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複姓公孫，名鞅。戰國中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

    商鞅出身於衛國貴族，早年做魏相公孫痤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史記·秦本紀》）商鞅在秦國執政近20年，使秦國一躍成為當時民富強的國家，為秦爾後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因功被封於商邑，稱商君，故又稱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乏，惠文王派人捕殺了他，並車裂其屍，滅其全家。

    《商君書》也稱《商子》，現存24篇，戰國時商鞅及其後學的著作匯編，是法家學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君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涉及軍事，其主要的軍事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四個方麵。

    一是積極主張戰爭。它認為戰國時代是武力征伐的時代，“萬乘莫不戰，千乘莫不守。”（《開塞》）在這個特殊的曆史條件下，戰爭直接關係到國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稱王稱霸，就必須從事戰爭，“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反對所謂“非兵”、“羞戰”的論調，明確肯定戰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戰去戰，雖戰可也。”（《畫策》）

    二是農戰結合。它認為，農耕為攻戰之本，因為農業生產不僅為戰爭提供物質基礎，而且人民致力於農耕，才會安土重居，從而為保衛國土而戰。農、戰結合才能使國富兵強。

    三是重刑厚賞，以法治軍。“賞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內》）通過刑、賞要造成人民“樂戰”的風氣，“民聞戰而相賀也，起居飲食所歌謠者，戰也。”（《賞刑》）

    四是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戰略、戰術。主張明察敵情，量力而行，權宜機變，靈活主動。強調用兵作戰要“謹”，反對盲動。注重士氣在作戰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討了守城防禦作戰的原則和方法。

    當然，《商君書》的軍事思想必然帶有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戰，將戰爭抬高到壓倒一切的地位，以為戰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這顯然是片麵的。至於“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畫策》）的觀點，則反映了它與廣大人民眾尖銳對立的階級立場。

    “自治”二字作為一個固定詞組連用，蓋始自《商君書》，在其《定分篇》中，“自治”一詞，凡三見。曰：“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敢開一言以枉法；雖有千金，不能以用一銖。故知詐賢能者皆作而為善，皆務自治奉公。”曰：“聖人必為法令置官也置吏也為天下師，所以定名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願愨而各自治也。”又曰：“聖人立天下而無刑死者，非不刑殺也，行法令明白易知，為置法官吏為之師以道之，知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而皆以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終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從字麵的意思看，《商君書》中的“自治”，是指民眾自己治理自己。法家學派中，商鞅一派最重視“法”的功能，他們強調整個社會應在法製的控製之下，依法而行事，吏民皆知法守法，在這個前提下，民眾做好自己份內的職事則可，此即為“自治”。但是，在《商君書》特定的語境下，“自治”仍有自己特有的意涵，即第一，“自治”是法製框架下的“自治”，實際上是法製框架下的無條件順從；第二，從中可能體察出民眾自由和權利的缺失。筆者不揣淺陋，略述其所以，以就教於方家。

    二

    由上所述，《商君書》所談的“自治”，並沒有凸顯民眾的自由和權利。事實上，《商君書》在富國強兵和穩定的口號下，進一步壓製了民眾對自由和權利的訴求。

    在《商君書》裏，君主作為一個明主、作為一個聖人的主要標誌，就是要實現“富國強兵”。《商君書》內所談論的所有問題，基本上都是圍繞這個“富國強兵”這一個核心來展開的，其中論及“強國、國強、國富、強兵、兵強、無敵”的字眼貫穿始終。事實上，秦孝公及商鞅在秦國變法，也正是為了此目的。《更法篇》曰：“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是為其證。

    視實力為立國之本、實現國家的強大是《商君書》政治思想的主要原則。《慎法篇》曰：“國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農戰篇》曰：“常官則國治，壹務則國富。”《畫策篇》也說：“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為己用。其誌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說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勝強敵者，先自勝者也。”《史記·商君列傳》雲：“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君主以戰得強兵，民眾以戰獲軍功，在整個社會言戰的氣氛之下，秦國社會組織、思想意識及行政政策均準軍事化，最終形成一個厚具有濃軍事意味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絕對服從和嚴格等級成為主要特征。

    維持穩定也是《商君書》中的主旨之一。《弱民篇》曰：“主操權，利；故主貴多變，國貴少變。”《農戰篇》雲：“凡治國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國作壹一歲者，十歲強；作壹十歲者，百歲強；作壹百歲者，千歲強，千歲強者王。”《壹言篇》曰：“治國能摶民力而壹民務者強，能事本而禁末者富。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製度察則民力摶，摶而不化則不行，行而無富則生亂。故治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其殺力也，以事敵勸農也。”

    同時，在《商君書》中，還有轉嫁國內危機於外國之策劃。《靳令篇》曰：“國貧而務戰，毒輸於敵，無六虱，必強。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有六虱，必弱。”《去強篇》曰：“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虱官生，必削；國遂戰，毒輸於敵國，無禮樂虱官，必強。舉勞任功曰強，虱官生必削。”把一切鬥爭的矛頭指向於外，從而保證國內局勢的穩定。《史記·商君列傳》雲秦人“為私鬥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又雲秦人“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可見在法令及政策上是有相關的規定的。

    富國強兵與政治社會穩定相互表裏，富國強兵，是政治社會穩定的前提。而關鍵在於，社會及政治的穩定，不會打破當前的政治格局和社會階層關係，因此，也就不可能損害社會的整體利益，既得的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就可得以保全。穩定主張的提出，就具有尊重當前既得利益的政治意味。

    由上述看，民眾仍然是政治統治的工具。為了能使民眾成為馴服的統治工具，《商君書》反複重申法製、以法治國的原則。

    在《商君書》中，“法”是政治生活中的最可重視的因素。《畫策篇》曰：“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又曰：“聖王者，不貴義而貴法——法必明，令必行，則已矣。”《錯法篇》曰：“夫聖人之存體性，不可以易人；然而功可得者，法之謂也。”《慎法篇》曰：“法任而國治矣。”

    為了厲行法製，法令必須掌控在君主所能控製的法官係統之內。《君臣篇》曰：“故明主慎法製。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言中法，則聽之；行中法，則高之；事中法，則為之。”《靳令篇》曰：“靳令則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奸，法已定，不以善言害法。”執法是法製的重要環節。《慎法篇》雲：“劫以刑，驅以賞。”執法的精神要充分體現在刑賞上。民之情，皆懼死，是以《商君書》重刑賞。民怯，則以刑驅之，《去強篇》雲：“怯民勇，勇民死，國無敵者強，強必王”；又輕罪重處，“故重輕，則刑去事成，國強；重重而輕輕，則刑至而事生，國削”。民有功，則重賞，《錯法篇》雲：“為國而能使其民盡力以競於功，則兵必強矣”；“明君之使其民也，使必盡力以規其功，功立而富貴隨之，無私德也，故教化成。如此，則臣忠君明，治著而兵強矣”。違法則重刑，曰“以刑去刑”，甚至“刑於將過”。

    法及刑、賞作為其實現政治統治的措施，而非“自治”下的民主手段，《商君書》所言“自治”與民眾的自由與權利無涉，由此更加明了。

    三

    綜上所述，《商君書》所言“自治”，不是關切與培育民眾的政治權利與民生發展，說到底，而是為了“弱民”，讓民眾服貼地做政治威權的奴隸。《說民篇》雲：“政勝其民。民勝其政，國弱；政勝其民，兵強。”《畫策篇》雲：“昔之能製天下者，必先製其民者也；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製民。”因為，“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樸則強，淫則弱；弱則軌，淫則越誌；弱則有用，越誌則強。”在這樣的前提下，正如《弱民篇》所雲，君主須“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所惡者，一是窮，二是刑，所以方法就是驅民以農戰，陷民以法網，教民以愚樸，由此，可以探知《商君書》的基本的政治傾向，那就是，其所主張的政治，不是民本的政治，而是君主的政治，民眾隻是不過政治統治的對象而已。君主利用民眾，也隻是蒐集民力，以為己用。作為工具的民眾，是不會也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政治權利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君主對民眾采取何樣的措施，都是被允許的。

    《商君書》雖言“尚公”的觀念，但此“公”非《禮記·禮運篇》所雲“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之“公”，也非《呂氏春秋·尚公篇》所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之“公”。《禮記·禮運篇》、《呂氏春秋·尚公篇》中的“公”的思想，是強調“天下”之意，突破了為君主一人之私的狹隘觀念，是對君主專權的否定，是以天下、國家、民族立意的，有一種博大的民眾利益關懷。而《商君書》中的“公”觀念，實際上是一種君主本位，不是政府、民族本位，更絕非人民本位。其“尚公”的政治理念是集體利益口號下的“君利”中心說，是對民眾利益以及個人正當權益的壓迫，是把個體民眾作為政治統治工具的理論依據。

    因此，《商君書》中“自治”的思想，不能作為民眾自己治理自己理論的張本。正如筆者在拙文《中的“公”觀念與整體主義政治觀》中提出的，《商君書》提倡的是一種集體主義，其將民眾個體所屬的社會組織作為一個完全的整體，並將這個整體賦予共同的立場和利益，加強民眾對整體的歸屬和依賴，使他們戮力同心維護整體的利益。但同時，它在強調整體益的基礎上，崇貴重君，以君主為該整體的利益代表，視民眾為政治統治工具。民眾沒有個體的權利和自由，必須服從於統一的意誌，服從所屬集體的整體利益要求。因為這個整體社會組織的意誌代表是高高在上的君主，所以君主自上而下地專權不可避免，自上而下地組織政權同樣也不可避免，秦代政治製度由此而創設，其行政集權、君主專製的色彩自然難以消除。這樣，“自治”非但沒有推演出非威權的政治體製，反而使民眾成為威權體製下服服帖帖的政治奴隸。所以，《商君書》中的“自治”觀念，並沒有體現出多少現代意義，更不能作為當代中國政治建構的思想資源和製度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