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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個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過去是阿富汗的新年，灣區的阿富汗人計劃在東灣和半島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卡比爾、索拉雅和我還有另外一個慶祝的理由：我們在拉瓦爾品第的小醫院重新開張了，沒有外科手術組，隻是個兒科診所。但我們一致認為這是個好的開始。

    天氣晴朗了好幾天，但星期天早晨，我剛把腳伸出床外的時候，聽到雨水沿窗戶滴落的聲音。阿富汗運氣，我想，暗暗發笑。索拉雅還在睡覺的時候，我已經做完早禱——我不用再求助從清真寺得來的禱告手冊了，禱詞熟極而流，毫不費勁。

    我們是在中午到的，發現地麵插了六根柱子，上麵搭了長方形的塑料布，裏麵有一些人。有人已經開始炸麵餅；蒸汽從茶杯和花椰菜麵鍋冒出來。一台磁帶播放機放著艾哈邁德·查希爾聒噪的老歌。我們四個人衝過那片潮濕的草地時，我微微發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麵，雅米拉阿姨在中間，後麵是索拉博，他穿著黃色雨衣，兜帽拍打著他的後背。

    “什麽事這麽好笑？”索拉雅說，將一張折好的報紙舉在頭頂。

    “你可以將阿富汗人帶離帕格曼，但卻無法讓帕格曼離開阿富汗人。”我說。

    我們站在那臨時搭建的棚子下麵。索拉雅和雅米拉阿姨朝一個正在炸菠菜麵餅的肥胖女人走去。索拉博在雨棚下麵站了一會，接著走回雨中，雙手插進雨衣的口袋，他的頭發——現在跟哈桑的頭發一樣，都是棕色的直發——貼在頭上。他在一個咖啡色的水坑旁邊停下，看著它。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人喊他進來。隨著時間流逝，人們終於仁慈地不再問起我們收養這個——他的行為怪異一目了然——小男孩的問題。而考慮到阿富汗人的提問有時毫不拐彎抹角，這當真是個很大的解脫。人們不再問為什麽他不說話，為什麽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興的是，他們不再用誇張的同情、他們的慢慢搖頭、他們的咋舌、他們的“噢，這個可憐的小啞巴”來讓我們窒息。新奇的感覺不見了，索拉博就像發舊的牆紙一樣融進了這個生活環境。

    我跟一頭銀發的小個子卡比爾握手。他把我介紹給十來個男人，有個是退休教師，另外一個是工程師，有個原先是建築師，有個目前在海沃德擺攤賣熱狗的外科醫師。他們都說在喀布爾就認識爸爸了，而他們談起他的時候都很敬重。他總是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他們的生活。那些男人都說我有這麽一個了不起的父親真幸運。

    我們談起卡爾紮伊麵對的困難，還有他那也許吃力不討好的工作，談起即將召開的大國民議會，還有國王在流亡二十八年之後即將重返他的家園。我記得1973年查希爾國王被他的表親推翻的那個夜晚，我記得槍炮聲和亮出銀光的天空——阿裏摟著我和哈桑，告訴我們別害怕，說他們隻是在獵野鴨。

    接著有人說了個納斯魯丁毛拉的笑話，我們都哈哈大笑。“你知道嗎，你爸爸也是個幽默的人。”卡比爾說。

    “他是的，難道不是嗎？”我說，微笑著想起在我們剛來美國之後不久，爸爸開始抱怨美國的蒼蠅。他拿著蒼蠅拍坐在廚房裏，看著蒼蠅從這麵牆衝到那麵牆，在這兒嗡嗡叫，在那兒嗡嗡叫，飛得又快又急。“在這個國家，甚至連蒼蠅都在趕時間。”他埋怨說。記得當時我哈哈大笑。現在我想起來，微笑著。

    到三點的時候，雨晴了，鉛灰色的天空陰雲密布，一陣寒風吹過公園。更多的家庭來到了。阿富汗人彼此問候，擁抱，親吻，交換食物。有人在燒烤爐中點了木炭，很快，我聞到大蒜和烤肉的香味。我聽到音樂，一些我不認識的新歌星的音樂，還有孩子們的咯咯笑。我看見索拉博依舊穿著他的黃色雨衣，斜倚著一個垃圾桶，眼光越過公園，望著那頭空蕩蕩的擊球練習區。

    過了一會，我正在跟那個原來當外科醫師的人聊天，他說他念八年級的時候跟我爸爸是同學，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爾，看！”

    她指著天空。幾隻風箏高高飛翔，黃色的、紅色的、綠色的，點綴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奪目。

    “去看看。”索拉雅說，這次她指著一個在附近擺攤賣風箏的家夥。

    “拿著。”我說，把茶杯遞給索拉雅。我告辭離開，鞋子踩在潮濕的草地上，走到那個風箏攤。我指著一隻黃色風箏。“新年快樂。”賣風箏的人說，接過二十美元，把那個風箏和一個纏著玻璃線的木軸遞給我。我向他道謝，也祝他新年快樂。我試試風箏線，像過去哈桑和我經常做的那樣，用拇指和食指捏著拉開。它被血染紅，賣風箏那人微微發笑，我報以微笑。

    我把風箏帶到索拉博站著的地方，他仍倚著垃圾桶，雙手抱在胸前，抬頭望著天空。

    “你喜歡風箏嗎？”我舉起風箏橫軸的兩端。他的眼睛從天空落到我身上，看看風箏，又望著我。幾點雨珠從他頭發上滴下來，流下他的臉龐。

    “有一次我在書上看到，在馬來西亞，人們用風箏來捉魚。”我說，“我敢打賭你不知道。他們在風箏上綁釣魚線，讓它飛過淺水，這樣它就不會投下陰影，不會嚇走魚兒。在古代中國，那些將領經常在戰場放飛風箏，給他們的人傳訊。這是真的，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我把流血的拇指給他看，“這根線也沒問題。”

    我用眼角的餘光瞥見索拉雅在帳篷那邊望著我們，她雙手緊張地夾在腋下。跟我不同的是，她已經慢慢放棄了親近他的念頭。那些問而不答的狀況、那空洞的眼神、那沉默，所有這些太讓人痛苦了。她已經轉入“待命狀態”，等著索拉博亮起綠燈。等待著。

    我舔舔食指，將它豎起來。“我記得你父親測風向的辦法是用他的拖鞋踢起塵土，看風將它吹到那兒。他懂得很多這樣的小技巧。”我放低手指說，“西風，我想。”

    索拉博擦去耳垂上的一點雨珠，雙腳磨地，什麽也沒說。我想起索拉雅幾個月前問我，他的聲音聽起來像什麽。我告訴她我也不記得了。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你爸爸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最棒的追風箏的人？也許還是全喀布爾最棒的？”我一邊說，一邊將卷軸的線頭係在風箏中軸的圓環上。“鄰居的小孩都很妒忌他。他追風箏的時候從來不用看著天空，大家經常說他追著風箏的影子。但他們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爸爸不是在追什麽影子，他隻是……知道。”

    又有幾隻風箏飛起來，人們開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手裏拿著茶杯，望向天空。

    “好吧。”我聳聳肩，“看來我得一個人把它放起來了。”

    我左手拿穩卷軸，放開大約三英尺的線。黃色的風箏吊在線後搖晃，就在濕草地上麵。“最後的機會了哦。”我說。可是索拉博看著兩隻高高飛在樹頂之上的風箏。

    “好吧，那我開始了。”我撒腿跑開，運動鞋從水窪中濺起陣陣雨水，手裏抓著線連著風箏的那頭，高舉在頭頂。我已經有很久、很多年沒這麽做過了，我在懷疑自己會不會出洋相。我邊跑邊讓卷軸在我手裏轉開，感到線放開的時候又割傷了我的右手。風箏在我肩膀後麵飛起來了，飛翔著，旋轉著，我跑得更快了。卷軸迅速旋轉，風箏線再次在我右掌割開一道傷痕。我站住，轉身，舉頭，微笑。在高高的上方，我的風箏像鍾擺那樣從一邊蕩到另一邊，發出那久遠的“鳥兒撲打翅膀”的聲音，那種總是讓我聯想起喀布爾冬天早晨的聲音。我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有放過風箏了，但刹那之間，我又變成十二歲，過去那些感覺統統湧上心頭。

    我感到有人在我旁邊，眼睛朝下看：是索拉博。他雙手深深插在雨衣口袋中，跟在我身後。

    “你想試試嗎？”我問。他一語不發，但我把線遞給他的時候，他的手從口袋伸出來，猶疑不決，接過線。我轉動卷軸把線鬆開，心跳加速。我們靜靜地並排站著，脖子仰起。

    孩子在我們身邊相互追逐，不斷有人跌在草地上。現在有人用口琴吹奏出一曲舊印度電影的音樂。一排老人在地麵鋪開塑料布，跪在其上做下午禱告。空氣散發著濕潤的青草味、煙味和烤肉味。我希望時間能靜止不動。

    接著我看到我們有伴了。一隻綠色的風箏正在靠近。我沿著線往下看，見到一個孩子站在離我們三十米外。他留著平頭，身上的恤衫用粗黑字體印著“rock rules”。他見到我在看著他，微微發笑，招招手。我也朝他招手。

    索拉博把線交還我。

    “你確定嗎？”我說，接過它。

    他從我手裏拿回卷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