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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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我感到很驕傲,”她說,舉杯和我碰了一下,“叔叔也一定會為你驕傲。”

    “我知道。”我說,想起爸爸,希望他地下有靈。

    等到夜闌人靜,索拉雅入睡——酒精總是讓她睡意蒙矓——之後,我站在陽台,吸著冰涼的夏夜空氣。我想起拉辛汗,還有那鼓勵我寫作的字條,那是他讀了我寫的第一個故事之後寫下的。我想起哈桑。總有一天,奉安拉之名,你會成為了不起的作家。他曾經說。全世界的人都會讀你的故事。我生命中有過這麽多美好的事情,這麽多幸福的事情,我尋思自己究竟哪點配得上這些。

    在第二年,也就是1989年夏天出版,出版社讓我到五個城市簽售。就在那年,俄國佬的軍隊從阿富汗撤得幹幹淨淨。那本來應該是阿富汗人的光榮。可是,戰亂繼續,這次是內戰,人民聖戰者組織和納吉布拉傀儡政權之間的鬥爭。阿富汗難民依舊如潮水般湧向巴基斯坦。就在那一年,冷戰結束,柏林牆倒塌。在所有這些之中,阿富汗被人遺忘。而塔赫裏將軍,俄國人撤軍曾讓他燃起希望,又開始給他的懷表上發條了。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和索拉雅打算生個孩子。

    想到自己要當父親,我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又害怕又開心,又沮喪又興奮。我在想,自己會成為什麽樣的父親呢?我既想成為爸爸那樣的父親,又希望自己一點都不像他。

    但一年過去了,什麽都沒發生。隨著月經一次次如期而至,索拉雅越來越沮喪,越來越焦躁,越來越煩惱。等到那時,原先隻是旁敲側擊的雅米拉阿姨也變得不耐煩了。“好啦!我什麽時候能給我的孫子唱搖籃曲啊?”將軍永遠不失普什圖人風範,從來不過問——提起這些問題,意味著試探他女兒和一個男人的性生活,盡管這個男人跟他女兒結婚已經超過四年之久。但每當雅米拉阿姨問起孩子,讓我們難為情的時候,他總是眼睛一亮。

    “有時生孩子需要花一點時間。”某天夜裏我對索拉雅說。

    “一年了,可不是一點時間,阿米爾!”她冷冷說,聲音完全像變了一個人,“肯定有問題,我知道。”

    “那麽我們去看看大夫。”

    羅森大夫大腹便便,臉蛋圓潤,一口細牙齒相當整齊,說話稍微帶點東歐口音,有些像斯拉夫人。他對火車情有獨鍾——他的辦公室到處都是跟鐵路曆史有關的書籍、火車頭模型,還有各種照片:鐵軌上的火車穿過如黛青山或者橋梁。他的桌子上方懸掛著一條標語:生命如火車,請上車。

    他替我們出謀策劃。我先做檢查。“男人簡單些。”他說,手指在紅木辦公桌上輕輕敲打。“男人的管道就像他的頭腦:簡單,很少出人意外。你們女士就不同了……這麽說吧,上帝造你們的時候花了很多心思。”我懷疑他是不是碰到每對夫婦,都要扯這套管道理論。

    “我們真幸運。”索拉雅說。

    羅森大夫大笑,不過笑聲聽上去很假。他給我一張測試紙和一個塑料罐,要求索拉雅定期做血檢。我們握手作別。“歡迎上車。”他說,請我們出去。我通過了測試。

    接下來幾個月,索拉雅不斷做檢查:基礎體溫,抽血檢查每一種所能想像得到的荷爾蒙,某種叫“子宮黏液測試”的檢查,超聲波,更多的血檢,更多的尿檢。索拉雅還接受了“宮腔鏡”檢查——羅森大夫將顯微鏡插進索拉雅的**,進行檢視,他沒發現異常。“管道很幹淨。”他一邊脫掉橡膠手套,一邊宣布。我希望他別這樣稱呼——我們又不是浴室!檢查統統結束之後,他解釋說他無法解釋為什麽我們懷不上小孩。而且,很顯然,這並不罕見。這叫“原因不明性不孕症”。

    接下來是治療期。我們服用一種叫“克羅米芬”的藥物,索拉雅還定期給自己注射“尿促性素”。這些全沒效,羅森大夫建議我們考慮體外受孕。我們收到一封來自“健康維護組織”的信函,措辭禮貌,祝我們好運,並說恕不替我們支付那筆費用。

    我們動用我那本的預付金支付了治療費用。體外受孕繁瑣冗長,令人沮喪,最終也沒有成功。好幾個月在候診室翻閱諸如《時尚好管家》、《讀者文摘》之類的雜誌之後,穿過無數紙袍、走進一間間點著熒光燈的冰冷無菌檢查室之後,一次次屈辱地跟素昧平生的人談論我們性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後,無數次注射、探針和采集精子之後,我們回去找羅森大夫和他的火車。

    他坐在我們對麵,用手指敲著桌子,第一次用了“收養”這個字眼。索拉雅一路上哭著回家。

    我們最後一次去拜訪羅森大夫之後那個周末,索拉雅把這驚人的消息告訴她父母。我們坐在塔赫裏家後院的燒烤椅子上,烤著鱒魚,喝著酸奶。那是1991年3月的某個黃昏。雅米拉阿姨已經給她的薔薇和新種的金銀花澆過水,它們的芳香混雜著烤魚的味道。她已經兩次從椅子上伸出手,去撫摸索拉雅的頭發。“隻有真主最清楚。我的孩子,也許事情不是這樣的。”

    索拉雅一直低頭看著她的雙手。我知道她很疲累,厭倦了這一切。“大夫說我們可以收養一個。”她低聲說。

    聽到這個,塔赫裏將軍抬起頭來,給烤爐蓋上蓋子。“他真的這麽說?”

    “他說那是個選擇。”索拉雅說。

    在家裏我們已經就收養交換過意見,索拉雅並不想那麽做。“我知道這很蠢,也許還有些虛榮,”在去她父母家的途中,她說,“可是我止不住這個念頭。我總是夢想,我可以把孩子擁在懷裏,知道我用血水養了他九個月,我夢想有一天,我看著他的眼睛,吃驚地看到你或我的影子。我夢想那嬰兒會長大成人,笑起來像你或者像我。如果沒有……這有錯嗎?”

    “沒有。”我說。

    “我很自私嗎?”

    “不,索拉雅。”

    “因為如果你真的想那麽做……”

    “不,”我說,“如果我們打算那麽做,我們根本就不應該有任何動搖,並且,我們的意見必須一致。要不然對孩子不公平。”

    她把頭靠在車窗上,在剩下的路程中一言不發。

    當時將軍坐在她身旁:“我的孩子,關於收養……這件事,我不知道對我們阿富汗人來說是否合適。”索拉雅疲憊地看著我,幽幽歎氣。

    “首先,他們長大成人,想要知道親生父母是誰,”他說,“你們對此不能抱怨。你們操勞多年,所做全為了他們,有時候,他們會離家出走,去尋找給他們生命的人。血緣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千萬不能忘記。”

    “我不想再談論這個話題了。”索拉雅說。

    “我再說一件事。”他說。我察覺到他激動起來了,我們聽到將軍的一番高談闊論:“這裏就拿親愛的阿米爾來說吧。我們都認得他的父親,我在喀布爾之時,便認得他的祖父是什麽人,還認得他的曾祖父。如果你們問起,我可以坐下來,細數他好幾代祖先。這就是為什麽他的爸爸——真主保佑他安息——前來提親,我不假思索就應承的原因。而且,相信我,如果他的爸爸不了解你祖上的曆史,也不會要你當他的媳婦。血緣是最重要的,我的孩子,你們收養別人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將誰的血帶進家門。”

    “現在,如果你們是美國人,這不成問題。這裏的人們為了愛情結合,家族和祖輩根本不起作用。他們收養孩子也是這樣的,隻要嬰兒健康,每個人都很高興。但我們是阿富汗人,我的孩子。”

    “魚烤好了嗎?”索拉雅說。塔赫裏將軍眼睛盯著她,他拍拍她的膝蓋。“高興點吧,就為你身體健康,還有個好丈夫。”

    “你怎麽想呢,親愛的阿米爾?”雅米拉阿姨問。

    我把酒杯放到架子上,上麵一排天竺葵滴著水。“我同意將軍大人的看法。”

    將軍很滿意,點點頭,走回烤架去。

    我們都有不收養的理由。索拉雅有她的理由,將軍有他的理由,而我的理由是:也許在某個地方,有某個人,因為某件事,決定剝奪我為人父的權利,以報複我曾經的所作所為。也許這是我的報應,也許這樣是罪有應得。也許事情不是這樣的。雅米拉阿姨說。或者,也許事情注定是這樣的。

    幾個月後,我們用我第二部的預付款作為最低首期付款,買下一座漂亮的維多利亞式房子,有兩個臥房,位於舊金山的巴諾爾山莊。它有尖尖的屋頂,硬木地板,還有個小小的後院,盡頭處有一個曬台和一個火爐。將軍幫我重新擦亮曬台,粉刷牆壁。雅米拉阿姨抱怨我們搬得這麽遠,開車要一個半小時,特別是她認為索拉雅需要她全心全意的愛護和支持——殊不知正是她的好意和憐憫讓索拉雅難以承受,這才決定搬家。

    有時候,索拉雅睡在我身旁,我躺在床上,聽著紗門在和風吹拂下開開關關,聽著蟋蟀在院子裏鳴叫。我幾乎能感知到索拉雅子宮裏的虛空,它好像是個活著的、會呼吸的東西。它滲進我們的婚姻,那虛空,滲進我們的笑聲,還有我們的交歡。每當夜闌人靜,我會察覺到它從索拉雅身上升起,橫亙在我們之間。像新生兒那樣,睡在我們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