以作這樣一個比較：李德辛不辛苦？

    李德在中國革命中最大的失誤就是對第五次反“圍剿”的指導，在長征初期他的指導也有些失誤，但是自從遵義會議之後，李德已經完全失去指揮權了。李德在中國的犯錯時間主要集中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他當然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極大的損失，但他的影響時間並不是很長，從遵義會議後他已經沒有指揮權力了，隻是跟著紅軍長征。

    公平地看，二萬五千裏長征，跟著紅軍唯一從頭走到尾的顧問就是李德。

    他在中國革命中也付出了很大的辛苦，他跟著紅軍走完了這二萬五千裏，他跟著走完了中國革命最艱難曲折的路程，而現在曆史上對他沒有任何的表示。

    由此我們想到白求恩。白求恩不遠萬裏來到中國，對中國的醫療事業作出過很大的貢獻，但白求恩剛開始也不了解中國。剛開始來的時候，看到根據地的衛生條件如此簡陋，而且醫療手段如此粗糙，白求恩是大發其火，非常嚴厲地批評八路軍的醫生。後來白求恩慢慢明白了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就處於這麽一個困難的境況，沒有辦法。

    白求恩很快地適應了。隻有從中國原有的條件、環境和中國民眾的基本素質與受到的訓練出發，而不可能超越這種發展的階段。然後白求恩盡量用他的醫療技術，為八路軍服務。最後白求恩同誌犧牲了。**同誌寫了一篇《紀念白求恩》的文章，對白求恩同誌作了非常高的評價，說他是“一個純粹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

    可以說，李德參加中國革命的時間比白求恩長得多了，最後**沒有寫紀念李德的文章。因為當時把李德捧得太高，最終反而把他給害了。

    1936年，李德在延安的時候，曾經對埃德加斯諾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必須要適應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的軍事經驗和特點來決定一定情況下采取什麽樣的戰術。他說，中國同誌比我們更加了解在他們本國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

    所以李德本身也不是一無所獲的。

    伍修權同誌就講過，李德作為一個外國革命者，致力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七年多，這種獻身精神也還是可取的。不過我們當時在領導上把他擺錯了位置，他的錯誤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對此我們都應該加以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分析。

    這是對李德的一種真正的認識。這種認識在今天看來，也是非常值得反省的一個問題。當我們今天把西方的經驗看做是最好的經驗，把外國的月亮看做是最圓的月亮時，我們今天的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

    怎麽樣腳踏中國的實地認識中國的國情，解決中國的問題？今天看來，我們依然是有這樣的教訓。

    這對李德來說，本身是個很大的教訓。當然對中國革命來說，也是個很大的教訓。

    李德全程參加了中國革命最艱苦卓絕的過程，為中國革命付出了7年的時間，應該說他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是他當時被捧得太高了，捧到了一個太上皇的地位，他從極高處重重地摔下來，摔得粉碎。

    李德給中國革命留下的啟示，到今天也沒有完結，這也是值得我們去回味的。

    75中央在上海的電台被破獲給中國革命帶來了什麽

    在1934年10月，紅軍開始長征，而在1934年9月，由於上海的電台被破獲，**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係中斷了。

    凡事都要一分為二地看，**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訊的中斷，它有壞處，也有好處。

    早在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尤其是斯大林等人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基本上是不太正確的。

    斯大林當時對蔣介石寄予很高的希望，把對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放在了蔣介石的身上，他曾經用法國大革命的領袖來比喻蔣介石，把蔣介石稱為中國革命的羅伯斯比爾第二，而把中國**人看得非常輕。

    當時**中央被迫服從共產國際的指導，也給中國革命帶來很大的損失。

    長征之前，也就是1934年9月，在上海的**中央機關被破獲，**中央與共產國際電訊聯係被迫中斷。這對尋求一條獨立的革命道路，尋求一條中國式的革命道路的中國**人來說，並不完全是壞事。它使得中國**人得以通過遵義會議等一係列的會議，獨立地解決自己的軍事路線、政治路線和領導人的問題。

    可以設想，如果在整個長征的過程中，**中央與共產國際始終都保持著聯係，那麽想要獨立決定軍事路線和政治路線，獨立決定自己的領導人，實際上是不太可能的。因為中國**當時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與共產國際的關係就是一個上下級的關係，他發指示你執行，就是這樣一個關係。陳獨秀早年就想與共產國際建立所謂的兄弟之間的關係，實際上根本就不可能。

    中國革命尋找一條自己的獨立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擺脫共產國際對我們的指導。這是一條重要的經驗。

    當然凡事都得一分為二，它帶來好的一麵，擺脫了共產國際對中國選擇自己獨立革命道路的阻礙；它也帶來不好的一麵，因為它割斷了中國**人的消息情報來源，妨礙了**領導者的戰略視野。

    因為當時的中國**人領導的中國革命，長期的戰略就是工農武裝割據，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的方針。而那些根據地都是最偏遠、最貧困、最落後的山區，就是各個白色政權的接合部。

    這是**同誌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裏麵所講到的。隻要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持續不斷的，紅色政權的產生、存在並日益發展便是毋庸置疑的。

    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展是基於白色政權的戰爭與分裂，所以當時的各個蘇區，都在各個白色政權的接合部，像閩浙贛蘇區、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川黔蘇區、閩贛蘇區等。這些接合部都是經濟不發達的地區。經濟比較落後，自然消息也比較閉塞，這樣的區域成為**革命發生的地區。

    當革命在這些地區發生的時候，消息情報和戰略情報的匱乏是它的天然劣勢。不過當時**有個很有利的條件，就是上海的**中央與共產國際的聯係，上海是當時中國最發達的地區。

    這也是中國革命非常有特質的一個表現：在上海聚集了中國知識階層的精英，**的領導層精英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居於上海，一方麵，可以保持與世界最先進的力量和最先進思想的聯係；另一方麵，又在最貧困、最落後的山區，獲得了最為英勇的戰士，這些貧苦農民出身的將士，作戰極其英勇。

    最先進的上海與最落後的蘇區，形成了這種強烈的反差。

    當時蘇區的鬥爭通過上海的指導，當然，上海的指導包括**中央的指導，包括**中央轉達的共產國際的指導，其中有些指導是不夠準確的。但是總體來看，它給中國**人提供了更大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