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冬天，”這天早上我們從小教堂回來時，菲尼第四次要我放心。---瀏覽器上打上-看最新更新---

    “啊，可冬天不喜歡你呀。”為了便於行走，學校裏的許多路段都用木板鋪上了人行道，但是木板上也到處有著一片片的結冰之處。拐杖一下沒杵對地方，他就會摔倒在冰封的板材上，或跌進結著冰殼的積雪裏。

    即使德文的室內，對他來說也到處都是陷阱。幾年前學校用一個石油家族的巨額饋贈，以一種特定的清教徒式雄偉風格對校舍進行了大規模重建，仿佛把凡爾賽宮搬了過來，再根據主日學校1的需要進行修改。這種華麗與端莊的混合暴露出了學校那不統一的性質，就像它所橫跨的那兩條河的不同一樣。從外麵看，校舍是由直線條的紅磚與白隔板構成的，含蓄而樸實，每一個窗戶旁都有百葉窗在站崗，屋頂上東一處西一處散布著幾個毫不張揚的白色圓頂，因為它們的存在是意料之中的，不漂亮，就像是香客的帽子。

    但是一旦你穿過那些具有十三州風格特點的門道，門道裏隻星星點點地有一些扇形窗或低矮的浮雕柱，暗示著某種低調的裝飾是可允許的，這時你就會進入一場具有蓬巴杜夫人2式奢華的鬧劇。粉紅色大理石牆和白色大理石地麵的上方是拱形和穹隆狀的天花板；一個會議廳裝飾成意大利文藝複興最興盛時期的風格，另一個會議廳則被枝形吊燈上的水晶球發出的光焰照得通明；一整麵牆都是易碎的落地窗，落地窗俯瞰著一個意大利花園，花園裏點綴著大理石裝飾；一樓的圖書館是法國普羅旺斯風格的，二樓是洛可可風格。除了宿舍，所有的地麵和樓梯都是用光滑的大理石製成的，它們甚至比結冰的人行道更暗藏危險。

    “冬天也愛我，”他反駁道，然後，他不喜歡這古怪的聲音，又補充說：“我是說，你幾乎可以說季節也是懂得愛的。我的意思是，我愛冬天，當你真的愛什麽東西時，那麽這東西也會反過來愛你，以任何它自己的方式來愛。”我並不認為這是對的，我十七年的經驗已告訴我，這番話裏麵的錯遠遠大於對，但是它卻像菲尼對其他事物所產生的想法和信念一樣：那應該是對的。於是我沒爭辯。

    木板路結束了，當我們走下一個通往我們教室的坡路時，他稍稍走在我前麵一點。他以驚人的小心，挑著路走。他是一個以前把這地麵主要用作起點的人，這地麵隻是他跳向空間時一個虛懸世界中的特定元素，如今此人走起路來竟如此小心翼翼，確實不可思議。現在我記起了以前從沒特別注意的東西：菲尼亞斯曾經是怎樣走路的。在德文，我們有形形色色的步法：那種一個突然長高了三十公分的男孩子笨拙的拖著腳的走法，那種覺得自己肩膀變得有多寬者搖搖晃晃的牛仔大步，有悠然的緩步，有蹣跚而行，有輕快靈活的腳步，也有巨人的健步如飛。但是菲尼亞斯卻是以一種流暢的平衡來持續行走，極為輕鬆，以至於他似乎是在毫不費力地一路飄行。現在他則一瘸一拐地在一片片的冰地之間跛行。斯坦普爾大夫下的定論有一點是確定了——菲尼亞斯可以重新走路。但是另一個想法卻在我麵前揮之不去：他再不能那樣走路了。

    “你有課嗎？”當我們抵達教學樓的台階時他問。

    “有。”

    “我也有，咱們不要去。”

    “不要去？可拿什麽來當借口呢？”

    “咱們就說我從小教堂回來累虛脫了，”他看著我，朝我幽幽一笑，“你得照顧我。”

    “這是你返校的第一天，菲尼。你不應該曠課。”

    “我知道，我知道。我要學習。我真的要學習。雖然主要是你幫我把功課給補上，可我也要盡可能地努力用功。隻不過不是今天，這不是首先要做的。不是現在，我不想在我連學校還沒看的時候就學什麽連接動詞。我想看看這個地方，除了咱倆的房間和小教堂，我還什麽都沒看。我不想看教室，不是現在，現在還不想看。”

    “你想看什麽呢？”

    他開始轉過身去，於是他的背朝著我。“咱們去體育館，”他簡短地說。

    體育館位於學校另一端，至少有四百米遠，一路上全是冰。我們別的什麽話也沒說，就出發了。

    我們到達那裏時，汗水像油一樣從菲尼的臉上往下淌，他暫停下來時，手和胳膊都不由得發著抖。那條打著石膏的腿像個海錨似的拖在身後。這天早上我在宿舍房間所看到的那力量的假象，一定就是他在家時用來欺騙醫生和家人允許他回德文的同一個假象。

    我倆站在體育館前結滿冰的草地上，他在準備著走進去，先歇息一會兒，這樣他就可以在走進去的時候表現出精力來。後來，這成為了他的習慣；我常常撞見他站在一幢建築物前，假作思考，或假作審視天空，或摘下手套，不過這種障眼法從來都騙不過我。菲尼亞斯是一個差勁的騙子，缺少實踐。

    我倆走進體育館，一路走過大廳，使我驚異的是，我倆經過了獎品室，獎品室裏他的名字已然刻在一個獎杯上，繡在一麵錦旗上，銘寫在一個橄欖球上。我確信這就是他的目的，思考這些逝去的輝煌。我已對此做好了準備，我甚至想起了幾句積極向上的勵誌格言，來鼓舞他。但是他不假思索地走過了獎品室，走下一段陡陡的大理石台階，走進更衣室。我一直困惑地跟在他身邊。角落裏有一遝髒毛巾。菲尼用一根拐杖扒拉它們，微笑著發牢騷道：“好端端的，取消哪門子女傭？”

    這個時間更衣室裏空空如也，一排又一排暗綠色的存衣櫃被寬寬的長木凳隔開。房頂上懸掛著管道。這是德文的一個沉悶的房間，暗綠色、棕褐色和灰色，隻是在盡頭處有一個大理石的大拱廊，白光閃閃，它通向遊泳池。

    菲尼在長凳上坐下，掙紮著脫掉他羊皮裏子的冬季大衣，深深地吸了一口體育館裏的空氣。沒有哪個更衣室會比德文的更衣室氣味更刺鼻；最顯著的是汗味，但是汗味裏麵還混雜著大量的石蠟味、糊橡膠味、浸透的羊毛織品味、塗抹油味，對那些知根知底的人來說，還有疲勞的氣味、失去希望與失去勝利的氣味，以及身體相搏的氣味。我認為這是一種不好的氣味。這主要是人的身體被用到極限之後所發出的氣味，這種氣味對任何運動員的意義和刺激都像它對任何情人的意義和刺激一個樣。

    菲尼亞斯東看看西看看，他看著牆旁邊一個沙坑上方的單杠，看著地上的一套舉重杠鈴，看著卷起來的摔跤墊，看著一雙踢到存衣櫃底下的釘鞋。

    “還是那個老地方，對吧？”他一麵說，一麵轉向我，輕輕地點著頭。

    過了一會兒，我輕聲答道：“並不完全是。”

    他並沒有假裝沒聽懂。頓了一下，他用樂觀的語氣說：“你現在要當大明星了，”然後又有些尷尬地補充道：“你可以急追直上。”他拍了一下我後背，“去那兒，做幾十個引體向上。你最後究竟參加哪項運動的選拔賽了？”

    “哪項都沒參加。”

    “沒參加，”他那輕蔑的臉上，眼睛如炬般地盯著我。“還在當劃艇隊領隊資深助理？”

    “不，這個差事我辭了。我隻是一直來體育館上課，上那種專門給不參加任何選拔賽的人開設的體育課。”

    他在長凳上費力地扭轉過自己。玩笑過去了；他的嘴惱怒地大張著。“你究竟他媽，”他的聲音在這個詞上突然大幅度降低，“為什麽這麽做？”

    “太晚了，無法再報名參加任何其他項目，”看到他臉紅脖子粗，要對我這個托詞大發雷霆，我吞吞吐吐地繼續講，“不管怎麽說，現在在打仗，體育隊也沒有多少外出比賽。怎麽說呢，戰爭期間，體育運動似乎並不那麽重要。”

    “你全然相信了所有的那些戰爭廢話？”

    “不，我當然——”我太一心於反駁他，以至於我反駁之語說了一半時，才弄明白他的這句話；現在我的眼睛飛快地轉回到他臉上。“所有的那些戰爭廢話？”

    “所有的那些關於現在在打仗的廢話。”

    “我想，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確實認為美利堅合眾國與納粹德國和日本帝國處於交戰狀態嗎？”

    “我確實認為……”我的聲音越來越小。

    他站起身，身體的重量放在好腿上，另一條腿輕輕擺在他前麵的地板上。“別犯傻了，”他冷靜而泰然自若地注視著我。“沒有任何戰爭。”

    “我知道你為什麽這麽說，”我說著，努力跟上他的思路。“現在我明白了。你仍然處於某種藥物的影響之下。”

    “不，那是你。那是所有的人。”他扭轉過身體，這樣他就直接麵朝著我了。“這就是這整個的戰爭故事。一劑藥。聽著，你聽說過‘沸騰的二十年代’嗎？”我非常緩慢非常謹慎地點了點頭。“那時人們全都狂喝杜鬆子酒，每一個年輕人都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的。”

    “啊，他們不喜歡這樣，那些牧師、老女人，以及所有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不喜歡這樣。於是後來他們嚐試了“禁酒令”，結果人人都喝得更醉了，於是再後來他們索性鋌而走險，推出了大蕭條。這使得三十年代的年輕人不敢越軌。但是他們無法將這個把戲永遠玩下去，所以對咱們四十年代的年輕人，他們就編造出了這場假戰爭。”

    “‘他們’究竟是誰？”

    “那些不想讓咱們搶走飯碗的胖老頭，他們編造了所有的一切。比如說，並沒有任何真正的食品短缺。現在這幫家夥讓人把最好的牛排全都送到他們的俱樂部去了。你注意到沒有，最近他們越來越胖了？”

    他的口氣完全認定我肯定是注意到了。有那麽一會兒，我幾乎信以為真。後來我的目光落在那伸向我的白繃帶和白石膏，與往常一樣，這使我脫離開菲尼所杜撰的世界，像這天早上醒來時那樣，我回落到現實中，回落到事實上。

    “菲尼亞斯，你說的這一切都很有趣，不過我希望你不要過多地自己玩這種遊戲。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反正我得在精神病院給你訂個床位。”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心於辯論的時候，他的目光絕不在我的目光下動搖，“這整個世界現在就是在精神病院裏，但是隻有那些胖老頭們懂得這個玩笑。”

    “還有你。”

    “是的，還有我。”

    “是什麽使你如此特殊？為什麽你懂得它，而我們其他人卻稀裏糊塗？”

    辯論的勢頭猛然突破了他的控製。他的臉凝固住了。“因為我痛苦，”他大聲喊叫道。

    我倆驚詫地從這個問題上退卻。在寂靜之中，我倆之間這個早上所有的發狂情緒都結束了。他坐下來，把他那潮紅的臉轉離開我。我一動不動地坐在他身邊，隻要我悸動的神經撐得住，我就一動不動，後來我站起身，緩緩向前走去，毫無目的地走向任何一件東西，結果是那架單杠。我向上一躍，抓住杠子，然後，在一種笨拙的，也許是滑稽可笑的想要向菲尼亞斯示好的心態之中，我引體向上。我什麽其他事情都不想，不想正確的話語，不想正確的姿勢，我做我能想到的。

    “做三十個，”他用不耐煩的口吻嘟囔道。

    我以前從沒做過十個。做到十二個時，我發現他一直在默默地數數，因為現在他已開始用一種不明確的、隱隱可以聽見的聲音出聲地數了出來。十八個時，他的聲音有某種放大，二十三個時，聲音中的最後一絲不耐煩消失了；他站了起來，他數下一個數字所帶出來的迫切語氣就像是一股看不見的助力，把我的身體拉過胳膊的距離，直到他突然快樂地大聲喊“三十！”

    那一刻過去了。我知道，菲尼亞斯發現了自己的憤世嫉俗，他比我更為震驚。我倆都再沒提這事，我倆也都沒忘掉它的存在。

    他坐下來，審視著自己緊攥在一起的雙手。“我告訴過你嗎，”他開口用沙啞的嗓音說道，“我曾經誌在奧林匹克？”若不是他剛才說出了那番他不得不說出的非常個人的、某種深藏於心底的話，他本是不會提這個的。做些不同的事，說個笑話，這些本都是一種偽君子式的對發生過的事情的否認，可這樣的事菲尼亞斯做不出來。

    我仍然吊在杠子上；我覺得我的雙手仿佛離不開它了。“沒有，你沒告訴過我這個，”我對著自己的胳膊喃喃道。

    “啊，那曾經是我的誌向。現在我無法肯定，無法百分之百肯定，自己到1944年是否能完全恢複好。所以我要訓練你去替我參加。”

    “可44年是不會有奧運會的。隻有兩年了。戰爭——”

    “別再念叨你那想入非非的生活了。我們在為1944年的奧林匹克運動會而訓練你，哥們兒。”

    我雖然不相信他的話，也沒忘記全世界的軍隊都在穿梭於戰場，可我還是像曾經的那樣，跟隨著菲尼的任何新發明。樹立目標是沒什麽壞處的，即使這目標是一場夢。

    但是由於我們離火線實在是太遠了，所以任何戰爭感的主要維持都是精神上的。我們看不出它的任何真實性；我們對戰爭的全部印象都是來自兩維的虛假媒介——報刊、雜誌、新聞簡報以及海報上的照片——或者收音機裏矯揉造作灌輸給我們的聲音，或者是報紙上方的通欄大標題。我發現，我隻有通過不斷發揮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抵擋住菲尼那傾向於和平的咄咄逼人的進攻。

    現在，當我們晚飯吃著雞肝的時候，我的心頭不禁浮現出一幅景象：羅斯福總統、我父親、菲尼的父親，以及許多其他的胖老頭們正坐在某個精致但卻隱蔽的男人俱樂部房間裏，吃上等腰肉牛排。當家裏來信告訴我，由於汽油定額，探望親戚的旅行取消了，這時我就很容易想象出父親無聲地微笑著，一副會意的眼神——想象這個，至少與想象美軍匍匐穿越一個名叫瓜達爾卡納爾1的地方的叢林一樣容易——正如菲尼亞斯說的，“那地方究竟在哪兒？”

    一天又一天，我們在小教堂裏，以戰爭的名義，被要求節衣縮食，努力用功，這時候，是不可能看不出老師們是在使用這個口實來驅使我們的，就像他們一向都想驅使我們一樣，根本無所謂什麽戰爭或和平。

    假如菲尼是對的，那麽這將是多大的一個笑話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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