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中忠臣的可悲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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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發宋江題寫反詩的黃文炳也許不是個好人,但他是一位忠臣。一個為大宋王朝盡忠的人卻得不到他所效忠的政府保護,全家被滅門。這是黃文炳的悲劇,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劇,盡心盡力忠於王事之臣沒有保障,這個王朝的命運就可想而知。

    《水滸》所描寫的大宋王朝,其所屬官吏大致上有四種:第一種如林衝那樣"樸忠"之人。能力超群,為人忠厚,行事端正,勤勉於王事。但這種出汙泥而不染的職業軍官,為那個朝廷、那個官場所不容,隻能雪夜上梁山。

    第二種如宋江這樣的能吏。依然是能力超群,又長於權謀。但看到了王朝的種種弊病和未來的命運。替朝廷打工完全是為了自己有機會尋租,自己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權力廣交黑白兩道人士,為自己早找退路。對王朝而言,這些人早就"身在曹營心在漢",對王朝的律法都是敷衍了事,毫無內心的尊重與敬畏,甚至與"反賊"們暗通款曲,如果他們反戈一擊,殺傷力最大。

    第三種如蔡九、高廉這樣占據要津的官吏。他們大多無能無德,唯一會做的事情是奉承巴結上司,欺壓敲詐百姓與下屬。他們惹起了沸騰的民怨,他們為王朝製造種種仇恨。但由於他們大多"根正苗紅",在朝廷有強大的靠山,他們的貪汙腐敗行為隻要玩得巧妙,大多不會給他們帶來處分,甚至會青雲直上。這類官員和林衝等類官員是天生的敵人,他們必須將林衝這樣的"幹淨"官員排擠掉,才能為所欲為。和宋江這類官員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種種矛盾。他們是互相利用的關係。蔡九這樣的官需要宋江這樣的吏辦事,宋江這樣的吏需要借重蔡九等官員的權勢。但由於宋江等小吏有能力無靠山,隻能為混蛋官員屈身做吏,因此內心是十分瞧不起和反感蔡九這些昏官的,因此有機會就會哄騙、利用他們。蔡九們讓皇帝做"冤大頭",宋江們就讓蔡九們做"冤大頭。"

    第四種官員就如黃文炳。他們寒窗苦讀出身,有學識也有能力,在官場這個大醬缸中,為了找到晉身之道,一方麵勤懇地為朝廷辦事,另一方麵犧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讓自己的品行汙染得和官場一種顏色。因此對百姓而言他是壞蛋,對朝廷而言卻是忠臣。由於沒有蔡太師這樣的父親,高太尉這樣的兄長。在官場他們有先天的不足,隻能厚顏去攀附蔡太師這樣的大樹。但這種攀附來的關係是不牢靠的,大官們也隻是利用他們辦事,未必把他們看成嫡係。而一般百姓和有良心的官員卻不齒其為人,不願和他們為伍。這樣的官員是屬"蝙蝠"的,上廟堂無門,下江湖無路。因此說,像黃文炳這樣的官員委實很可憐。

    黃文炳是一個在閑通判。在宋代,通判是知州的屬官,大概相當於副州長這個級別,算個中級官員。但在帝製時代,主官和副官的級別隻差一點,權力卻有天壤之別。做通判的大多是科舉出身,通過任通判處理各種公務的曆煉,然後一步步升為主官。蘇東坡中進士後,開始做過數任通判,後來熬到知州。黃文炳怎樣被罷免實缺,賦閑在家,書中未做交代。但不外乎這幾個原因:一是因為貪汙受賄,在帝製時代,"千裏做官隻為財",因貪汙事發一般是因為政zhi鬥爭,這點成為政敵攻擊的"阿喀琉斯足跟"。其二是辦事不利得罪上司,被整下來了。第三是和同事關係太差,得罪的人太多,無法容身。但根本原因是沒有硬靠山,如有蔡京、高俅那樣的靠山,貪腐就不是毛病了,上司也不敢整他,出了事故平調到異地做官就行了,同事們那就更奈何他不得。

    罷官回家的黃文炳隻能住在無為軍這樣"野去處",而不是在通省大衢,哥哥也隻是個土財主。過江去探望蔡九,因為蔡九家擺公宴而不敢進去,可知他根本進不了蔡九這些"公子黨"的圈子。作為這樣一個寒窗苦讀出身,混了一官半職又被罷官的人,想走關係投門子起複,重新做官,應算是一種合理的期望。他總歸是想在大宋王朝的體製內尋求一條出路,而不是像宋江等那樣,暗中勾連梁山強寇,做好造反的準備。如果宋江都敢自誇"忠義",黃文炳更是"愚忠"了。至於書中說他,"這人雖讀經書,確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匾窄,隻是嫉賢妒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裏害人。"這是施耐庵的道德評價,和是否忠於王朝的"大節"沒有必然聯係。

    曆史上長於待人接物,仗義疏財的奸臣不乏其人。看到宋江題寫的詩詞,一般的混蛋看不明白,而看得明白的人往往不在意,誰罵朝廷的娘,沒準他還附和。可黃文炳希望起複的欲望太強烈,便抄下來去蔡九那裏邀功。--看他向酒保借筆墨紙張抄寫,又問清楚題詩的人模樣,再吩咐酒保不要將牆壁上的詩詞刮掉,以免證據滅失。--如此有條不紊,可見他真是個能幹的官員。在府衙聽到蔡九敘述父親蔡京信中所說的京城童謠和異常天象,他立即想到"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和題寫反詩的"鄆城宋江"是一人,兩條不相幹的證據一對照,便發現了重大問題。是何等的具有鬥爭經驗和警惕性。時時刻刻觀察輿情,時時刻刻警惕民間對朝廷不滿的跡象。這樣的官員,大宋太少了,有這麽一個還賦閑在家,像蔡九那樣的傻蛋,卻起居八座,開府建衙。

    宋江裝瘋賣傻,被黃文炳識破。吳用等人偽造蔡京的假書信,亦被他識破。他又建議蔡九將宋江、戴宗斬首於市,早除後患。這種政治敏銳性,這種細致清醒而又當機立斷的辦事風格,顯示他真是宋代文官製度培養出來十分合格的官員。作為王朝培養的官員,看到不尋常的輿情而熟視無睹,麵對犯罪的破綻而不能識破,才是最大的失職。對宋江而言,因題寫反詩而被關進死囚牢,是因言獲罪,是不折不扣的文字獄。對黃文炳而言,朝廷既然將題寫反詩視為"謀反"、"犯罪",他及時偵破是為人臣的本份。我等草民設想一下,如果宋江、戴宗不被晁蓋劫走而是順利斬首,上報到朝廷,第一功臣肯定是蔡九,黃文炳頂多分一瓢羹。黃文炳依然得不到他應該得到的。

    黃文炳在具體事務麵前通達敏捷,但他隻有小聰明,不具備大智慧。他沒有看到他滿懷希望的大宋王朝已是外強中幹,身體各個器官已經失靈。宋江等官吏,甚至包括宿太尉這樣的大官比他看得更遠,對強盜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提供方便,根本不對朝廷抱太大的希望,口說"忠誠",內懷小九九,反而兩麵討好。因此黃文炳沒想到堂堂的江州府官兵,在梁山賊寇麵前不堪一擊;更沒想到蔡九辦事會犯那樣的低級錯誤,斬首私通梁山強寇的要犯,竟然事前不清場,不關閉城門,讓梁山人回娘家似的從容進來劫法場;對法場一旦被劫的應急預案也不做,讓劫了法場的人全身而退;對於黃文炳如此重要的舉報人,也不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如果蔡九那個位置換上黃文炳去坐,這一切可能都不會發生。

    黃文炳落入宋江之手後,也許在痛罵蔡九:"豎子不足與謀!"黃文炳的哥哥黃文燁是個大善人,他對弟弟的作為很擔憂,罵他說:"又做這等短命促掐的事!與你無幹,何故定要害他?倘若有天理之時,報應隻在眼前,卻不是反遭其禍!"作為官員的黃文炳,主動揭發偵破宋江題寫反詩、通賊的種種行為,卻被"大善人"視為"害人";蔡九、慕容這樣的昏庸之官,位置卻坐得很穩;而宋江、朱仝這樣的官吏,為強盜通風報信、甚至私放盜賊的人卻被民間尊為"義士"。大宋王朝在老百姓心中,形象何等的不堪!

    宋江對黃文炳的報複是那樣的殘酷、那樣的沒有人性。害宋江的是大宋王朝,黃文炳隻是大宋王朝這條大船上的一個螺絲釘,可宋江殺掉了黃文炳一家四五十號人,放火燒了人家的房子。當張順把黃文炳抓到宋江麵前時,黃文炳倒還是顯出一個讀書人的氣節,說了句:"小人已知過失,隻求早死!"他知道自己的過失恐怕不僅僅是多管朝廷的"閑事"吧,也許是後悔沒看出自己所依靠的知府是那樣無能,自己效忠的朝廷是那樣的虛弱。對黃文炳這樣忠於自己朝廷的能人,在西方也許會獲得敵人的尊重。可宋江自稱"忠於朝廷"的人卻如此痛恨真正的忠臣。讓李逵用尖刀,割黃文炳的肉,一點點在炭火上燒烤著下酒,將黃文炳的心肝做了醒酒湯。可在梁山後期,宋江俘虜了大奸臣高俅,反而對其待若貴賓。如此看來,黃文炳是真小人,宋江是偽君子。真小人比偽君子可愛。黃文炳最大的錯誤在於他太把朝廷當回事,太相信朝廷的能力。黃文炳之死的警示意義在於:為朝廷做事太認真不行,弄不好引火燒身,朝廷可不會真心保護你,蔡九這樣的大官一有風吹草動早就跑得遠遠的,黃文炳死後,頂多讓大宋王朝表彰一下,追認為某府知府而已,可老百姓卻一點也不會同情你。事實往往就是這般殘酷,亂世中欲要自保也需大智慧--辦朝廷的事,“難得糊塗”方為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