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十月

    真的無言並非沉默，而是不斷話。

    ——阿爾貝·加繆

    那麽，好吧，你聽我。這麽多年來，我一直生活在南方。我是木命，南方雨水充沛，適宜樹木生長。事實上，在南方，我從來未長成一棵樹，而更像一株麥子，在城市的街邊生長，謙卑而頑強。南方多河，我生活的木頭鎮就有一條河，河名忘川，是珠江的支流。這條河為什麽叫了忘川這樣一個充滿虛幻感的名字？我沒有考據過，也未曾打聽。事實上，在木頭鎮安家多年，內心深處總覺得我是這鎮的過客，我從未關心鎮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就像鎮不曾關心我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樣。這樣，並不意味我不熱愛這鎮，熱愛和歸宿感是兩回事。我熱愛南方，熱愛這南方的鎮，熱愛鎮的繁華，還有那流經鎮的河流。有了河，就有橋，鎮有許多橋。最著名的要數忘川大橋，一座銀灰色的鋼鐵水泥結構大橋，鐵路公路兩用。從我工作的八樓窗口往下看，就能看到忘川大橋。對這座橋，我不上喜歡還是不喜歡，在我的詞典裏，它就是一堆沒有生命的鋼鐵水泥。不停地有行人走過，有汽車湧過，有火車穿過。行人與汽車總是那麽擁擠，火車穿過時，鋼鐵與鋼鐵發出的快節奏撞擊聲冰涼刺耳，讓我想起達利的某些超現實主義油畫。我愛達利，這個熱愛享樂、聲名與金錢的藝術家，他對世界的想像，時常激發我工作的靈感。這是一個崇尚享樂、聲名與金錢的時代，有關崇高的詞匯已日漸稀薄。我是世俗中人，自然不能免俗。但這些標誌著成功的金錢、聲名，一直與我無緣。

    這座橋，它將在後麵的敘中，成為一個重要的道具。

    據有詩人為這這座橋賦過詩，還用上了長虹臥波之類俗極的詞。還有一個攝影師，數年如一日地在拍攝這座橋。這位攝影師是我的朋友，許多年前，作為鎮第一代的打工者，他隨著工程兵團來到鎮搞建設，轉業後留在了鎮，並在政府某部門謀得一官半職，位不高，權不重。他喜歡和我這樣的打工仔混在一起，是個不適合走仕途的人。這些年來，他一直在堅持拍攝忘川大橋，每周至少一次，風雨無阻。對此，我的攝影師朋友有他的見解，他他要用相機記錄時間的重量，他不知道自己會拍到什麽，但他的直覺告訴他，這項工作有意義。我問他知不知道莫奈，那個偉大的印象派畫家。他問我莫奈是哪裏人。我告訴他，莫奈為魯昂大教堂繪製了三十餘幅油畫，有時他在不同的角度同時支開幾塊畫布，他奔走於幾塊畫布之間，捕捉陽光走過大教堂時留下的痕跡。莫奈他每都會有一些頭未曾見到的新發現，於是趕緊將其補上，但同時也會失去一些東西。我對我的攝影師朋友，你堅持拍攝忘川大橋，是在做一件和莫奈反複繪畫魯昂大教堂一樣偉大的事情。他笑笑，其實也是一種慣性，他拍了幾年，積下了上萬張照片，但一直未找到意義所在。直到有一，他拿著一遝照片給我看，他眼裏的光亮告訴我，他找到了想要的東西。從此，眾聲喧嘩，上帝無言。

    在很長的時間裏，這座橋，在鎮大抵是被人忽略的。近半年來，這情況發生了變化，因為不斷有人爬上橋去尋死，忘川大橋一時間聲名遠播。時至今日，許多人大抵都淡忘了第一個爬上大橋的人，我的攝影師朋友不會忘卻，我也不曾忘卻。那我坐在窗口，像現在一樣，望著窗外發呆，其時正是春，忘川大橋橋頭高大的木棉盛開滿樹的紅，像沒有溫度的火。我看到許多人往橋上湧，我看到車輛像一群甲蟲，從橋的兩頭向中間擠，然後被警戒線擋在了橋上，於是甲蟲們見縫就往前麵鑽，還有甲蟲從四麵八方匯集而來。我是先發現滿橋的甲蟲，然後再發現有人爬上了橋的。那次，爬橋人從橋上一躍而下。從我的角度看，他更像是一朵木棉花，輕盈地從鋼架橋上飄零。後來我想，是他那件醒目的紅衣給了我這深刻的印象。而我的攝影師朋友，用相機記錄下了整個過程。紅衣人從橋上躍下的一瞬間，被他定格在鏡頭上，美輪美奐。第二，這座橋，連同那跳橋的人，一起出現在了報紙和電視上。我從報紙上得知他跳橋的原因，這原因如同那個有關彩虹的比喻一樣司空見慣，比比皆是：

    一個打工仔，被廠裏的機器弄斷了手。老板不肯賠錢，原因是他並不是開衝床的工人，隻是一個做搬運的雜工，卻跑進了衝床車間亂動機器。也許，他是想學會一門技術，比方開衝床，這樣他將能拿到比當雜工高一些的工資；也許，他隻是出於好奇，他還很年輕，正是好奇心很強的年齡。總之是，他不該摸那衝床。他失去了一隻手，被老板踢出了廠。他可能也想過許多辦法為自己討還公道，然而未有結果。如果不是走投無路，他不會想到用放棄生命來示警。他爬上了鋼架橋。現在，沒有人知道，他在爬上橋之前，經曆了怎樣的心理，也沒有人想要知道。蜂擁而至的記者們站在客觀的立場報導了此事，他們采訪了老板，讓老板也有表達的機會。我還記得那老板的樣子，他身體單瘦，背有些駝，臉上很疲憊。老板似乎很無奈，他金融風暴來了，他這樣的企業，本來就風雨飄搖，他那打工仔不是衝床工卻要跑去開衝床，被砸了，他很同情他，雖哀其不幸，但更怒其不爭。這個“其”，當然是指那斷了手的打工仔。老板他對打工仔的死不負責任。記者問老板，那該誰負責？老板這個問題你不要問我。後來的結果怎樣我們不得而知，報紙和電視未有跟進，第二，媒體又找到了比跳橋有噱頭的新聞。

    我的攝影師朋友，大約是第一個見到紅衣打工仔爬上橋的人。他當時他和平時一樣，在忘川大橋上尋找。當他看到有人在爬橋時，本能地舉起了手中的相機，記錄下了紅衣打工仔從爬橋到跳下來的全過程。他拍下了這一組美得殘忍的照片，卻讓我感到一絲隔膜與冰冷。後來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的交往淡了下來。這事過去後不久，在橋邊的人行道上，出現了一個乞討的女人，女人長時間跪著。她的麵前攤開著一張報紙，報紙上報導了紅衣打工仔的跳橋事件。她的麵前還攤開著一張白紙，上麵寫著一些話，大意是，她是那跳橋孩子的母親，來城裏處理孩子的後事，也拿到了一些撫恤金，但錢被偷偷了，她回不了家，希望好心的路人施舍一點回家的路費。報紙和白紙的四角壓著幾塊石子，一些零星的鈔票散落在紙上。我每都從女人身邊經過，也曾經往她的麵前扔過硬幣。女人在橋上呆了很久，以至於我把她當成了橋身的某個固定結構，直到某一她突然消失。也許她籌集齊了回家的路費吧，我想。後來我偶然在木頭鎮火車站廣場見到了那女人，她依然在乞討，但麵前白紙上的求助換了一個法。我無權譴責她利用人們的同情心騙人。當街跪下，是需要極大勇氣的。也許，當跪下成為一種職業習慣時，她的內心已然麻木。但她的第一次跪下，一定經曆了我們難以想像的掙紮，我一直想不明白，是什麽給了她這樣做的勇氣。

    那個乞討女人離開忘川大橋後，我總覺得這橋上缺了點什麽。在木棉花把一樹的紅變成綠時，我差不多已忘記那個跳橋人，以及那橋上缺損的部件——乞討的女人。橋像一個受了冷落的孩子，時不時總要不甘寂寞地要搗蛋一下，以期引起人們的注意。又有人爬上了忘川大橋。過程和前一次差不多，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上一層的橋麵，汽車把橋堵得嚴嚴實實，隻有下麵一層的鐵路上，時速二百五十公裏的準高速動車有力劃過，鋼鐵與鋼鐵發出堅硬的聲音，動車組將廣州、東莞和深圳串在一起，成為所謂一時生活圈，成為所謂的“深莞穗三地同城”。自從金融風暴後，報紙上關於“深莞穗同城”，“廣佛同城”的討論就多了起來。這對我的生活多少有一些間接影響，至少它像劃在我老板麵前的一個餅，讓我的老板看到了希望。金融風暴後，許多的企業都減少了廣告投入，特別是房地產首先感受到了冬寒。地產廣告的投入量銳減，導致我打工的公司業務量銳減。開始時，老板還在安撫我們，：冬來了，春還會遠嗎？：寒冬殺死的是抵抗力差的動物，大自然優勝劣汰，我們的競爭對手將在這次寒冬中死去一大片，我們隻要堅持下來，就是勝利。：現在我們要像蟲子一樣蟄伏，冬眠，但是冬眠不是休息，是一種主動的、積極的生存策略。老板完這些話後不到兩個月，就陸續辭退了一半的平麵設計師。這也是她主動的、積極的生存策略之一種。作為一名文案，我在公司苟活了下來，但從此一個人要做三個人的工作。就算這樣，我仍然對老板感恩戴德。最起碼老板認為我應該對她感恩戴德……那的結果似乎有所不同，爬上橋去的人，最後爬了下來。這樣的結果，也許讓許多人失望了，值得欣慰的是，他的訴求似乎得到了解決。後來，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爬上忘川大橋，但再也沒人從橋上跳下來過。每一次有人爬橋，總是會引來媒體的關注。在媒體關注的同時，人們也開始了對爬橋者的譴責，甚至有人建議要嚴懲“爬橋秀”。還有人算了一筆賬，得出結論，每次有人跳橋，造成的社會直接經濟損失高達六百五十三點八萬元。我不懂經濟，不知他如何得出這精確的數字。我隻知道，爬橋尋死的人多了，我這看客也漸漸麻木，隻隱隱期待有人從橋上跳下來，給我這平庸的生活來點刺激。

    在木頭鎮，我的生活與這橋息息相關。這些年來，我記不清多少次從橋上經過了，橋的一邊，是我工作的地方，另一邊，是我的家。我每早晨從橋南往橋北上班，晚上從橋北往橋南睡覺。自有人跳橋後，經過這橋時，我總愛抬頭琢磨。我懷疑，這橋被什麽力量施了魔法，不然為何總有人要爬上去？是什麽讓這麽多的人以生命為賭注來發出自己的聲音？也許這些人都和我一樣，有著強烈的話的欲望，但他們出的話無人傾聽，他們發出的聲音淹沒在眾聲喧嘩裏。我們都想話，都熱衷於話，卻越來越少人有傾聽的耐心。我也是這樣的人。走過忘川橋，當我停下腳步，觸摸大橋冰涼或灼熱的鋼鐵時，也曾有爬上去的衝動。好幾次，我一抬頭，總看見那淩空的鋼架上坐著一個穿紅衣的男孩，喧囂的世界在那一瞬間退到了遠方，我的世界變成了一幅黑白畫麵，也不純是黑白，在無邊的黑白中，那男孩的衣服是紅色，不是暖色的紅，是冷紅。我一直疑心那是我的夢境或者幻覺，但接下來，那男孩衝我招手，他的聲音緩緩地爬進我的耳朵裏：

    別走呀，你聽我……

    有時候，男孩不話，望著遠方發呆。風吹動著他的紅衣，他的兩條腿吊著，一前一後晃蕩。他的一隻胳膊上，纏著厚厚的白紗布。每當這時，我背上的汗毛就無聲立起，有電流從發梢到腳心，瞬間掠過我的身體。我落荒而逃。我害怕我經受不了橋上那紅衣男孩的誘惑，當真爬上去傾聽他的訴。我對公司的同事起過這事。同事們衝我笑笑，：好冷！他們不是真感覺到了冷，他們以為我在冷笑話。過了兩，我又對他們我看到了那紅衣男孩坐在橋上。我當時並未意識到，我這樣的訴，讓我變得有點像祥林嫂。是的，祥林嫂為什麽要反複地訴他的阿毛？是什麽讓祥林嫂有那反複訴的強烈願望？我不清楚。我隻知道一點，橋上那個勇敢跳下去的男孩，那個斷了手的打工仔，他一定也曾有過強烈的訴願望。他是否也和祥林嫂一樣，未能覓到一個傾聽者？想到這些，我的胃就會收縮。我害怕我也成為這樣的人。一次一次，我我想爬上那座橋，我那橋上有一個紅衣男孩。我的同事們都習慣了。於是他們也：是呀，真有一個紅衣男孩，我們也看見過。

    我是真的有，我沒騙你們。

    他們笑著：我們也的是真的，沒騙你。

    我發現，我無法和他們溝通。我們不是一代人，我出門打工時，他們還在讀學，現在我們是同事，他們叫我老師，或者前輩。這讓我感覺到光陰的無情。我的同輩們，在金融風暴來臨後離去，被大浪淘沙，更年輕的一代堅持了下來。他們和我們不一樣，有工作的時候，他們玩命工作，但工作再累，他們也不會忘了半夜三更起床，打開電腦，在絡上“偷白菜”，“摸美女”。他們極力鼓動我加入他們的行列，我無動於衷，就像我對他們訴那紅衣男孩一樣。我們關心的問題有著太大的差別。我知道這個世界，人人都需要多一些輕鬆與快樂，人們需要後現代式的消解，需要生活的輕。而我的生活是一塊開花的石頭，長滿了時間的重。和他們，我變得無話可，但我話的欲望卻與日俱增。對老板自然不能這些，了她會毫不猶豫地炒掉我。回到家裏也不能，我不能讓家人為我操心。後來，我在橋下遇見了她，我莫名其妙地覺得，我和她之間會發生一些事情。我覺得，也許，她會是我最好的傾聽者。

    該她了。但真要時，才發現我對她所知甚少。我想她可能和我相反，她在橋北居住，在橋南上班，於是我們經常會在早晨和傍晚，在橋上相遇。相遇的次數太多了，也許我們的目光不止一次有過交流，而且，她讓我想起了一些久遠的事，一些久遠的人。我們就這樣認識了。從未打過招呼，但已儼然是老熟人。有時，如果一連兩三，我未在橋上碰見她，心裏便會有一些失落，擔心。有時我又懷疑她是否是一個真實的存在，或許她隻是我心有所思投射出的一個幻影。或許，她是我的——反物質。不止一次，在我們相視一望，然後擦肩而過時，我產生過要摸一下她的想法：用一根手指頭，輕輕地觸摸一下她，感受她是否真實存在。但我不敢，我害怕她真是我的反物質。據宇宙中的萬物，有正物質，必在其反物質，而當正物質和它的反物質相接觸之後，會釋放出驚人的能量。據如果一個人的正物質與反物質相接觸產生的能量，比扔在廣島的原子彈要大數萬倍，已足以毀掉我們的地球。

    我耽於幻想。我幻想著和我的反物質相識，我們一起逛街，走遍鎮的每一寸土地，最重要的是我們話，不斷話，把這一輩子的話都完，把上輩子沒能的，下輩子可能的話都完。但我們必得保持應有的距離，我們不能有任何親昵的行為，哪怕是牽一下手，後果都將是萬劫不複。

    我對她：我在橋上看到了那紅衣男孩。

    她：是的，我知道。

    她不她相信，而她知道。我當時應該想到相信和知道這兩個詞的區別，但我當時忽略了這一點。

    我：別人都不相信我。

    她：我相信你。

    這一次，她的是相信，沒有知道。

    她她和我一樣，每次經過忘川大橋時，總有想爬上去的衝動。她還她不能站在樓頂，每次站在樓頂，她都有想跳下去的念頭。自由落體，一定是世上最美的飛翔。我我和她一樣，我也不能站在樓頂。為此，我總是租住有防盜的房子，其實不是為了防盜，是為了防止我哪禁不住飛翔的誘惑從樓上跳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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