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發宋江題寫反詩的黃文炳也許不是個好人，但他是一位忠臣。一個為大宋王朝盡忠的人卻得不到他所效忠的政府保護，全家被滅門。這是黃文炳的悲劇，也是大宋王朝的悲劇，盡心盡力忠於王事之臣沒有保障，這個王朝的命運就可想而知。

    《水滸》所描寫的大宋王朝，其所屬官吏大致上有四種：第一種如林衝那樣"樸忠"之人。能力超群，為人忠厚，行事端正，勤勉於王事。但這種出汙泥而不染的職業軍官，為那個朝廷、那個官場所不容，隻能雪夜上梁山。

    第二種如宋江這樣的能吏。依然是能力超群，又長於權謀。但看到了王朝的種種弊病和未來的命運。替朝廷打工完全是為了自己有機會尋租，自己利用所掌握的公共權力廣交黑白兩道人士，為自己早找退路。對王朝而言，這些人早就"身在曹營心在漢"，對王朝的律法都是敷衍了事，毫無內心的尊重與敬畏，甚至與"反賊"們暗通款曲，如果他們反戈一擊，殺傷力最大。

    第三種如蔡九、高廉這樣占據要津的官吏。他們大多無能無德，唯一會做的事情是奉承巴結上司，欺壓敲詐百姓與下屬。他們惹起了沸騰的民怨，他們為王朝製造種種仇恨。但由於他們大多"根正苗紅"，在朝廷有強大的靠山，他們的貪汙腐敗行為隻要玩得巧妙，大多不會給他們帶來處分，甚至會青雲直上。這類官員和林衝等類官員是天生的敵人，他們必須將林衝這樣的"幹淨"官員排擠掉，才能為所欲為。和宋江這類官員既有共同利益，又有種種矛盾。他們是互相利用的關係。蔡九這樣的官需要宋江這樣的吏辦事，宋江這樣的吏需要借重蔡九等官員的權勢。但由於宋江等小吏有能力無靠山，隻能為混蛋官員屈身做吏，因此內心是十分瞧不起和反感蔡九這些昏官的，因此有機會就會哄騙、利用他們。蔡九們讓皇帝做"冤大頭"，宋江們就讓蔡九們做"冤大頭。"

    第四種官員就如黃文炳。他們寒窗苦讀出身，有學識也有能力，在官場這個大醬缸中，為了找到晉身之道，一方麵勤懇地為朝廷辦事，另一方麵犧牲自己的自尊，扭曲自己的人格，讓自己的品行汙染得和官場一種顏色。因此對百姓而言他是壞蛋，對朝廷而言卻是忠臣。由於沒有蔡太師這樣的父親，高太尉這樣的兄長。在官場他們有先天的不足，隻能厚顏去攀附蔡太師這樣的大樹。但這種攀附來的關係是不牢靠的，大官們也隻是利用他們辦事，未必把他們看成嫡係。而一般百姓和有良心的官員卻不齒其為人，不願和他們為伍。這樣的官員是屬"蝙蝠"的，上廟堂無門，下江湖無路。因此說，像黃文炳這樣的官員委實很可憐。

    黃文炳是一個在閑通判。在宋代，通判是知州的屬官，大概相當於副州長這個級別，算個中級官員。但在帝製時代，主官和副官的級別隻差一點，權力卻有天壤之別。做通判的大多是科舉出身，通過任通判處理各種公務的曆煉，然後一步步升為主官。蘇東坡中進士後，開始做過數任通判，後來熬到知州。黃文炳怎樣被罷免實缺，賦閑在家，書中未做交代。但不外乎這幾個原因：一是因為貪汙受賄，在帝製時代，"千裏做官隻為財"，因貪汙事發一般是因為政zhi鬥爭，這點成為政敵攻擊的"阿喀琉斯足跟"。其二是辦事不利得罪上司，被整下來了。第三是和同事關係太差，得罪的人太多，無法容身。但根本原因是沒有硬靠山，如有蔡京、高俅那樣的靠山，貪腐就不是毛病了，上司也不敢整他，出了事故平調到異地做官就行了，同事們那就更奈何他不得。

    罷官回家的黃文炳隻能住在無為軍這樣"野去處"，而不是在通省大衢，哥哥也隻是個土財主。過江去探望蔡九，因為蔡九家擺公宴而不敢進去，可知他根本進不了蔡九這些"公子黨"的圈子。作為這樣一個寒窗苦讀出身，混了一官半職又被罷官的人，想走關係投門子起複，重新做官，應算是一種合理的期望。他總歸是想在大宋王朝的體製內尋求一條出路，而不是像宋江等那樣，暗中勾連梁山強寇，做好造反的準備。如果宋江都敢自誇"忠義"，黃文炳更是"愚忠"了。至於書中說他，"這人雖讀經書，確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匾窄，隻是嫉賢妒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裏害人。"這是施耐庵的道德評價，和是否忠於王朝的"大節"沒有必然聯係。

    曆史上長於待人接物，仗義疏財的奸臣不乏其人。看到宋江題寫的詩詞，一般的混蛋看不明白，而看得明白的人往往不在意，誰罵朝廷的娘，沒準他還附和。可黃文炳希望起複的欲望太強烈，便抄下來去蔡九那裏邀功。--看他向酒保借筆墨紙張抄寫，又問清楚題詩的人模樣，再吩咐酒保不要將牆壁上的詩詞刮掉，以免證據滅失。--如此有條不紊，可見他真是個能幹的官員。在府衙聽到蔡九敘述父親蔡京信中所說的京城童謠和異常天象，他立即想到"耗國因家木，刀兵點水工"和題寫反詩的"鄆城宋江"是一人，兩條不相幹的證據一對照，便發現了重大問題。是何等的具有鬥爭經驗和警惕性。時時刻刻觀察輿情，時時刻刻警惕民間對朝廷不滿的跡象。這樣的官員，大宋太少了，有這麽一個還賦閑在家，像蔡九那樣的傻蛋，卻起居八座，開府建衙。

    宋江裝瘋賣傻，被黃文炳識破。吳用等人偽造蔡京的假書信，亦被他識破。他又建議蔡九將宋江、戴宗斬首於市，早除後患。這種政治敏銳性，這種細致清醒而又當機立斷的辦事風格，顯示他真是宋代文官製度培養出來十分合格的官員。作為王朝培養的官員，看到不尋常的輿情而熟視無睹，麵對犯罪的破綻而不能識破，才是最大的失職。對宋江而言，因題寫反詩而被關進死囚牢，是因言獲罪，是不折不扣的文字獄。對黃文炳而言，朝廷既然將題寫反詩視為"謀反"、"犯罪"，他及時偵破是為人臣的本份。我等草民設想一下，如果宋江、戴宗不被晁蓋劫走而是順利斬首，上報到朝廷，第一功臣肯定是蔡九，黃文炳頂多分一瓢羹。黃文炳依然得不到他應該得到的。

    黃文炳在具體事務麵前通達敏捷，但他隻有小聰明，不具備大智慧。他沒有看到他滿懷希望的大宋王朝已是外強中幹，身體各個器官已經失靈。宋江等官吏，甚至包括宿太尉這樣的大官比他看得更遠，對強盜行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提供方便，根本不對朝廷抱太大的希望，口說"忠誠"，內懷小九九，反而兩麵討好。因此黃文炳沒想到堂堂的江州府官兵，在梁山賊寇麵前不堪一擊；更沒想到蔡九辦事會犯那樣的低級錯誤，斬首私通梁山強寇的要犯，竟然事前不清場，不關閉城門，讓梁山人回娘家似的從容進來劫法場；對法場一旦被劫的應急預案也不做，讓劫了法場的人全身而退；對於黃文炳如此重要的舉報人，也不采取必要的保護措施。如果蔡九那個位置換上黃文炳去坐，這一切可能都不會發生。

    黃文炳落入宋江之手後，也許在痛罵蔡九："豎子不足與謀！"黃文炳的哥哥黃文燁是個大善人，他對弟弟的作為很擔憂，罵他說："又做這等短命促掐的事！與你無幹，何故定要害他？倘若有天理之時，報應隻在眼前，卻不是反遭其禍！"作為官員的黃文炳，主動揭發偵破宋江題寫反詩、通賊的種種行為，卻被"大善人"視為"害人"；蔡九、慕容這樣的昏庸之官，位置卻坐得很穩；而宋江、朱仝這樣的官吏，為強盜通風報信、甚至私放盜賊的人卻被民間尊為"義士"。大宋王朝在老百姓心中，形象何等的不堪！

    宋江對黃文炳的報複是那樣的殘酷、那樣的沒有人性。害宋江的是大宋王朝，黃文炳隻是大宋王朝這條大船上的一個螺絲釘，可宋江殺掉了黃文炳一家四五十號人，放火燒了人家的房子。當張順把黃文炳抓到宋江麵前時，黃文炳倒還是顯出一個讀書人的氣節，說了句："小人已知過失，隻求早死！"他知道自己的過失恐怕不僅僅是多管朝廷的"閑事"吧，也許是後悔沒看出自己所依靠的知府是那樣無能，自己效忠的朝廷是那樣的虛弱。對黃文炳這樣忠於自己朝廷的能人，在西方也許會獲得敵人的尊重。可宋江自稱"忠於朝廷"的人卻如此痛恨真正的忠臣。讓李逵用尖刀，割黃文炳的肉，一點點在炭火上燒烤著下酒，將黃文炳的心肝做了醒酒湯。可在梁山後期，宋江俘虜了大奸臣高俅，反而對其待若貴賓。如此看來，黃文炳是真小人，宋江是偽君子。真小人比偽君子可愛。黃文炳最大的錯誤在於他太把朝廷當回事，太相信朝廷的能力。黃文炳之死的警示意義在於：為朝廷做事太認真不行，弄不好引火燒身，朝廷可不會真心保護你，蔡九這樣的大官一有風吹草動早就跑得遠遠的，黃文炳死後，頂多讓大宋王朝表彰一下，追認為某府知府而已，可老百姓卻一點也不會同情你。事實往往就是這般殘酷，亂世中欲要自保也需大智慧--辦朝廷的事，“難得糊塗”方為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