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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說參軍就是一種好生活。---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戰爭畢竟是你死我活的。但是我習慣於在吸引我的事物中去尋找你死我活的東西;任何我想要的事物中,任何我所愛的事物中,都總具有某種你死我活。如果裏麵沒有,比如說與菲尼亞斯的關係,那麽我就親手把它加進去。
但是在戰爭中,毫無疑問會有你死我活,它就在那兒。
我在四方院子裏與布林克爾分手,因為他所屬於的一個俱樂部要開會,他尚不能回宿舍——“我今晚要主持金羊毛辯論社的一個聚會,”他用令人吃驚的輕蔑口吻說,“金羊毛辯論社!我們這些人全都瘋了,”他在黑暗中語無倫次地嘟囔著走開。
這是一個專為艱難思考而設置的夜晚。一顆顆寒星獨自刺穿黑暗,它們不像南方有可能看到的星星那樣,是一片片的,或一簇簇的,或形成銀河,而是一個個單獨、寒冷的亮點,就像刀鋒一般缺少浪漫。星光之下,大雪覆蓋的德文靜無聲息;新英格蘭的寒星主宰著這個夜晚。這裏的寒星並沒有像在老家時滿天繁星的夜空會令我萌生遐想那樣,讓我思考上帝,或想起站在桅杆前迎風破浪,或想起某種偉大的愛;在這冷冷的亮點之中,我想到的是我所麵臨的決定。
為什麽要按部就班地接受教育,而眼看著戰爭慢慢地把我在此所深愛的和平,德文之夏那無憂無慮的無限和平,一點點地奪走呢?這個世界上的其他人,誇肯布什之流,可以平靜地看著這場戰爭向他們接近,並最終在一個最佳時點跳入戰爭,仿佛是在證券市場上買進股票。可我不能。
沒人能阻止我,除了我自己。把稍顯保守的“我欠德文什麽”,以及我對父母的責任之類的陳詞濫調放在一邊,我借著這並不傷感的夜空光亮設想著我的責任,我知道自己不欠任何人任何東西。我認為自己應該在自己所選擇的時間,去迎接自己生命中的這一危機,現在我選擇了。
我快樂地跳躍著上了宿舍的樓梯。也許因為我心中仍保存著對夜空中寒星的想象,保存著對那不多的幾個黑暗中一動不動的亮點的想象,或者是因為從我房門底下透出的溫暖的黃光太具震撼性了。這是一個原有預期發生變化的簡單案例。燈應該是關了的。可仿佛它又自己點亮了,房門底下灑出一片淡淡的黃色光亮,照亮了樓道地板上的塵土和裂縫。
我一把抓住門柄,猛地將門打開。他坐在書桌旁我的椅子裏,低頭調整著自己粗大而累贅的腿,所以我隻能看見那對緊貼著腦袋的熟悉耳朵,以及他那剪得短短的褐色頭發。他抬起頭,臉上綻開挑釁的笑容,“嘿,哥們兒,樂隊呢?”
這天所發生的一切都消退了,就像是入冬的第一場假雪。菲尼亞斯回來了。
“我算看出來了,我絕對不該把你一個人丟下,”我還未能從發現他在這兒的衝擊中恢複過來,菲尼亞斯便繼續說著,“你從哪兒找到的這些衣服!”他那明亮的眼睛憤慨地從頭到腳打量我,目光從我的破灰帽子,轉到那磨損的厚運動衣和沾上了油漆的褲子,又轉到我腳上那雙笨重的鞋。“不必這樣給自己做廣告,我們大家全都知道你是全班穿著最不講究的人。”
“我一直在幹活,僅此而已。這些全都是工作服。”
“在鍋爐房?”
“在鐵路上鏟雪。”
他坐回到椅子上。“鐵路鏟雪。這還說得通,頭一學期咱們總幹這個。”
我脫下厚運動衣,運動衣下麵是一件賽船時穿的雨衣,一種帆布的寬大上衣。菲尼亞斯默默地凝神審視著它。“我喜歡它的式樣,”他終於低聲說。我把它脫掉,露出我哥哥給我的軍用襯衣。“非常切合時局,”菲尼亞斯從牙縫中說。脫掉它之後,就隻剩下滿是汗漬的內衣了。他微笑著看了我的汗衫一會兒,然後一麵費力地從椅子中站起,一麵說:“瞧,你應該一整天都穿它,隻穿它。它才真的有品位。你其他的衣服配這件汗衫全都是多餘。”
“很高興你這麽說。”
“不客氣,”他一麵含糊其辭地回答,一麵伸手去拿靠在桌上的一對拐杖。
我平心靜氣地看著這一幕,去年他打橄欖球摔斷腳踝骨時我見過他架拐。在德文,拐杖幾乎成了與墊肩一樣常用的體育物品。我從沒見過一個病殘之人的皮膚閃耀著如此健康的光澤,這愈發突出了他眼睛的清澈明亮;我也從沒見過有誰這樣使用自己的腋窩和胳膊來架雙拐,仿佛是在玩雙杠,仿佛隻要他想做,他就會在上麵翻個筋鬥似的。菲尼亞斯跳躍著走過房間,來到自己的小床旁,一把掀起被罩,呻吟道:“啊天哪,床都沒鋪。好端端的取消哪門子女傭?”
“女傭沒有了,”我說。“畢竟是在打仗啊。這算不上什麽犧牲,想想那些忍受饑餓和轟炸的人,以及所有其他的事情。”我的無私很好地反映了1942年的潮流。過去的幾個月中,我和菲尼亞斯在這一點上逐漸產生了分歧;我覺得自己不太讚同他那種抱怨,抱怨失去了享受,現在可是在打仗啊。“畢竟,”我重複道,“在打仗。”
“打仗?”他心不在焉地嘟囔著。我根本不理會他這個,當他的思想在別的地方的時候,他總是說話、反問、重複別人的詞語。
我找出幾條被單,給他鋪了床。受人幫助,他對此一點都不敏感,根本不像病殘人那樣努力顯得獨立。這天晚上躺在床上祈禱的時候我把這列入了祈禱內容,這是很長時間以來的頭一次祈禱。既然菲尼亞斯回來了,似乎就應該重新開始祈禱了。
熄燈後我的這種特殊的靜無聲息使他知道我是在祈禱,他安靜了大約三分鍾,然後便開始說話。他一向都是不先說說話就睡不著覺,他似乎覺得,祈禱超過三分鍾就是作秀。上帝在菲尼的宇宙中從來都不是空閑無事的,要隨時準備好傾聽。任何人三分鍾內沒聽明白他的要旨,就像我有時為了逗他而故意的那樣,菲尼亞斯就不再嚐試,隻有對我例外。
他仍在說著話我就睡著了。第二天早上,空氣冰冷,我們的一扇窗戶留了一道一寸高的縫隙,使得冷氣灌進了房間,他那極為憤慨的喊聲把我吵醒,“好端端的取消哪門子女傭!”他坐起在床上,仿佛準備跳下來,他精神飽滿,完全醒了。我不得不笑這位憤慨的運動員,他在用五個人的力氣,抱怨著服務。他扔回自己的被子,說:“把我的拐杖遞給我。”
直到現在,無論有任何事情,我一直歡迎著每一個新的一天,仿佛每一個新的一天都是一個新的生活,在這個新生活中,所有以往的失敗和問題都被抹去,而所有未來的可能性和快樂都在打開,都可以得到,大概在夜晚降臨之前就能得到。現在,從這個雪冬和菲尼亞斯的拐杖中,我開始明白,每一個早晨都再次重申著前一個晚上的問題,睡眠擱置了所有的事情,但什麽都有沒改變,你無法在黎明與黃昏之間使自己脫胎換骨。然而,菲尼亞斯卻不相信這個。我確信,每天早上他第一件事就是低頭看自己的腿,一想起它來就看,看它是否在他睡覺期間完全恢複了。他回德文後的第一個早晨,當他發現它仍然是瘸的,仍然打著石膏時,他用他通常的那種自製的神氣說:“把我的拐杖遞給我。”
隔壁布林克爾?哈德利的醒來總是像一列快車般鬧騰。牆那邊會稀裏嘩啦傳來一大堆聲音,布林克爾跳下床,粗聲粗氣地咳嗽,腳丫子在地板上砰砰作響,咚咚地穿過寒冷的空氣,去壁櫥拿衣服,大聲地跑過走廊,去衛生間。然而,今天他卻改變了方向,沒去衛生間,徑直闖進了我們的房間。
“準備好報名了?”他還沒進門就喊。“你準備好啊——菲尼!”
“你準備好啊——什麽?”菲尼在自己的床上追問。“誰準備好報名了,還有那個啊什麽?”
“菲尼。天哪,你回來了!”
“沒錯,”菲尼證實道,臉上綻開一絲淡淡的愉快笑容。
“這麽說,”布林克爾朝我一撇嘴,“你的小小陰謀並不是太成功啊。”
“他在說什麽?”我把拐杖放在菲尼腋下時他說。
“扯閑篇唄,”我簡短地說,“布林克爾還能說什麽?”
“你完全知道我在說什麽。”
“不,我不知道。”
“啊,你知道。”
“你在告訴我我知道什麽嗎?”
“沒錯。”
“他在說什麽呀,”菲尼問。
房間裏非常冷。我渾身發抖地站在菲尼亞斯前麵,仍然攥著那對已經就位的拐杖,無法轉身麵對布林克爾和他念念不忘的玩笑,這個毀滅性的玩笑。
“他想知道我是否和他一起去報名,”我說,“入伍。”這是這一年所有十七歲青年的終極問題,這句話把布林克爾的暗諷從每個人的心頭驅趕開,除我之外。
“是的,”布林克爾說。
“入伍!”菲尼同時喊道。他那明亮的大眼睛轉向我,眼睛裏有一種奇怪的眼神。我以前從沒見過他的這種眼神。他仔細打量過我一番之後,說:“你要入伍?”
“啊,我隻是想到——昨天晚上幹完鐵路的活以後——”
“你想到你可以報名參軍?”他一麵繼續說,一麵小心地將目光轉開。
布林克爾吸了一口他那種參議員式的深呼吸,但卻發現沒什麽可說的。我們三個站在新罕布什爾淡淡的晨光中發抖,我和菲尼穿著睡衣,布林克爾穿一件藍色法蘭絨浴袍和一雙裂開口子的軟皮拖鞋。“你們什麽時候去?”菲尼繼續問。
“啊,我不知道,”我說。“這隻是昨晚布林克爾恰好說起來的,僅此而已。”
“是我說的,”布林克爾一麵用一種不同於往常的戒備語氣開口道,一麵飛快地瞟了菲尼亞斯一眼,“是我說的今天報名參軍。”
菲尼一瘸一拐地走到梳妝台前,拿起自己的肥皂盒。“我先淋浴,”他說。
“你不能把石膏弄濕,對吧?”布林克爾問。
“是的,我把腿放在簾子外邊。”
“我幫你,”布林克爾說。
“不,”菲尼說,看都沒看他一眼,“我自己能行。”
“你怎麽能行?”布林克爾不屈不撓地堅持著。
“我自己能行,”菲尼陰著臉重複。
雖然我幾乎無法相信這個,可它卻那麽明確地印在他臉部那僵硬的表情上,一點都不會有錯,他那平淡語氣下麵的東西也太容易察覺了:菲尼亞斯因為我想走而震驚。出於某種原因,他需要我。他需要我。我是他所遇到的最不值得信任的人。我知道這點,他也知道或應該知道這點。我甚至告訴過他。我告訴過他。但是他的臉上和聲音中卻毫無疑問有一種冷漠。他需要我在他身邊。這時,戰爭離我遠去,當兵、逃離現實、重新幹幹淨淨地開始,這一連串夢想對我失去了它們的全部意義。
“你當然自己能淋浴,”我說,“可這又怎麽樣?好了。布林克爾總是……布林克爾總是事事搶先。報名參軍!多瘋癲的想法啊。這隻是布林克爾又想搶第一罷了。即便你是邁克阿瑟將軍的大公子,我也不跟你一起報名參軍。”
布林克爾自大地挺直身子。“你以為我是誰!”但是菲尼沒有聽他這句話。他的臉已經對我所說的話綻開炫目的微笑,整個臉都亮了起來。“報名參軍!”我不停口,“即便你是埃利奧特?羅斯福,我也不和你一起報名參軍。”
“堂弟,”布林克爾揚著下巴說,“總統的遠房堂弟。”
“即便你是蔣介石的夫人,”菲尼加入進來,“他也不和你一起報名參軍。”
“啊,”我小聲說,“他真的就是宋美齡。”
“不會吧,”菲尼喊道,向我們呈現出一副完全被嚇呆了的驚異表情,“誰會想到這個!中國人,“耶魯?派瑞爾”,就在德文。”
就德文學校1943級的曆史而言,這是我們的談話中僅值得保存的部分。布林克爾?哈德利給別人起外號起了四年,自己卻巧妙地逃避,一個外號都沒被起,現在終於被安上了一個。“耶魯?派瑞爾”哈德利以流行性感冒的速度傳遍全校,必須要說,這個外號牢牢地跟隨著布林克爾,隻不過在需要簡稱的時候,大家有時叫他“耶魯”,而不是叫他“派瑞爾”。
但是一個星期後,我就把這個忘在了腦後,而從那以後我卻從沒忘卻過菲尼以為在他回德文的頭一天我就想拋棄他時,他臉上的那種目瞪口呆表情。我不知道他為什麽選擇了我,為什麽他隻能向我展示他殘疾的最為自慚形穢的一麵。我不在意。因為戰爭已不再腐蝕那和平之夏的平靜,那平靜曾是我在德文最為珍視的。盡管運動場在一尺厚的冰雪下凍成了硬殼,小河變成了枯樹之間的一條灰白色冰道,可是對我來說,和平又回到了德文。
所以,戰爭像海濱鋪天蓋地的浪頭,聚集著能量和體積,衝向我們,把我們淹沒在它洶湧的席卷之中,似乎無法逃避,隨後在最後關頭,菲尼亞斯的一句話卻使我們躲了過去。我隻是低頭一閃,僅此而已,波濤那強大的力量在我們頭頂毫無傷害地打了個旋,無疑把其他人狠狠地甩倒在海灘上,卻留下我們像以前一樣平靜地蹚水。我並沒有停下來想,漲潮的時候,浪頭是不可避免地一個接一個的,而且一個比一個大,一個比一個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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