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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了解到塔赫裏太太——現在我管她叫雅米拉阿姨——在喀布爾時，一度以美妙的歌喉聞名。雖然她從不曾得到專業訓練，但她有唱歌的天賦——我聽說她會唱民歌、情歌，甚至還會唱“拉格”，這可通常是男人才唱的。可是，盡管將軍非常喜歡聽音樂——實際上，他擁有大量阿富汗和印度歌星演唱的經典情歌磁帶，他認為演唱的事情最好還是留給那些地位低下的人去做。他們結婚的時候，將軍的條款之一就是，她永遠不能在公開場合唱歌。索拉雅告訴我，她媽媽本來很想在我們的婚禮上高歌一曲，隻唱一首，但將軍冷冷地盯了她一眼，這事就不了了之。雅米拉阿姨每周買一次彩票，每晚看強尼·卡森[2]johnny carson（1925～2005），美國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2]的節目。白天她在花園裏勞動，照料她的薔薇、天竺葵、土豆藤和胡姬花。

    我和索拉雅結婚之後，花草和強尼·卡森不再那麽受寵了。我成了雅米拉阿姨生活中的新歡。跟將軍防人之心甚強的外交手腕——我繼續喊他“將軍大人”，他甚至都沒糾正我——不同，雅米拉阿姨毫不掩飾她有多麽喜歡我。首先，她細數身上病痛的時候，我總是專心聆聽，而將軍對此充耳不聞。索拉雅告訴我，自從她母親中風之後，每次心悸都是心髒病，每一處關節疼痛都是風濕關節炎發作，每一次眼跳都是中風。我記得第一次，雅米拉阿姨給我看她脖子上的腫塊。“明天我會逃課，帶你去看醫生。”我說。將軍笑著說：“那麽，你幹脆退學不去上課算了，我的孩子，你阿姨的病曆就像魯米的著作，厚厚好幾冊呢。”

    但她發現，我不僅是聽她訴說病痛的好聽眾。我深信不疑，就算我抓起來複槍殺人越貨，也依然能得到她對我毫不動搖的憐愛。因為我治愈了她最大的心病，我使她免受折磨，擺脫了每個阿富汗母親最大的恐懼：沒有門戶光彩的人來向她的女兒提親。那她的女兒就會獨自隨著年華老去，無夫無子，無依無靠。凡是女人都需要丈夫，即使他扼殺了她唱歌的天賦。

    並且，從索拉雅口中，我得知了在弗吉尼亞發生的事情的細節。

    我們去參加婚禮。索拉雅的舅舅，沙利夫，替移民局工作那位，替他兒子娶了個紐瓦克的阿富汗女孩。婚禮舉行的宴會廳，就是半年前我和索拉雅成百年之好的地方。我們站在一群賓客之中，看著新娘從新郎家人手中接過戒指。其時我們聽到兩個中年婦女在談話，她們背對著我們。

    “多麽可愛的新娘啊，”她們中一個說，“看看她，那麽美麗，就像月亮一般。”

    “是的，”另外一個說，“而且還純潔呢，品德良好，沒有談過男朋友。”

    “我知道，我告訴你，男孩最好別和他表姐那樣的女人結婚。”

    回家路上，索拉雅放聲大哭。我把福特駛向路邊，停在弗裏蒙特大道的一盞路燈下麵。

    “事情已經過去了，”我說，撩撥著她的秀發，“誰在乎呢？”

    “這太他媽的不公平了。”她嚎叫道。

    “忘掉就好。”

    “她們的兒子晚上到酒吧鬼混，尋歡作樂，搞大女朋友的肚子，未婚生子，沒有人會說半句閑話。哦，他們隻是找樂子的男人罷了。我不過犯了一次錯，而突然之間，所有人都開始談論清白和尊嚴，我一輩子將不得不背負這個罪名，抬不起頭來。”

    我伸出拇指，從她下巴抹去一顆淚珠，就在她的胎記上方。

    “我沒跟你說，”索拉雅說，眼裏泛著淚花，“那天夜裏，我爸爸掏出一把槍。他告訴……那人……說槍膛裏有兩顆子彈，如果我不回家，他就一槍打死他，然後自殺。我尖叫著，用各種各樣的話罵我爸爸，跟他說他無法將我鎖上一輩子，告訴他我希望他去死。”她又哭起來，淚水沾滿嘴唇。“我真的對他那麽說，說我希望他去死。”

    “他把我帶回家時，我媽媽伸臂抱住我，她也哭起來了。她在說話，可是我一句也沒聽清，因為她口齒不清，說話含混。於是我爸爸將我帶回我的房間，令我坐在化妝鏡前麵，給我一把剪刀，不動聲色地叫我把頭發都剪下來。我剪的時候，他就在旁邊看著。”

    “一連好幾個星期，我都沒有出門。而當我走出去的時候，無論走到哪裏，我都能聽到有人竊竊私語，或者那是想像出來的。四年過去了，那個地方離這兒三千英裏，而我還能聽到這些話。”

    “讓他們去死。”我說。

    她破涕為笑，說：“提親那夜，我在電話裏把事情告訴你，原以為你會改變主意。”

    “沒有什麽能改變，索拉雅。”

    她微笑起來，握住我的手。“能夠找到你我真幸運。你和我遇到的阿富汗男人都不同。”

    “讓我們永遠別提這個了，好嗎？”

    “好的。”

    我親親她的臉頰，駛離路邊。我邊開車邊尋思自己何以與眾不同。也許那是因為我在男人堆中長大，在我成長的時候，身旁沒有女人，從未切身體會到阿富汗社會有時對待女人的雙重標準。也許那是因為爸爸，他是非同尋常的阿富汗父親，依照自己規則生活的自由人士，他總是先看社會規範是否入情入理，才決定遵從還是拒絕。

    但我認為，我不在乎別人的過去，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於我自己也有過去。我全都知道，但悔恨莫及。

    爸爸死後不久，索拉雅和我搬進弗裏蒙特一套一居室的房子，離將軍和雅米拉阿姨的寓所隻有幾條街。索拉雅的雙親給我們買了棕色的沙發，還有一套日本產的三笠瓷器，作為喬遷之禮。將軍還額外送我一份禮物，嶄新的ibm打字機。他用法爾西語寫了一張字條，塞在箱子裏麵：

    親愛的阿米爾：

    我希望你從這鍵盤上發現很多故事。

    伊克伯·塔赫裏將軍

    我賣掉爸爸的大眾巴士，時至今日，我再也沒回到跳蚤市場去。每逢周五，我會開車到墓地去，有時，我發現墓碑上擺著一束新鮮的小蒼蘭，就知道索拉雅剛剛來過。

    索拉雅和我的婚姻生活變得波瀾不興，像例行公事。我們共用牙刷和襪子，交換著看晨報。她睡在床的右邊，我喜歡睡在左邊。她喜歡鬆軟的枕頭，我喜歡硬的。她喜歡像吃點心那樣幹吃早餐麥片，然後用牛奶送下。

    那年夏天，我接到聖荷塞州立大學的錄取通知，主修英文。我在桑尼維爾找到一份保安工作，輪班看守太陽穀某家家具倉庫。工作極其無聊，但也帶來相當的好處：下午六點之後，人們統統離開，倉庫的沙發堆至天花板，一排排蓋著塑料覆膜，陰影爬上它們之間的通道，我掏出書本學習。正是在家具倉庫那間彌漫著鬆香除臭劑的辦公室，我開始創作自己的第一本。

    第二年，索拉雅也跟著進了聖荷塞州立大學，主修教育，這令她父親大為光火。

    “我搞不懂你幹嗎要這樣浪費自己的天分，”某天用過晚飯後，將軍說，“你知道嗎，親愛的阿米爾，她念高中的時候所有課程都得優秀？”他轉向她，“像你這樣的聰明女孩，應該去當律師，當政治科學家。並且，奉安拉之名，阿富汗重獲自由之後，你可以幫忙起草新的憲法。像你這樣聰明的年輕阿富汗人大有用武之地。他們甚至會讓你當大臣，旌表你的家族。”

    我看到索拉雅身子一縮，繃緊了臉。“我又不是女孩，爸爸。我是結了婚的婦女。還有，他們也需要教師。”

    “誰都可以當教師。”

    “還有米飯嗎，媽媽？”索拉雅說。

    在將軍找借口去海沃德看望朋友之後，雅米拉阿姨試著安慰索拉雅。“他沒有惡意，”她說，“他隻是希望你出人頭地。”

    “那麽他便可以跟他的朋友吹牛啦，說他有個當律師的女兒。又是一個軍功章。”索拉雅說。

    “胡說八道！”

    “出人頭地，”索拉雅不屑地說，“至少我不喜歡他，當人們跟俄國佬幹仗，他隻是坐在那兒，幹等塵埃落地，他就可以趁機而入，去要回他那個一點也不高貴的官職。教書也許清貧，但那是我想做的！那是我所喜愛的，順便說一下，它比領救濟金好得太多了。”

    雅米拉阿姨欲說還休：“要是他聽到你這麽說，以後再也不會跟你搭腔了。”

    “別擔心，”索拉雅不耐煩地說，將紙巾丟在盤子裏，“我不會傷害他那寶貝的尊嚴。”

    1988年夏季，俄國人從阿富汗撤軍之前約莫半年，我完成第一部，講述父與子的故事，背景設在喀布爾，大部分是用將軍送的打字機寫出來的。我給十幾家出版機構寄去征詢信。8月某天，我打開信箱，看到有個紐約的出版機構來函索取完整的書稿，我高興得呆住了。次日我把書稿寄出。索拉雅親了那包紮妥當的書稿，雅米拉阿姨堅持讓我們將它從《可蘭經》下穿過。她說要是我書稿被接受，她就會替我感謝真主，宰一頭羊，把肉分給窮人。

    “拜托，別宰羊，親愛的阿姨。”我說，親了親她的臉頰。“隻要把錢分給有需要的人就好了，別殺羊。”

    隔了六個星期，有個叫馬丁·格林瓦特的家夥從紐約給我打電話，許諾當我的出版代表。我隻告訴了索拉雅：“僅僅有了代理機構，並不意味著我的書能夠出版。如果馬丁把賣掉，我們到時再慶祝不遲。”

    一個月後，馬丁來電話，說我就要成為一名有作品出版的家。我告訴索拉雅，她尖叫起來。

    那天晚上，我們做了豐盛的晚飯，請來索拉雅的父母，以示慶祝。雅米拉阿姨做了瓤飯團——米飯包著肉丸——和杏仁布丁。將軍眼裏泛著淚花，說他為我感到驕傲。塔赫裏將軍和他妻子離開之後，我拿出一瓶回家路上買的昂貴幹紅葡萄酒，索拉雅和我舉杯相慶。將軍不讚同女人喝酒，他在的時候索拉雅滴酒不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