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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我說，“讓我們給他一點顏色瞧瞧，教訓他一下，好吧？”我俯視著他，他眼裏那種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經不見了。他的眼光在我們的風箏和那隻綠色風箏之間來回轉動，臉色有一點點發紅，眼睛驟然機警起來。蘇醒了。複活了。我在尋思，我什麽時候忘了？不管怎麽說，他仍隻是一個孩子。

    綠色風箏采取行動了。“我們等等，”我說，“我們會讓它再靠近一些。”它下探了兩次，慢慢朝我們挪過來。“來啊，過來啊。”我說。

    綠風箏已經更近了，在我們稍高的地方拉升，對我為它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看，索拉博，我會讓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歡的招數，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索拉博挨著我，用鼻子急促地呼吸著。卷軸在他手中滾動，他傷痕累累的手腕上的筋腱很像雷巴布琴的琴弦。我眨眨眼，瞬間，拿著卷軸的是一個兔唇男孩指甲破裂、長滿老繭的手。我聽見某個地方傳來牛的哞哞叫，而我抬頭，公園閃閃發光，鋪滿的雪多麽新鮮，白得多麽耀眼，令我目眩神迷。雪花無聲地灑落在白色的枝頭上，現在我聞到了蕪青拌飯的香味，還有桑椹幹、酸橙子、鋸屑和胡桃的氣味。一陣雪花飛舞的寂靜蓋住了所有聲音。然後，遠遠地，有個聲音穿透這片死寂，呼喊我們回家，是那個拖著右腿的男人的聲音。

    綠風箏現在就在我們正上方翱翔。“我們現在隨時可以把它幹掉了。”我說，眼睛在索拉博和我們的風箏間飛快地轉著。

    綠風箏搖搖晃晃，定住位，接著向下衝。“他玩完了！”我說。

    這麽多年之後，我無懈可擊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我鬆開手，猛拉著線，往下避開那隻綠風箏。我側過手臂，一陣急遽的抖動之後，我們的風箏逆時針劃出一個半圓。我突然占據了上麵的位置。綠色風箏現在驚惶失措，慌亂地向上攀升。但它已經太遲了，我已經使出哈桑的絕技。我猛拉著線，我們的風箏直墜而下。我幾乎能聽見我們的線割斷他的線，幾乎能聽見那一聲斷裂。

    然後，就那樣，綠風箏失去控製，搖搖晃晃地摔下來。

    我們身後的人們歡呼叫好，爆發出陣陣口哨聲和掌聲。我喘著氣。上一次感到這麽激動，是在1975年那個冬日，就在我剛剛割斷最後一隻風箏之後，當時我看見爸爸在我們的屋頂上，鼓著掌，容光煥發。

    我俯視索拉博，他嘴角的一邊微微翹起。

    微笑。

    斜斜的。

    幾乎看不見。

    但就在那兒。

    在我們後麵，孩子們在飛奔，追風箏的人不斷尖叫，亂成一團，追逐那隻在樹頂高高之上飄搖的斷線風箏。我眨眼，微笑不見了。但它在那兒出現過，我看見了。

    “你想要我追那隻風箏給你嗎？”

    他的喉結吞咽著上下蠕動。風掠起他的頭發。我想我看到他點頭。

    “為你，千千萬萬遍。”我聽見自己說。

    然後我轉過身，我追。

    它隻是一個微笑，沒有別的了。它沒有讓所有事情恢複正常。它沒有讓任何事情恢複正常。隻是一個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樹林中的一片葉子，在驚鳥的飛起中晃動著。

    但我會迎接它，張開雙臂。因為每逢春天到來，它總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許我剛剛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我追。一個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風拂過我的臉龐，我唇上掛著一個像潘傑希爾峽穀那樣大大的微笑。

    我追。返鄉手記

    阿米爾將會第一個告訴讀者他既不是最高尚的人，也不是最勇敢的人。但三年前，他做了一件既高尚又勇敢的事情。

    他回到當時仍由塔利班管製的阿富汗，去償還一筆未了的債務。離鄉背井二十年之後，他舊地重遊，隻為補救童年犯下的過錯。他回去拯救一個素昧平生的孩子，也為了讓自己脫離負疚的苦海。這段旅途幾乎要了他的命。實際上，派他去的人正是我。這是簡單的事情。畢竟，阿米爾是我創造的，他是我的《追風箏的人》的主角。

    然後，2校對完畢、已然付梓之際，我發現自己跟隨筆下主角的腳步，坐在阿裏亞納航空公司一架飛往喀布爾的波音727飛機的窗邊。跟阿米爾一樣，我去國已久，實際上離開了將近二十七年；當初離開阿富汗，我十一歲，是個身材瘦弱的七年級學生。如今重歸故土的我已三十八歲，是定居加利福尼亞州北部的醫生，是一名作家，是一名丈夫，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我凝望著窗外，等待飛機刺穿雲層，等待喀布爾在我下方出現。喀布爾出現了，我想起了《追風箏的人》中的幾句文字，突然對阿米爾的想法感同身受：我突然感到和這片故土血脈相連。這讓我大吃一驚。因為我曾以為我早已將這片土地遺忘。但我沒忘。也許阿富汗也沒有忘記我。文學創作有一條成規，就是你得寫你親身經曆過的事情。我卻將要親身經曆我業已寫下的事情。

    由於這種異乎尋常的情況，我在喀布爾停留的兩個星期絕對是一段超現實的日子，因為每天看到的地方、見到的事情，我已經在腦海中通過阿米爾的眼睛看見了。例如，第一次在人群擁擠的喀布爾街頭走動時，和阿米爾一樣，我心中充滿了回家探望一位舊友的感慨。但跟阿米爾一樣，我也覺得自己在祖國像個遊客。我們兩人都離開很久了，都沒有親自參與戰鬥，都沒有和阿富汗人民一起揮灑熱血。阿米爾的負疚我已經寫下。如今我嚐到它的滋味了。

    很快，阿米爾的記憶和我自己的記憶之間的界線開始模糊。在《追風箏的人》這本書中，我憑著記憶寫出了阿米爾的經曆，如今則輪到我來體驗著他的記憶。當我坐車駛過曾經美麗但已為戰爭所摧殘的雅德梅灣大道，當我路過坍塌的房子，路過一堆堆的廢墟，見到那些沒有屋頂的牆壁彈孔宛然，行乞的人們托庇其中，我想起了上個世紀7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我爸爸曾在這兒給我買玫瑰露雪糕。我還記得阿米爾和愛護他的傭人哈桑過去常在這條街道向一個叫塞弗的盲眼老人買風箏。我坐在電影院公園殘破的台階上，我和我的兄弟從前經常在冬天來這裏看免費的原聲俄國電影，阿米爾和哈桑也曾在這裏將他們最喜歡的美國西部片《七俠蕩寇誌》看了不下十三遍。我和阿米爾一道經過那些煙霧繚繞的小小烤肉店，我們的父親過去常常帶我們到這些店去，裏麵依然有汗津津的男人盤腿坐在燒炭的烤架之後，使勁揮動扇子，將羊肉串燒得嗞嗞響。我們一起在16世紀的巴布爾王的花園中仰望天空，望見一隻風箏在城市之上飄揚。我想起1975年一個陽光明媚的冬日，哈桑和阿米爾參加風箏大賽的那一天。那是個命定的日子，十二歲的阿米爾在那天做了一個選擇，背叛了忠於他的朋友哈桑，那是一個在他餘生中陰魂不散的日子，他的選擇將會讓成年之後的他回到阿富汗，回來麵對塔利班，回來尋求救贖。當我坐在伽茲體育館的一條凳子上，和數千個阿富汗人觀看新年大遊行，我想起了我的父親和我1973年在這兒看過一場騎馬爭奪比賽，而且也想起了阿米爾，就在這個體育館，他曾見證塔利班的黨羽用石頭將一對偷情的男女擲死，就在南邊的門柱，而實際上，此時有一群穿著傳統服裝的年輕人正圍成圓圈跳舞。

    但也許在我爸爸的舊房子，和生活的碰撞才最讓我暈眩。這座房子在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我在其間度過了童年，和我一樣，阿米爾也正是在這個城區重新找到他爸爸的舊房子。我找這個地方花了三天——我沒有地址，這個城區變化又極大——但我一直找啊找，直到我看到那扇門熟悉的拱頂。

    我走進了我家的舊房子，住在那兒的士兵很大方，容許我在裏麵緬懷往事。我發現跟阿米爾童年的房子一樣，我家房子的油漆已然褪色，青草已然枯萎，牆壁已然崩壞。和阿米爾一樣，我吃驚地發現這座房子實際上很小，全然不是這麽多年來我記憶中的樣子。而當我踏進前門——我發誓我所說的並非虛言——我見到車道上有一片油汙，就像阿米爾也在他父親的車道上見到的一樣。和那些士兵道別，向他們致謝的時候，我還意識到別的事情：要不是寫下了《追風箏的人》，找到我父親的房子給我帶來的情感衝擊會強烈得多。畢竟，我已經體驗過這樣的感覺了。我站在阿米爾身邊，站在他父親的房子——如今已被殺人如麻的塔利班黨羽所占據——的門前，感受到他的失落。我看著他雙手摩挲著鏽蝕的鍛鐵籬笆，我們一起凝望著塌陷的屋頂和殘破的屋前台階。因為寫下了那個場景，我再也不會被某些體驗深深地打動。也許這就是藝術對生活的僭越吧。

    卡勒德·胡塞尼

    2003-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