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朝的民族政策被之後的皇帝所承襲，雖然成效顯著，但也受到了部分後世史學家的強烈抨擊，認為建文帝是個血腥、野蠻的大漢主義者，其一生的功績都是建立在對其他國家、民族的掠奪和壓榨上的，當然這並不是主流思想。但是不可否認，在當時，少數民族確實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在建文朝，少數民族除非擁有身份牌，否則不是被抓去充軍，就是被抓去服苦役。而在邊疆地方官員的考評中，歸化的少數民族數量卻是很重要的考量，所以對於地方官員來說，他們最希望的是歸化，而不是將之充軍或服苦役，這很自然和駐軍、工部官員產生了衝突，因為他們也有自己的考評。為了拉攏少數民族和增加歸化數量，地方官員往往放低標準，或者臨時找人作保，發放身份牌，因此自然出現了一個新的職業，即作保專業戶和納妾專業戶，專門做一些曲線發放身份牌的事情，地方官對此心知肚明，卻往往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在當時，這是上下皆知的秘密。

    所以在邊軍中，士兵納妾是常事，更不用說軍官了，最後無論軍官、士兵都擁有大量土地，而且這些土地和衛所土地不同，是完全按照民戶的標準納稅的，這對許多人來說也是一種生財之道。最後朝廷不得不按級別規定納妾的上限，則才暫時製止住了這一股納妾風潮。

    這些事情上報給朱允炆之後，朱允炆除了苦笑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之外，沒有什麽好辦法，他隻強調兩條，一是不能讓少數民族集中授田，要將他們分散；二是隻要擁有身份牌，則全部是大明百姓，不許有任何歧視。

    作為大明百姓確實有許多優惠，比如進入朝鮮就可以受到領事館的保護，不受朝鮮法律的約束，在這種政策下，能安分守己的人並不多，所以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新的糾紛，讓樂浪府和朝鮮的關係變得緊張，最後有許多朝鮮的女真人也被引誘跑到樂浪府來，李芳遠考慮再三，不得不在朝鮮也實行身份牌製，凡是朝鮮人不得離開朝鮮國境，並要求樂浪府不得接納有身份牌的朝鮮人，這才略微遏製住了移民的浪潮。

    近在咫尺的海軍、臥榻之側的騎兵以及難以遏製的移民潮和朝野上下的憤慨情緒，讓少有大誌的李芳遠無法容忍，他決定開始反擊，開始更大力度的支持圖們江、烏蘇裏江、鬆花江流域的女真人反明，他的水師從朝鮮北部出發，為他們送去糧草、兵器和軍事指揮人員；同時他開始聯絡倭國，讓他們從海上對大明進行騷擾；還聯係蒙古，讓他們越過大興安嶺，對女真人進行支援。這樣，在大明的東部、東北部、北部逐漸形成了一張網，對大明的北部邊疆、東南海疆都構成了嚴重的威脅。

    可惜，大部分朝廷官員並沒有意識到這種危機，在他們看來，樂浪府的設立純屬年輕皇帝精力過剩的結果。加上皇帝公開聲稱欣賞漢武帝，這讓百官很擔心，所以百官們決定給皇帝找些事情來做，分散一下皇帝的注意力。

    這種方式是非常有效的，它直接導致了朱允炆放棄了三年征服朝鮮的計劃，選擇了步步蠶食。

    首先，朱允炆在乾清宮與諸王的談話內容被傳了出去，而且傳的有鼻子有眼，說皇帝不準備供養藩王了，要讓藩王分封海外，自謀生路了。這讓朱允炆非常惱火，也非常狼狽，因為藩屬國如安南、倭國甚至朝鮮都紛紛來使詢問傳言是否屬實；雲南的隴川、緬甸、木邦等宣慰司也來打聽朝廷是否有改土歸流的計劃，甚至大明的商人到南洋行商都引起了當地官府的監視。鑒於這種情況，朱允炆不得不公開辟謠，此事絕對是無中生有，是謠言，請藩屬國、宣慰司放心；朝廷的禮部、鴻臚寺也是頗有怨言，他們要不停的接待各方的使者，最後說一些自己也不確定的話。

    通過這件事情，朱允炆明白了“成大事者不謀與眾”的道理，這些藩王的素質良莠不齊，讓他們知道太多，一點好處都沒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下令調查司調查到底是誰將這些信息透露出去的，可調查司查了半年，抓了無數人，卻沒有任何結果。

    但是藩王分封海外是勢在必行的，否則就隻能調低藩王俸祿，或者采取降爵襲封，調低藩王俸祿是不現實的，親王俸祿一萬石，看著不少，但折合成銀兩隻有一萬兩，所以藩王必然有其他的經濟來源，這和官員俸祿少貪汙是一個道理；至於降爵襲封，恐怕就得打一場全國大戰了，雖然這些藩王不堪一擊，但是不能否認的是，這些藩王對國家的穩定還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其次，最近紛紛有人上書藩王謀反，如山東布政使鐵鉉告發齊王謀反；西平侯沐晟告發岷王有不軌之事；負責主管交通銀行及科學院的戶部侍郎譚波告發湘王偽造交通銀行銀票，謀取暴利；還有台灣知府黃福告發代王在台灣貪虐無狀，濫用民力，導致衛所士兵和歸附山民死傷無數；還有告穀王不法的；告楚王兵精糧足，有可能謀反的；連西安的秦王和山西的晉王都不能幸免。至於占用民田，私蓄戰馬，體罰官吏等等之事，更是數不勝數。

    再次，由於近年來朝廷開海禁、征商稅、修道路等等新政的推行，也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比如海商與市舶司勾結，少交和不交稅款；征商稅導致某些地區的物價虛高，百姓生活困難；修路需要采購大量水泥、青磚，因為缺乏足夠的監察，腐敗事件屢屢發生，修建的道路質量參差不齊，路麵碎裂、坍塌之事屢有發生；最後朱允炆考慮到糧長製度的弊端，取消了糧長轉運製度，動用駐軍負責轉運，但這帶來了新問題，軍將對士兵的使用更是登峰造極，雖然朝廷配發了足夠的口糧，但是竟然出現了士兵餓死的現象。種種亂象，層出不窮。朝堂之中，抨擊朱允炆輕率，主張恢複洪武舊製的呼聲不絕於耳。

    有些事情朱允炆可以容忍，有些事情朱允炆不能容忍，比如浙江海商柳家勾結寧波市舶司提舉蔡祥，偷稅漏稅達二十三萬五千餘兩，更要命的是，許多官員都知道此事，卻不以為意，反而認為蔡祥是好官，不與民爭利，直到一年後才被監察禦史鄭逢恩發現並舉報，可是這個鄭逢恩卻受到百官攻殲，苦不堪言，甚至打算辭官不做，還是朱允炆好言安慰，才將其勉強留下。

    最後，建文三年也是一個多事之年，河南蝗災、黃河決口、山東大水、河北白蓮教叛亂，殃及大河南北，朱允炆令長興侯耿璿坐鎮開封，安遠伯瞿能坐鎮濟南，阻止亂民南下，令曆城候盛庸全力鎮壓，這些都牽製了朝廷的精力，駙馬都尉梅殷調集五萬軍隊跨海征戰樂浪，導致山東空虛，朱允炆不得不調集京軍北上，以防生變。

    為賑濟災民，朱允炆分兩步走，采取以工代賑和移民相結合的辦法，工部尚書宋禮浚通運河和清理山東水患，養活了大量災民；還有一部分災民被移民到河北和遼東。至於最後鎮壓的白蓮教叛軍，除賊首斬首外，朱允炆則將其分批遷往遼東、綏遠、西北和西南安置。

    所以建文三年時，大明實際上並沒有能力和朝鮮打一場全麵的戰爭，隻是靠恐嚇手段才獲得了一片土地而已，朱允炆更多的時間是用來處理內政。

    首先為強化對軍隊的控製，朱允炆推出了醞釀已久的軍銜製，參考了後世的製度，分為將校尉三級，具體細化為上將、中將、少將、準將、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和少尉，具體人選經過五軍都督府、兵部和軍機處的篩選，並經朱允炆親自確認，最終確認了授銜的標準，衛指揮使一級為上校，千戶為中校或少校，百戶為上尉，總旗、小旗則分別為中尉、少尉；都指揮使為準將，其下的同知、僉事則根據情況授其為準將或上校；將軍軍銜基本隻授給伯爵爵位以上的武將，但這裏麵也分了級別，少將基本都是伯爵，中將基本為侯爵，上將為公爵，但對於世襲的情況，一般是降一級，所以最後擁有將軍軍銜的不多，如上將隻有三名平安、徐輝祖、常升；中將最多，大致有有曆城候盛庸、長興侯耿璿、曹國公李景隆、西平侯沐晟、西寧侯宋晟、駙馬都尉梅殷等人；少將有安平伯李遠、安遠伯瞿能、何福等人；其他的宋瑄、吳升、張倫、曹玉書等伴讀出身和近衛軍將領都為準將。

    其中常升最特別，正常應該是中將，但他有一個國舅的頭銜，其姐是朱允炆的嫡母，自燕王之亂後，沒有出京，主要負責京師的防務。

    在頒布軍銜的同時，朱允炆規定徹底的文武分治，文官不許統軍，統軍者必須擁有軍銜，將級軍銜需要皇帝親自授予，隻有得到將軍軍銜才有資格獨立統軍。

    其次對於藩王的處理，朱允炆都是派欽差去查明實情，根據情況給予不同的處罰，秉承自願的原則，比如楚王被削奪了兩衛，湘王被削奪了一衛，代王令其撫恤百姓和衛所士兵，不得再犯等等，這些藩王倒沒有尋死覓活，也沒有想要造反的。

    對於朝臣對新政的攻擊，朱允炆卻咬緊牙關，極力支撐，針對腐敗貪腐的情況，令按察司在各地成立反貪局，專門負責處理各種腐敗受賄案件；針對市舶司的亂象，朱允炆將市舶司改名為海關，設立海關總署，由翰林學士楊士奇擔任署長，直屬皇帝；最後為了解決衛所官兵世襲，腐敗的問題，一方麵在衛所內設立憲兵司，專門處理違紀事件；另一方麵，逐漸裁撤內地衛所，擇優為軍，老弱為民。

    關於官員貪汙現象突然增多的現象，朱允炆有些不解，最後在閑談中，被解縉一語道破，其中的原因就在於官員的權力變大了，受賄的範圍從官員、士紳增加到商人，而且修路之前都是由朝廷督導，現在變成地方官督導，自然會出現問題。有的地方官是不懂，所以被人蒙騙；有的地方官則是起了貪心，他們不敢收官員的賄賂，但是敢收商人的賄賂。

    朱允炆恍然大悟，卻沒有什麽好辦法，隻能命令加大監察力度而已，在農耕時代，養活不起太多的官員。

    為了讓百官明白發展商業和稅收的意義，朱允炆把後世看過的一些書，如亞當斯密的《國富論》、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和賦稅原理》等書，摘取了一些，撰寫成書，讓國子監的學生學習和討論，這在學子中引起了廣泛的爭論，有的人認為這種研究方式很特別，很有意思，有的人則認為是奇談怪論，但是因為是皇帝提倡的，學習的人也慢慢多了起來。

    而一些商人聽說此事之後，也出錢找人在報紙上宣揚商業的好處，比如雇傭人手解決了百姓溫飽，交稅促進國家富強，通過改進工藝，降低了商品價格，降低了百姓的生活成本等等；但是許多地主、文人看不過眼，也紛紛撰文抨擊商人囤積居奇，不顧百姓死活，偷稅漏稅等等不法之事，這自然也讓商人不滿，也紛紛抨擊地主荒年不減地租，導致百姓賣兒賣女以及一些文人享受著國家的優惠，卻整日花天酒地，欺壓良善等等。

    這些爭論導致了報紙這個行業的迅猛發展，隨著爭論的愈演愈烈，朝臣開始主張禁絕報紙，朱允炆雖然沒有采納，卻也沒有放任自流，趁勢成立了新聞總署，署長為楊榮，直屬文淵閣，負責檢查報紙中的違禁情況，比如謾罵皇帝、宣揚造反是堅決不可以的。

    這些爭論雖然沒有形成什麽定論，但是卻讓大明開始反思士農工商在國家中所起的作用，這一切都在逐漸的改變這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