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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年一月的時候，出了一件大事，好吧，也不算大事，義升行原來的老板林阿欽被債主們放出來，坐船回廣東。

    本來，義升行雖然賣了，但資不抵債，至少有九十萬以上的債沒能還上，按照這時代的常例，林阿欽是不可能全須全尾地回去的。

    正常來講，林阿欽老家的產業都要被沒收，甚至妻女都要被賣，但英國人不希望林阿欽的下場過於淒慘，以免今後再沒有中國人敢幫他們做事；

    趙大貴對林阿欽觀感不佳，也不覺得收拾一個小嘍囉有什麽大用；

    加上那些債主們也認為從林阿欽那裏榨不出什麽錢來，最多出口氣，在收下斯塔克等人一些補償後就同意放人。

    林阿欽在上海這兩年，原先隻是帶著數百元本錢過來的，後來在上海混得風生水起，一度成為上海最大的壟斷商人，享盡了榮華，但這一下又打回了原形。

    要不是趙大貴本著人道主義精神，免了他的船票錢，又贈送一百銀元的錢，他就是被放出來，恐怕都回不了廣東去的。

    大家其實知道義升行和大貴行的關係很不好，當初林阿欽可是聯絡吳健彰和洋人狠狠打壓過趙大貴的。

    因此，趙大貴這番作為博得了一片讚譽，大家都覺得趙大貴這人肚量很大，是個難得的好人。

    林阿欽回去的時候，趙大貴甚至親自到碼頭，送他商船離去，倒把虛偽的一套戲碼演足了。

    吳健彰和楊坊也不知道想什麽，也到碼頭送林阿欽回去，等他上船走了之後，還拉著趙大貴到附近茶樓喝茶，很是唏噓了一番。

    從此之後，上海的買辦界就是他們三人三足鼎立的局麵了。

    不過，趙大貴一提起三足鼎立的話，其他兩人拚命搖手，說趙大貴為人仗義，此番救市等於救人無數，以後他們兩個肯定要跟著趙大貴行事的。

    楊坊也罷了，跟趙大貴年齡差不多，而且生意一直在兩人之下，吳健彰五十多歲的人說這話，就有些惡心了。

    趙大貴也沒有趾高氣揚，跟兩人客氣了一番，心裏卻很清醒，吳健彰財力雄厚，此番隻是折損點元氣而已；楊坊有怡和做後台，此番損失也不大，真以為自己虎軀一震，將兩人收為小弟，以後有的是吃虧的時候。

    不過，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兩人會在商界發出與趙大貴完全相同的聲音，上海的其他數十名買辦自然也不會跟他們三個巨頭對著幹，就是說在一兩年內，上海的買辦和買辦行將以大貴商行馬首為瞻。

    這是原先的林阿欽也未能得到的待遇，如果合理利用，能獲利無數。

    接下來的幾天，以趙大貴、吳健彰和楊坊為首，上海的買辦們開始頻繁聚會，商談很多事情。

    西方商人開的洋行商人們本來對此並不在意，等到發現生絲和茶葉等出口商品價格慢慢上浮，銅鐵等進口商品呢價格卻有所下浮，這才反應過來，這些買辦是要聯合起來逆天啊。

    洋行也不是善茬，立即采用各種手段，洋行和買辦行之間的明爭暗鬥就此展開。

    中國的洋行和買辦之間的關係一直很特殊，理論上買辦隻是洋行雇傭的仆人或員工，但實際上這些買辦逐步掌控洋行裏的一切生意，又在暗地裏聯合起來控製生意，很多時候跟洋行平起平坐。

    直到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甚至民國時期，外國人也經常抱怨買辦行脫離自身控製，“在洋行賺錢的時候，買辦賺更多錢；而且在洋行賠錢的時候，買辦也有可能賺錢”。

    本來按照曆史，在這次洋布危機後，買辦們會進一步貼近洋人，幫洋行降低絲茶的收購價，但有實力強勁的大貴商行做後盾，情況就很不一樣了。

    上海的絲茶價格，在1844年開埠的時候最高，之後一直在慢慢下降，在1848年的時候達到最低點，之後才開始慢慢恢複，但一直也未能恢複原先的高價，這跟絲茶等商品價格在歐洲一直沒怎麽變化，甚至有所上浮，形成明顯對比。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很多：

    首先，清朝的白銀流失和錢荒嚴重，導致銀貴錢賤；

    而且洋行對中國的商品價格越來越了解，還用種種手段加以控製；

    買辦們之間形成一種隱性的競爭，更願意降低價格以獲得更多生意機會，這方麵做得最過分的是先前倒閉的義升行，很多時候就是不賺錢也要爭奪生意機會，以保持行業第一的地位。

    這種現象，對趙大貴的大貴商行自然是非常不利的，事實上對大部分買辦行也是不利的，隻是因為之前的買辦們一盤散沙，本應該做行業老大的林阿欽甚至帶頭破壞規矩，才導致買辦們之間隻有競爭沒有合作。

    此番在趙大貴的帶領下，買辦們開始用統一的聲音發話；而洋行的西方商人因為這段時間損失嚴重，雖然急於應對，但未能做出足夠有效的控製。

    這件事如今看來還很細小，但實際對本埠今後十幾年的商業環境都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也是在一月份，大貴商行開了一次職工大會，獎勵前一年立下功勞的職員，還給不少人提升了職位。

    從義升行轉來的掌櫃和夥計們，沒有什麽功勞可言，但看在新加入的份上，趙大貴也給每個人發兩個月工資，又溫言撫慰，努力收服他們的人心。

    最後，趙大貴還提出賺兩百萬的目標，就是說要求大貴商行的全體員工再接再厲，在1846年至少要賺兩百萬以上的純利潤。

    在這個時代，這可不是小數目，雖然廣州有伍家和潘家等大家族，資產總量遠遠超過大貴商行，但那也是數百年積累而成的，按照單一年份的收益，恐怕很難達到一百萬元。

    就是清國朝廷，每年的財政收入也就四千萬元到六千萬元之間，每年的盈餘也就隻有數十萬元。

    當年威名赫赫的東印度公司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倒閉的時候，年純收入也就一千萬元左右。

    考慮到這些因素，就能明白趙大貴提出的這個目標有多宏大了。

    然而，大貴商行的掌櫃夥計們陶醉在這些年的幾何級數發展，竟沒有一個覺得這個目標離譜的，反而瘋狂地喊口號，發誓一定要完成這樣的目標，場麵極度火爆和熱烈。手機用戶請瀏覽m閱讀，更優質的閱讀體驗。(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