辭職名表明心跡

    看本質溯求根源

    朱熹那日出京，坐上馬車，徑直回到建陽考亭，弟子們勸他不必在意。老夫子笑著回應，子曰：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而今老夫六十有六，什麽話聽不得，什麽事忍不了。心若浮塵，淺笑安然。不迎不拒，順其自然。

    隨即埋頭治學，皓首窮經，並時常去書院講學。

    聽說趙汝愚被罷官削職，出知福州，平靜的心頭湧起層層波濤：奸佞親幸之徒爾虞我詐，沆瀣一氣，忠貞賢良之士犯顏論事，流離南服，朝野內外人言籍籍，心灰意懶，皇上卻不形於色，不事更張，長此以往，如何了得？

    遂草擬奏疏幾萬字，陳說奸邪欺主、賢相蒙冤等實情，略作修改後，即準備譽寫發送。

    弟子蔡紀同等人得知，依次勸諫，都說老師此劄一上，非但救不了趙丞相，而且會招來災禍。

    朱熹不同意，義正辭嚴：正人君子公心如海，不平則鳴，豈能隻為身謀而置水火於不顧？

    蔡紀同見老師出於義憤執意要發，就出了一個主意。原來這朱熹熟讀《周易》，略懂太極八卦之術。一有大事，總愛占一卦，以見吉凶。

    老師要發，弟子們不要發，發與不發，且看天意，吉卦發，凶卦不發，如何？

    弟子人多士眾，朱熹隻得同意。於是取來卦簽，搖一會，隨手一抽，便得一簽，是爻卦，上有遁字。此乃凶卦，弟子們不由分說，拿起書稿點火焚毀。

    待得知趙汝愚死訊，他再也按捺不住，苦思冥想了一天一夜，而後擬寫奏書，請求皇上，準他辭去所有職務。

    此時，朱熹尚有館職叫煥章閣待製，這是相當於教授一類的技術職稱，宮官曰提舉南京鴻慶宮，也是一個掛名虛職，這兩個都不用去上班，可以在家幹自己想幹的事，但是都有俸祿。

    趙汝愚的死在京城一度也產生了不少的影響：民間小報說，趙汝愚是衡州知州錢懷仁害死的，並列舉了錢在趙麵前所說的壞話。

    東府的外牆上，常常出現歌頌、悼念趙汝愚的詩詞，撕了又貼。其中有兩句話是這樣寫的：一死國知公所欠，孤忠賴有史長存。意思是說，先生一向忠心為國，眾所周知，現蒙冤而死，名垂青史。

    楊文端辭相以後，宰執人員發生了變動。經煜堂為左丞相，謝深甫為參知政事，丁喬安任知樞密院事，吳伯剛為同知樞密院事。四人中，兩人曾是禦筆任命的言官。

    吳伯剛，乃趙汝愚同榜，名列探花。孝宗朝時，由周必大推薦，入朝為秘書省正字，十年過後，才官至將作少監，從正九品到從六品。周必大做首相的三年內，他多次暗示，卻依然如舊。光宗趙惇即位後，不滿孝宗給他安排的宰相周必大，知道他對周心懷怨恨，任命他為諫議大夫。吳伯剛上任後，第一件事就是彈劾周必大，光宗順水推舟，罷去周必大相位。

    他還曾以“言涉犯上”之名，逮捕陳亮，在獄中對陳亮施以酷刑。趙汝愚當政時，知道此人善於鑽營，授以兵部侍郎，不安排實際事務。

    此番得韓侂胄重用，連升兩級，進入執政。總想著做些什麽，拿定主意後，前往韓府，主動向韓侂胄匯報思想:

    國朝自建立以來，更替宰相如家常便飯，孝宗在位時，半年、幾個月換一個，也是有的。可是這一次，居然鬧得天翻地覆，大臣們、太學生、儒學名士從四麵八方跳出來，不要官職，不要臉麵，不要性命地奮起反抗，到底為了什麽，趙汝愚也不過當幾個月的宰相，未見有多麽顯赫的政績，何德何能形成這種局麵。何某思前想後，根源在道學身上，就是那種讀書至上，外戚不能幹政的理學思想在作怪。

    一席話正中韓侂胄軟肋，韓連聲讚同：

    吳樞密所言極是，一語中的，都是讀書人那種門第觀念在作怪。外戚怎麽啦，不論我韓侂胄做到什麽官職，對皇家都會忠心耿耿，隻會有益，決無不利。

    吳伯剛跟風就上：太尉忠君愛國之心昭昭，今日榮鷹懋賞，聖眷非凡，咱家得以追侍左右，真乃與有榮焉。

    為今之事，樞密有何見教？

    見教不敢當，辦法倒是有的。

    有什麽辦法？

    太尉，就等著我的行動吧。

    豈知，還未出擊，即被劉建秀捷足先登。

    此時的劉建秀已升為右諫議大夫，直接向皇上上疏，引用當年孝宗禁道學故事，請朝廷下詔，對理學進行考核，辨別真偽。

    皇帝趙擴下令：頒發原疏，宰輔複議。

    隆興元年（1163年），孝宗即位不久，時值盛年的朱熹在天子的征召下，懷抱著強烈的思想原則和政治抱負，向孝宗上了三道劄子。

    在第一道劄子中，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須以儒學為經典，具體說，就是《呂學》中的道;第二道劄子，主張戰以複仇，守以製勝，不忘不共戴天的君父之仇，必須合戰之事為一；第三道劄子，則推崇內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希望君主以真心誠意為主，修德業、開言路、正紀綱。

    這些奏論觀念沒錯，也有積極進取的精神。可惜的是，孝宗皇帝當時正為隆興北伐失敗，和與戰如何選擇而大傷腦筋，對他高深的理論不感興趣。讀第一劄時，尚還溫顏酬酢，至第二、三劄時，則沉默不語，再見他峨冠博帶，滿口之乎者也，頓感酸氣十足，太祖的那句名言奔湧而出，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道理一套一套的，但實際上怎麽做，一點也沒講，於是在朝廷上，對大臣們說，朱熹之言，多不可用，以後朝廷不得再講。

    吳伯剛見有人先他而至，即上書對道學進行分析。

    當前的道學分為三類，一是盲目附和的，二是肆意詆毀的，三是忌憚道學之盛不敢批評，明哲保身的。同時又將道學家分為兩大類，一種為潛心研究，不亂說胡為的，另一種則是沽名釣譽，謀取名利的。

    為此，他建議朝廷對所謂的道學家，進行必要的甄別，秉其正而去其偽，士大夫應專師孔孟，不必自我標榜。朝廷可取締那些沽名釣譽，謀取名利的道學。

    皇帝趙擴如法炮製：頒發原疏，宰輔複議。宰相部堂複議後，將二人奏疏公布於朝堂，由百官討論。

    劉吳二人的奏疏似一塊石子扔在平靜的湖麵上，激起片片漣漪。

    國子司業汪逵、侍禦史董育法、吏部侍郎李雲思上折，推崇道學，反對將道學列為偽學，先後遭受斥責，貶放州郡;博士孫元卿、袁士橋，、國子正陳武上折論救，亦遭罷免。

    剛由監察禦史升為左正言的胡英元上疏稱:近年以來，偽學猖獗一時，圖為不軌，動搖上皇，抵誣聖德，幾乎造成大亂。

    為此，建議朝廷:將道學定為偽學，予以禁止。

    政事堂覺得時機成熟，於是乎，一場轟轟烈烈的道學批判運動，由此拉開帷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