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商行推出的洋布提貨單，本來是以每匹三元的價格交易的，結果直接跌到兩塊九、兩塊七、兩塊五，最後到兩塊二才勉強停下。

    英國人將洋布賣到上海的到岸價格也有兩塊五左右，也就是說現在的價格竟比大洋行的進貨價還要低，真是豈有此理了。

    最要命的是，這兩塊二的價格也打不住，根本沒人願意補齊剩下的九成資金交割貨物，很多人預測洋布的價格肯定會下降到兩塊錢以下。

    原先得到提貨單的人，是按照每匹二角五的成本支付訂金的，這麽說還是讓提貨單變成廢紙，不去兌現更為合算一些，至少能止損。

    洋布向來是最大宗的貨物，洋布滯銷以後，土絲和茶葉價格也跟著下跌，雖然沒有洋布那麽離譜，但也很少人願意拿現金購貨。

    短短一個月內，就有不少從事提貨單貿易的商人賠了本錢，甚至有破產跳樓的（唔，這時候有樓可跳嗎）。

    更大的問題是，很多商行本來以為自己的商品都賣出去的，此時沒有人願意掏錢交割，才發現這些貨物原來都砸在自己手裏，倉庫裏堆放如山的貨物竟沒有能換錢的。

    這一下，整個上海的洋行買辦們都驚慌起來。

    他們做生意，也有各種資金往來，先前因為覺得貨物早晚交割，有各種借款和兌付，現在資金鏈突然斷裂，這是要人命的。

    在整個十月份，除了大貴商行因火災退出以外，其他所有商行零售的洋布交易額，合起來都不到兩萬元，這連以前的零頭都不到。

    十一月份開始，就有二十多家洋行關門停業，不再經營生意，其中不乏從曼徹斯特過來的有實力紡織廠的代理行。

    他們還算是幸運的，還能止損全身而退，其他很多洋行，想退也無法退。

    在這種情況下，洋布價格還在跳水，從兩塊二一路下探到一塊九，然後繼續下跌，到了一塊五才勉強停止，但也搖搖欲墜。

    洋布這樣的大宗貨物價格幾乎腰斬，其影響力是極大的。

    很多商行盤點自己的庫存和資金，發現這兩年不僅沒賺錢，還賠了不少錢。

    以市場占有率最大的義升行而言，原先幾乎占了上海對外貿易的三分之二以上，此時才發現自己受到的衝擊最多。

    原來，林阿欽做生意向來敢於冒險，去年從趙大貴手裏拿到大量洋布外，今年還瘋狂囤積洋布，手中共有一百多萬匹的洋布，價值三百萬元以上；

    要命的是，義升行為了擴大市場占有率，是跟當地錢莊和英國銀行等借了很多錢的，借債總量達到二百五十萬以上。

    如果是平常，這是三百萬貨物，二百五十萬外債，至少淨賺五十萬；但在現在這個當口，就是一百五十萬貨物，二百五十萬外債，欠債接近一百萬元。

    趙大貴在1844年做物物貿易的時候，也是發現庫存多、現金少，才驚覺這當中的風險巨大，才急忙一百八十度轉身，出清手中的庫存，幾乎退出洋布生意的。

    林阿欽衝得比趙大貴還猛，還做了兩年以上的物物貿易，遇到的問題自然比趙大貴那時還要嚴峻得多。

    到了這時，就是一向裝著豪氣的林阿欽也不由麵色大變。

    本來，洋布滯銷的兆頭，在1845年年初的時候就顯現，但當時趙大貴突然複出，還要跟別的商家爭搶市場，各家疲於應付，才把這個危機忘卻了；

    三月份開始，各家聯合起來打壓趙大貴，知道大貴商行的廠絲出來，又從廣州低價買洋布傾銷，最後雙方誰都耗不起，隻能握手言和；

    六月份的時候則是出現提貨單這樣奇怪的生意方式，投機商人們踴躍購買提貨單，相當於提前下訂金，讓各家商行以為手中的貨物全部賣出去了，才麻痹大意，到了此時才幡然醒悟，但已經太晚了。

    洋布滯銷危機終於露出猙獰的麵貌，大部分商人想抽身離開都做不到。

    在曆史上，上海、香港、廣州以及其他通商港口都在1845年經曆嚴重的洋布滯銷危機，大量商行倒閉，很多洋行關門停業回英國老家。

    1847年2月24日的時候，香港總督德庇時在致英國外相巴麥尊的信函上寫道，“包攬四分之三的中英商人的交易的掮客們之瀕於破產，和1845年製造品進口充斥市場以致物價跌落，似乎對上海的前途發生不利的影響”。

    以寧波為例，定海在之前兩年的貿易額，每年都能達到五十萬元以上，但在1845年，貿易額直接下降到1.2萬元以上。

    在香港，也有很多洋行和買辦破產，英國本土不得不下令，停止在香港進行的所有在建建築的建設，減少開支。

    另外，廣州的洋布滯銷危機是最先顯示的，這使得很多廣州商人將洋布運到上海來出售，這使得廣州的洋布危機減輕了一些，但也使得上海的危機變得更為猛烈。

    不過，從某種角度而言，這次危機對中國是有利的，英國人原先是不想將定海還給中國的，本來跟清政府說好在1846年歸還定海，但在1845年的時候很多軍官和政客在報紙上發表言論，鼓吹用不著將定海還給中國人，那樣能給英國帶來極為龐大的利益。

    但是，洋布危機爆發後，定海的經濟價值立刻幾近於無，呼籲歸還沒用的島嶼的呼聲占了上風，最終也導致定海在1846年順利歸還給中國。

    甚至在香港，也有位副領事（還是副總督）提出應該將香港還給中國人，免除這個經濟包袱，一度還做得有聲有色，隻是後來這位副領事回國，才使得這事情擱置，最終在一百五十多年後才真正解決。

    在這個時候，趙大貴卻深居簡出，很少跟其他商人見麵。

    經過前段時間的多項操作，趙大貴手中幾乎沒有什麽存貨，反而是積攢了大量真金白銀。

    在1845年，趙大貴先是通過賣生絲積攢了三四十萬元；

    之後提貨單投機的時候，又通過強大的計算能力操控市場，當然更重要的是借機推銷貨物，又賺了二三十萬元；

    最後，火災後套現五六十萬元，清除所有庫存；

    加上之前的現金，手中有一百三十萬銀元以上的真金白銀，在此時顯得彌足珍貴，並不需要在這個前途難卜的市場上拿命打拚。

    當然，這也不是說他什麽事情都不要幹。（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