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在曹雪芹之前，描寫真正愛情的少之又少，而寫男女不道德的偷情卻比比皆是。《詩經》中的《靜女》、《蒹葭》寫一轉三折的思念之情的名章，出自民間的無名氏之口；焦仲卿這樣尾隨愛妻劉蘭芝而去、敢於殉情的男人也是民歌中出現。--大多數文人恐怕還瞧不起他的沒出息。梁山伯與祝英台、牛郎與織女、白蛇與許仙的愛情故事都是民間傳說。白居易在《長恨歌》中歌頌的"在天願做比翼鳥，在地願做連理枝"的愛情背後，實則有著公公奪兒媳的不倫；元稹的《鶯鶯傳》寫的是始亂終棄；而《三言二拍》裏麵多的是李甲這樣辜負杜十娘的小男人。

    在愛情麵前，女人更勇敢更堅韌更有一種為愛癡狂的無畏，一對戀人碰到愛情難題的時候，最先逃避退卻的往往是男人。或許中國男人在愛情麵前這種膽怯、柔弱決定了沒有勇氣去文藝作品中尋求最美最真的愛情，反而對描寫被拋棄的怨女，不得善終的蕩婦，搬弄是非的媒婆大有興趣，寫起偷情來，筆墨縱橫、汪洋恣肆、才氣透紙。

    《水滸》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有學者曾說過施耐庵大概感情上受過女性的打擊，因此筆下的女人幾乎要麽是孫二娘那樣的野蠻女，要麽是潘金蓮那樣的蕩婦。--一百零八將裏麵唯一有姿色、出身好、武藝高強的扈三娘卻讓宋江配給好色、醜陋的矮腳虎王英。似乎一朵鮮花不插在牛糞上，施耐庵就不自在。這並不獨獨是施耐庵的毛病，這種愛情人格的不健全，中國傳統文人都有。文人們一方麵納妾無數，像李漁那樣對女人的姿色、媚態、服飾化妝甚至房中術研究得十分專業。另一方麵羞於說自己的真愛，即使真的愛妻子、愛情人，也得等到人家死了才放開心扉寫悼亡詩文。這種不健康的愛情觀使男人們將女人看成玩物、看成私有物、看成工具。為愛情不要江山不要官位的是沒出息的傻蛋，而視"女人如衣裳，兄弟如手足"的男人則受到敬仰。在幾千年的專製社會裏，男人敢愛簡直是原罪，而於風月場所玩弄女性則是灑脫與自在。

    施耐庵的筆下，唯一的好女性是林衝的妻子張氏，非施氏厚愛張氏，而是施耐庵覺得林衝太完美了，非貞女不能配他。當陸虞侯將張氏騙到自家，引高衙內進來汙辱時，林衝趕到，對妻子的第一句話竟是："不曾被這廝玷汙了？"娘子道："不曾"。愛妻至深的林武師依然衝不破"失節事大"的禮法桎梏，大才子施耐庵也許認為隻有不失貞，張氏才有被林武師愛的資格。

    施耐庵寫愛情筆拙或者是不屑，而寫起偷情來，那樣津津有味，疏密得當。《水滸》中寫偷情的有：西門慶和潘金蓮；潘巧雲和裴如海的偷情；白秀英和鄆城知縣的偷情；盧俊義老婆與管家李固的偷情；閻婆惜和張文遠的偷情；李巧奴和張旺的偷情；四柳村太公的女兒與鄰村王小二的偷情；王慶和童貫侄女嬌秀的偷情；

    當然，還有大宋第一人和大宋第一"二奶"李師師的偷情。

    這麽多的偷情，施耐庵寫出來，讓人讀了卻沒有重複、拖遝之感，每一次偷情寫出來別有麵目，施氏才氣真如汩汩泉水。隻在他的眼裏，偷情都是罪不可赦的大惡。

    潘金蓮和西門慶的通奸發展過程，不僅是一部《水滸》中寫偷情最精彩的，即使放在中國所有寫偷情的文學作品中比，都可以排在前幾位。西門慶向潘金蓮套磁那番功夫，金聖歎評價為："妙於疊，妙於換，妙於熱，妙於冷，妙於寬，妙於緊，妙於瑣碎，妙於影借，妙於忽迎，妙於忽閃，妙於有波桀，妙於無意思，真是一篇錦湊文字。""真所謂其才如海，筆墨之氣，潮氣潮落者也。"

    西門慶與潘金蓮、王婆用計鴆殺了武大郎，顯然是刑事犯罪，當依律處置。可在謀害大郎之前，兩人的奸情，卻屬於道德調整範疇，而非罪行。潘金蓮對武大郎的忠貞義務，是外部的禮法強加的，而非潘氏自願。潘金蓮在做使女的時候，因為反抗主人的糾纏而被記恨，白送給"身材短矮，人物猥瑣，不會風流"的武大郎，--可見潘金蓮原來並非是人盡可夫，見錢眼開的人。武大郎既不能滿足潘金蓮的感情需要，亦不能滿足其性欲需要。"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讓癩蛤蟆吃上天鵝肉，施耐庵就感覺很爽，心態何至如此？

    當武大從鄆哥那裏得知妻子和西門慶的奸情以後，這位老實巴交的善良男人內心一定是非常的痛苦，他意外地得到了這樣一個美女，自己起早貪黑地做小買賣，供養妻子。但是感情是勉強不來的，男女是否般配不僅僅是外貌，更重要的是內心感覺，潘金蓮不愛自己，企圖靠自己對潘的小心愛護，感化潘金蓮是難以生效的。

    這時套用現在的話，武大、潘金蓮的婚姻出現了極大的危機。如何解決這一危機，現在的夫婦先可以協議離婚，協議不成就上法院，法院根據雙方的過錯判定財產的歸屬。

    潘金蓮殺夫當然是不折不扣的犯罪，武二殺嫂的確也是一場悲劇。武大愛潘金蓮卻得不到回報，潘金蓮愛武二亦得不到回報，西門、潘金蓮兩情相悅也很難找到合適的解決辦法。最後演出了殺夫、殺嫂。--西門、潘金蓮、王婆是罪犯，武鬆走正

    常的訴訟程度不能為兄長伸冤，最後也從都頭變成罪犯。當武二扯開曾向自己眉目傳情的嫂子雪白胸脯時，用尖刀一剜，當時他除了悲憤，還想到什麽？

    這場悲劇卻沒有撕裂讀者內心的力量，是因為謀殺與複仇、貞節與yin蕩這種簡單的道德劃分減弱了悲劇的力量。人們看到的是淫婦奸夫和複仇好漢的對立兩極，而未有對促使美女變凶手的深層次思考。--在施耐庵眼裏，稍有出牆心思的女人就是該死的，就是不可饒恕的，中國畢竟產生不了托爾死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樣具有具有終極關懷的作家。

    照《水滸》那時代人的理論，婦道比什麽都重要，不守婦道就被殺死也活該。潘金蓮被人像配牲口一樣配給武大，就應該從一而終；楊雄不愛自己的妻子，但受不了他紅杏出牆，因為妻子是他的私人物品，他不使用也不允許別人染指，他痛恨妻子偷情不是因為愛，而是因為自己的尊顏被挑戰。嬌秀也是這樣，對童、蔡兩家來說，利益同盟最重要，大家族的麵子最重要，而女孩的幸福則算不了什麽。

    宋徽宗放著三宮六院這些滿漢全席不吃，跑到勾欄瓦肆泡民間的*李師師，嚐嚐這道地方小吃。這也是偷情，可在施耐庵的筆下，便不是罪過而是風流佳話了。李師師傍上皇帝後，掛出了"歌舞神仙女，風流花月魁"的廣告牌，看來被皇帝泡是可以大肆渲染的光彩事情。天下人都議論這件事，皇帝不以為許，還常常從專用的地道鑽出來，臨幸一下李師師。而且不避近臣，讓楊太尉親自在外麵站崗。

    同樣偷情為什麽草民幹和皇帝幹這樣大的區別？因為在皇權社會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萬物都是皇帝的私人財產，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奴才，他睡任何一個女人不是偷情而是主人的恩寵，天下女子的房間無非是三宮六院的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