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毛十歲那年，因小兒麻痹症瘸了右腿，二年後輟學，一是因為母親實在拿不出錢供他讀書，二是他受不了同學對他瘸腿的譏笑。

    小學裏上三門課：語言、算術和俄語。阿毛二年級的語文老師——從抗日和解放戰爭中撿了條命回來的革命英雄，第一天在黑板上寫了三個大大的粉筆字“揀習木”，讓學生念“練習本”。翌日，阿毛沒有按時完成抄寫生字的回家作業，那個革命英雄拿起用楊柳枝削皮的校棒，仿佛拿著cì dāo砍向狗日的rì běn鬼子，唰唰唰三下砍在阿毛手心，三條紅印讓阿毛見了這個革命英雄就心虛，冒冷汗。從小就稍微有點口吃的他，被叫到念新學的“首都北京”這四個生字時，結結巴巴發不出一點聲音，那個革命英雄抓起教桌上短短的白色粉筆，像有力舉起手榴彈砸向可惡的rì běn鬼子，唰唰唰砸向了阿毛腦袋，有一支粉紅色粉筆不偏不倚通過阿毛寬大的衣領掉進了阿毛深灰色的土布衣服，沿著阿毛的胸肚滾在了地上。阿毛撒尿了，阿毛撒出了一脬粉紅色的尿，同學們哄堂大笑。以後，每次阿毛來到學校西邊的牆壁邊沿著小河尿尿，同學都要伸出頭看看阿毛的***，撒啊，再撒一脬粉紅色的尿來，他們嘻嘻地笑著。

    蹺腳阿毛，在同學的嘻笑聲中離開學校，幫母親幹力所能求的活。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阿毛18歲後，母親看到別家男孩子忙著tí gòng年月日時八字，自己家卻門可羅雀，沒人來要過一個八字，心急如焚。看來守在家裏等是不行的，必須主動出擊，母親找到劉嬸，希望劉嬸拿著阿毛的出生年月和日時，腳步走遠一點，女方長相無所謂，家裏窮一點最好，畢竟兒子1米七二的個子，眉清目秀，鼻梁挺拔，還是個近城人，踏上古橫橋後就是幹淨清爽的柏油馬路了，再大的雨也不用東一腳西一腳淌在爛泥裏，濺得滿褲腳泥巴。可美好的想法讓劉嬸一句話就衝得無影無蹤，劉嬸告訴母親，她差不多走遍遠近沒拿過八字的女方家庭，人家一聽是個蹺腳，頭搖得都成波浪鼓了。

    “遠鄉人家呢？”

    “也去了。”

    “就沒有一戶要八字？”

    “沒有。”劉嬸說，“一戶也沒有。”

    “難道……近城的優勢也沒一戶看中？”

    “沒有，我把阿毛吹上天都沒有。”劉嬸繼續搖頭，“我說阿毛人誠懇老實，長得又帥，家門一出，走二步路就到縣城大街，可是他們一聽是蹺腳，又沒手藝，馬上回絕了，好幾戶人家我竟沒喝上一口茶水。”

    “那怎麽辦？”母親慌了神。

    “等！”劉嬸回答得幹淨利索。

    “怎麽等？”

    “近城優勢不值錢，長得好看也不能當飯吃，不等又能怎麽辦？”

    “就讓阿毛一輩子打光棍吧，將來咱家灶頭就斷火吧。”母親眼淚刷地下來，“都是我的錯，沒能治好他的病，阿毛成了沒人願嫁的蹺腳。”

    在劉嬸眼中，這個嫂嫂雖然一字不識，好像從來沒掉過一滴眼淚。那年rì běn鬼子走後，她按農村規矩，硬是給父親和男人補設靈台，安排道場。幾個月後，她婆婆撒手西去，她挺著大肚子，給婆婆擦洗身子，讓村裏裁縫從裏到外定做壽衣，請隔壁木工定做棺材，風風光光地把婆婆葬在圩上。生下阿毛後，母子倆耕種著圩上兩畝水田，上半年油菜小麥，夏初和夏末兩季水稻，交給明順老爺家租糧後，用留下的部分撐著家。土地改革那年，她分到原先租明順老爺家的二畝地，一個人經營著二畝水田，當時很多好心人勸她找一個入贅的男人，她說心中裝不下其他男人，她心中隻有苦命的阿二和阿毛，她和阿毛相依為命，像石頭縫中的野草一樣生長著。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後，她家的兩畝水田劃到人民公社名下，隻留給她一小塊自留地後，她每天和隊裏的隊員一起扛著家夥，按照隊長派的活任勞任怨地幹著。這麽堅強的一個女人，麵對兒子要不到一個八字，眼淚說來就來了。劉嬸接著說，“嫂嫂，先讓阿毛學門技術。學成後，他的婚事也許能成。”

    母親停止哭泣：“妹子，我也想過讓阿毛學門技術。田裏農活，他隻能幹小孩子的活，用鐵耙犁田、給麥田敲麥泥、給田裏挑豬肥這些男人幹的活，他啥都不能幹，拔秧插秧、插釺種油菜、捆稻打稻這些女人活，他更是上不了手。人家10分他5分，一個成年人拿別人家小孩子的工分，我不稀罕。苦日子，總有熬頭的。可一個蹺腳學啥呢？邋遢泥水臭漆匠，泥水工學不了，漆匠學不了，更不要說木匠鈑金了。妹子，阿毛這個蹺腳，看來隻能討飯了。”

    “別這麽說，天下蹺腳一大把，難不成他們都去討飯？”劉嬸最後說，“嫂嫂，想想總有辦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